撰文/郭润涛
现在我们将日常生活中人们互相争斗的行为叫做“打架”。然而，“打架”一语，并非古而有之。古人将人们互相之间的争斗叫做“相打”，法律上则称之为“斗殴”。大约在明清之际才有“打架”的说法，多见于清代康熙年间形成的文献。康熙之后，“打架”一语才流行起来，尤其在小说中，不仅将斗殴行为称之为“打架”，连日常生活中互相争闹也称之为“打架”。
康熙《章丘县志》载《弭盗条约》（康熙二十九年）云：“禁招帖打围扰民。东省习俗强悍，好勇斗狠。更有弁劣、赀郎、豪家子弟，私养马匹，架鹰牵犬，趁集贴帖，自某地至某处，彼此约订日期，名曰打大围。百十成群，作践田畴，争胜打架，伤人肢体，致干人命，大为不法。”（卷十）此文说“争胜打架”，意思与今天所说的“打架”一样。成书于康熙年间的《福惠全书》，有“禁打架”一条,干脆将以下情况称之为“打架”：“夫词讼当官审出，两造邀集亲友中之恶少，以及种田佃户、街市游手，各藏短棍、铁尺、金刚圈等类，即于衙门前互相凶殴。每有打伤负重，另补人命新词者。无论南方北地，往往皆然，殊为恶俗，可恨之甚。”与《章丘县志》所谓山东省的“打大围”一样，《福惠全书》特别说到：“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纠合绅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两臂刺绣花纹，身服齐腰短甲。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闻他人有不平，便指报仇而恣抢夺；忤伊凶于一盻，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称太岁，名曰打降。”（卷一一）可见，这种纠众闹事、互相凶殴的现象，各地有不同的名谓，但皆可称之为“打架”。
乾嘉之时，山东人郝懿行作《证俗文》，释“打降”一语云：“俗谓手搏械斗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服也。方语不同，字音遂变。或读为打架，盖降声之转也。”（卷六）郝氏说，“打架”是“打降”的音转。这也就是说，“打架”一词是由“打降”一语而来。“打降”在当时读作“打将”（去声）。“将”与“架”一音之转，音别为字，就写作“打架”。现在我们在“打架”“吵架”“劝架”等词语中，尤其是“劝架”一词中，对“架”字作争斗解。其实，这个“架”字原本并无此义。
“打降”之“降”，郝懿行说读“将”（去声）。他又引《尔雅·释天》关于“虹”的记载，再引《经典释文》的解释，说“是知虹有绛音”。“绛”字现在读如“将”，但这不是它的古音。《康熙字典》载：《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皆注为“古巷切，音降”。这样似乎又绕回来了。《康熙字典》载“降”的读音：“《广韵》：下江切。《集韵》《韵会》《正韵》：胡江切，音缸。”又引顾炎武《唐韵正》说：“古音洪”。《唐韵正》卷一云：“《广韵》：去声，古巷切。巷，古音閧。古巷反，当音贡。按：降字与虹霓之虹同音。《诗》：‘实虹小子。’郑康成读户江反。户工音洪。……今人不识降之音洪，反读虹为居浪反矣。”这个解释，与前述郝懿行的说法一致。郝氏说：“今东齐人呼虹若酱，即绛声之讹。”他以此说明“虹”读作“酱”的语音变化，并说这是讹读。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明“打降”的“降”本来应读作何音，但多少说明“打降”原本不读“打将”。
与郝氏差不多同时的苏州人顾公燮，撰《丹午笔记》（原名《消夏闲记》），也有“打降”一条，谓：“康熙年间，男子联姻，如贫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纠集打降，径入女家抢亲。其女必婿亲扶上轿，仍以鼓乐迎归成亲。又讦讼者，两造各有生员具公呈，听审之日，又各有打降保护。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也。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闻呼即至，如开行一般，故谓之‘打行’。今则功令森严，此风不兴矣。”顾氏直接说，“打降”的“降”字写错了，当作“打行”。顾氏说得很清楚，之所以叫做“打行”，是“如开行一般”。这“开行”的“行”，是行业的“行”。这个“行”字的读音，在今天江浙等地的方言中，还与投降的“降”同音。明人陈第说：“降，古音洪，后人有用入阳韵者。”阳韵的“降”音，为“胡江切”。这个音，与“打行”的“行”很接近。《康熙字典》载：“行，《集韵》：寒冈切，音杭。《类编》：列也。”在今天江浙等地的方言中，“打行”的“行”与“投降”的“降”，读音相同。而在明清时期，在这个地方的方言中，“行”与“降”为同音字，把“打行”写成“打降”是同音关系。康熙《崇明县志》卷一四“风物志”就这样解释：“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行业也。又名‘打降’，犹降伏之降也。”
清朝初年，苏州人褚人获撰《坚瓠集·壬集》卷二也有“打行”一条。此条引《亦巢偶记》云：“打行，闻兴于万历间，至崇祯时尤盛。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之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嘱头目，顷之齐集，后以银钱付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故曰行也。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作‘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字久而不变，故记之。”《亦巢偶记》记述“打行”一名的由来，说是当时有人帮助人家斗殴，或人家有讼事，他们去“保护”当事人，人家得事先付钱，事后还要酬谢，“如牙侩然”，也就是顾公燮所谓“如开行一般”。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记载：“市井恶少，恃其拳勇，死党相结，名曰‘打行’，言相聚如货物之有行也。”可见，“打降”本作“打行”已无疑问。
在当时苏、松一带，不仅流行“打行”，还流行“访行”，是都市中一些人的一种生意。明人王锡爵撰《邑侯熊公去思碑》云：“嘉定士风清嘉，为吴中最。而民间独多桀黠不逞之徒，什伍为辈，强生事端，苦怯诈愚，横行都市，其祸甚于盗贼，谓之‘打行’。直指使按行郡县，禽治豪强，其势不能无所寄耳目。而嘉定奸人常勾引为之窟宅，意欲有中伤，或取人贿赂，为之报怨，则窜姓名于其中，饰以赃罪。一经逮系，上人虽悟其非辜，亦终不得纵舍，谓之‘访行’。”（万历《嘉定县志》卷二〇）可见，“访行”之人“取人贿赂，为之报怨”，也作为一种生意来做，王锡爵所说是万历年间流行于苏、松一带的情况。与王氏同时的苏州人娄坚，在《乞礼朱熊王公于名宦呈词》中说：“又以恶草不除则嘉禾不殖，始剪打行之凶横，继绝访行之中伤。”（《学古绪言》卷二〇，康熙刊本）说的也是嘉定知县熊密的事。王、娄二人皆将“打行”与“访行”并提，说明当时对横行于都市的“打”和“访”之类的事，皆以“行”相称。
将“打行”改写成“打降”，《亦巢偶记》说是入清之后的事。前引康熙《崇明县志》就记载“又名‘打降’”。但从方志记载的情况看，明代末年，“打降”的写法已经出现。天启《海盐县图经》有“戒打降”的表述。（卷六，“食货”篇下，附保甲火夫事宜，谕俗十二戒）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也有“迺若打降恶少，饮血结盟，十百成群，一呼毕集”的记载。这说明在“打行”的发生地，或者在同一方言区内，明代末年就出现同音异写的情况。
“打行”之风，兴起于明代嘉靖年间，比《亦巢偶记》所说为早。《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月间，在苏州城内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当时，浙江馀姚人翁大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苏州、松江诸府，严厉禁缉号称“打行”的恶少。当翁大立至苏州驻札时，诸恶益惧，于是“相与歃血以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狱，劫囚自随，鼓噪攻都察院，劈门入之。大立率其妻子逾墙遁去，诸恶乃纵火焚衙廨，大立所奉勅谕符验及令字旗牌，一时俱毁。诸恶复引众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却之。将曙，诸恶乃冲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卷四七八）《实录》记载此事前如此叙道：“苏州自海寇兴，招集武勇，诸市恶少，咸奋腕称雄杰。群聚数十人，号为‘打行’‘扎火囤’，诓诈剽劫，武断坊厢间。”这说明苏州“打行”之风的兴起，与当时防御海寇有关。隆庆《长洲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条亦云：“近缘倭夷倔起，遂有超距翘关者出焉。家匿亡赖，户结博徒。过屠肆以磔人，入娼家而使酒。游闲群聚，名曰‘打行’。”此所谓“海寇”“倭夷”，即通常所说的“倭寇”。明代“倭患”主要发生于嘉靖中期。蔓延到南直隶地区，大约在嘉靖三十年之后。是时，官府除动用原有的卫所军御寇之外，还在城乡推行保甲制，编练民壮，以守卫家园。因为卫所军不堪任用，官府征调客兵来浙直地区参与御寇，还在民壮中编练乡兵。但乡兵、客兵及卫所军主要用于抵御沿海来犯的海寇，本地城乡治安尤其是政权所在的县、府、司城的守御，则主要依赖民壮或民兵。而像苏州这样的“天下都会”，为财富聚集之处，其安危既为官府所重视，也为民间所关心。所以，一旦形势吃紧，除官府从各县抽调民兵之外，民间也自发招集青壮少年，组织成守御力量。这种由民间自发募集的“武勇”，就是“打行”的起源，时间上当在嘉靖三十年之后。
在起初十馀年时间里，毕竟不是随时都作战斗状，馀闲之时，招集在一起的武勇，利用他们的拳脚功夫，横行市井，武断坊厢间，已成为社会问题。巡抚翁大立未到苏州，就声言严惩，可见问题已很严重。然以“打”为一种专业或行业，当在倭患平息之后。嘉靖四十二年以后，苏州乃至南直和浙江，倭患大致平息。其后，原来由官府编练的民兵开始裁减，民间自发招集的称之为“打行”的组织，也相应解散。然而，正如官府仍然保留大量的民壮额员，这些招集而来的“打行”人员，也部分地留在城市之中。他们本来凭借的就是一身的武勇，加上多年训练，舞拳弄棒成了他们赖以谋生的本事。这些当年招集的“打行”之人，在从事几年甚至十馀年的打行生涯之后，也很难再回到原先的生活。他们留在城市中，或者本来就是城中市民，“打”的本事，便成了他们的一种优势。只要有人斗殴或者纠纷，他们便会积极介入，获取生活来源。这种情况，当时官府不是不清楚，但开始时这些人都算是有功于城池社稷之人，官府也只好睁一眼闲一眼。官府的“姑息”，为以后其成为地方之害，埋下了祸患。
从本文所引述的几条资料看，“打行”之风似主要与诉讼有关。“诉讼”也称“词讼”，一般不包括人命、盗贼等重案，而指所谓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寻常事件所引发的控告和应诉。明朝原先不鼓励民间动辄越级上访，《明律》中有“越诉”一条，要求民间诉讼必须从里甲开始，尔后再由县衙门起，一级级地循序渐进。尤其是所谓寻常事件的纠纷，要由里甲中的里长、老人等调解裁决，不能动不动“将矛盾上交”。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的纠纷、冲突层出不穷，里甲已无法解决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在官府，除小部分难以理断而又不重要的事件发还里甲处理外，大部分诉讼事件，官府也都积极处理。个中原因，除官府需要以“实心”行“实事”的理念之外，还有一个现实因素，就是财政上的需要。官府需要通过对诉讼事件的裁决，来获得行政经费（如文书簿票的纸张、送往迎来的公费）和赈济需要的粮食款项等。这些费用，本来自有来源，不足部分则从诉讼事件的“罚赎”来获取。民间和官府两个方面，共同促成了诉讼事务日益增加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为一种依附性行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打行”主要体现在为诉讼双方“站队”，以作威势，或者“用以为卫”、“打降保护”。这看上去还不算野蛮。其实，这样的架势难免双方在衙门前互相凶殴。而在明代万历年间，“打行”之参与别人的诉讼，其行为殊为恶劣。万历《嘉定县志》卷二《疆域考下》“风俗”记载：“市井恶少，恃勇力辩口，什伍为群。欲侵暴人者，辄阴赂之，令于怨家所在，阳相触忤，因群殴之，则又诬列不根之词，以其党为证佐，非出金帛厚谢之不得解，名曰打行。”万历《常熟县私志》卷三“恶俗”也记载：“讼之家，倚势不足，更募打行。卒遇则殴，有所谓隔年拳者，或逾年死，或逾三年死，《洗冤录》所不载。即子孙明知受毒之由，何门诉也。”可见，“打行”之人，赚的是诉讼一方的钱，而施之以打击报复。当然，诉讼的另一方，也可以雇请别的“打行”，以成均势。但这种看上去像现代黑社会那样的作派，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其恶劣的风气。
本来“打行”的专业是打人。既然是打人，挨打也就难以避免，但这毕竟不是主动被人打。明末清初，居然出现了一种专门代人受杖的“打行”。太仓人陆世仪在代友人所撰《姑苏钱粮三大困四大弊私言》一文中，述及“四民之弊”云：“更可笑者，闻太仓近日增一‘打行’，盖征比急迫，聊以代杖耳。官杖每日数千，里民不胜其苦，倩人代杖，每板必要二钱，民之穷饿者多赖此以活。遂有奸民从而垄断，特开行面，四方群趋之。”（《桴亭先生诗文集》文集卷五）官府征收地丁钱粮，其中有两个环节：一是催征，例由里长负责；二是比较，由官府负责。官府将催征钱粮的任务下达于里长之后，按照规定的限期，进行比较。比较就是分明钱粮的完欠情况。里长要按照限期，赴县衙门去“听比”。如果所限的任务没有完成，照例要受“杖责”。由于总是完不成每限的催征任务，总是挨板子，且太过频繁，里长们就雇人代其受杖。
大抵到明末清初，“打行”所从事的范围就不止于介入诉讼、参与纠纷，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什么都可以干，社会民众也不得不依仗于他们。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记载：“市井少年，什百为徒，逞其拳勇，名曰打行。私立名目，一倡百和。凡撇青、抢亲、扛抬、紥诈，非得此辈不兴也。撇青者，或有宿愤，号召其徒，腰镰执梃，三五为群，花禾方长，乘机割刈，青野如洗。抢亲者，见平民有女，辄持双烛茶叶投其家，其家惊避，反指赖婚。甚有群不逞，持火执械，黑夜突入人室，负其女至半途，舁之而去。迨讼之官，则云断合不断离，可惧也。扛抬者，或匹夫匹妇，一朝小愤，投环赴水，并非威逼，地方亡赖即拥多人，乘机搬抢，投告有人，设处有人，甚有乞儿饿妪，僵死风雪，不逞之徒，冒认处故，白地起波，不待简验，其家已破。凡此皆打行之煽毒也。至于纵酒肆、博报仇，睚眦张威閧斗，又其馀事。人之罹其毒者，隐忍退避，莫敢声扬。间或闻之当事，又有大力者为之奥援，庇护免脱，此若辈所以横不可制也欤！”事情演化至这样的情形，离受到更为严厉打击的时间也就不远了。就在康熙年间，清朝更为严厉地打击“打行”之风。清朝比明朝更严厉的地方是，不仅剪除首恶，而且颁行一系列禁令。所谓“功令森严”，此风大约在康、雍之际渐渐消亡。
“打行”因御倭而起，主要发生在南直隶和浙江等地。本来为守家护园，系特定形势下的产物。可是，形势已变而流毒尚存，且演化成一种“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邪恶势力，这或许是当时人所始料未及的。在明代后期，它与北方的“响马”等齐名，官府屡禁难止。崇祯年间，祁彪佳巡按苏、松诸府，即对苏州的“打行”实行严惩：“廉其稔恶可杀者四人，械于衢，集乡三老询之曰：‘是可杀否？’乡三老曰：‘可。’即又询诸观者曰：‘是可杀否？’观者曰：‘可。’
于是抡大棰……操棰一棰至死，验之陈其尸。”（《东林列传》卷一一《祁彪佳传》）这样的严打，不可谓不严厉，但并未禁绝“打行”之风。而当辽东事起，又有人想起“打行之人”原有守护家园的作用，提出征用“打行之人”，以及北方的“响马”等，前赴辽东拒敌。这种想法，听起来似乎是用其所长，但正如熟悉“打行”的苏州人陈仁锡所言：“夷患时有，而纪纲必不可紊。若遂欲用打行、百子会、响马以拒敌，是率天下而夷也。”陈氏疾言，这种做法“不唯不可行，亦不可言。不唯不可言，并不可名”（《无梦园初集》劳集一《正名遏乱》）。利用社会上的邪恶势力，来承担保家卫国的重任，无异于引火烧身，不要说不可行，连说都不能说，想都不能想。
自清代中叶以后，虽然“得钱而为人效力”、武断坊厢间的人与事依然存在，但以“打行”为名的恶俗已不再存在。至乾隆年间，连知道“打行”之事的人都不多。《四库全书》辑入娄坚的《学古绪言》，原文几处“打行”，皆改为“打降”。高攀龙的《高子遗书》，也都作了相应的改动。这些改动，暴露了四库馆臣也已“不知其说”。而当“打架”一语流行之后，“打降”一词则掩没不彰，较少为人所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