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世说》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作《三都赋》，十年乃成。门庭户席，皆置笔砚，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时人皆有讥訾，思意甚不惬。后示张华。张华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请序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
这里引用《太平御览》本《世说新语》，较之通行本文字为多，可能是集合了诸家《晋书》而成。《文选集注》引王隐《晋书》说，当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以极眩曜。晋武帝取代曹魏之后，平定吴国，左思开始构思《三都赋》。他是站在魏国的立场，用以说明吴、蜀之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皆非通方之论”。这里便“奄有诸华之意”。据此，有学者认为此赋作于西晋统一中国之前。这说明，这篇赋的创作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是为西晋统治者提供统一天下创造舆论氛围（参王德华《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篇赋实际上就是一篇干谒赋。
左思是齐人，年轻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创作《齐都赋》，继而又想为三都作赋，没有想到竟然用了十年时间。从主观上来说，左思自叹读书不博，所见终究有限。妹妹左棻被召入宫，全家移居京师洛阳。他还为此特别请求为秘书郎中，想借机会多读书。从客观上来说，当时正是魏蜀吴南北对峙之际，左思没有机会到江南、巴蜀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如何描写这两地的风物，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撰写《蜀都赋》，左思专门拜访过著作郎张载，张载曾著有《剑阁赋》，对蜀地熟悉。唐写本《文选集注》所载《文选钞》注引王隐《晋书》说，他还曾访问陆机，询问有关吴地的事。《晋书·左思传》说：“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对左思而言，这是一种压力，更促使他精心构撰。史载，他写作时，门庭藩溷皆着笔纸，偶得一句，立即记录下来。就这样殚精竭虑，反复修订，竟长达十年之久。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称：“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礌礉，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赋成，他自以为不亚于班固、张衡，但毕竟人微言轻，不为时人所重。前引《世说新语》就说，“时人皆有讥訾，思意甚不惬”。于是他向张华求教，张大加赞赏，同时建议他请当时的有名之士推荐，他便想到了皇甫谧。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本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后徙居新安。他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的曾孙。年轻时并不好学，后来发奋努力，手不释卷，自号玄晏先生，终身以著述为务，著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皇甫谧集》等，名重一时。司马昭诏他做官，不仕。晋武帝下诏敦逼，依然不仕，还上表向朝廷借书，晋武帝不得不送他一车书，表示自己对学者的重视。能够得到这样著名的学者赐序，当然是左思求之不得的事。
《文选》卷四五所收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给左思及其《三都赋》带来了巨大声誉，“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一时之间，洛阳为之纸贵。由于该赋涉猎广泛，内容厚重，又有很多人为之作注。《文选集注》载臧荣绪《晋书》说，刘逵注《吴都赋》《蜀都赋》，张载注《魏都赋》。萧统编《文选》时，将《三都赋》分为三篇，并同时收录了刘逵、张载的注。《隋书·经籍志》又载，卫瓘（《三国志·魏志·卫臻传》作“卫权”：“权作左思《吴都赋》序及注。序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綦毋邃也各有《三都赋》注三卷，可惜均已亡佚。《文选集注》也曾偶尔引到綦毋邃的只言片语。
现存皇甫谧序以及注家注释是否为皇甫谧等人所作，刘孝标曾表示怀疑。他说：“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虞）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逵）、卫伯舆（权）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他认为所谓序和各家注，皆左思托名自作，待价而贾。洛阳纸贵，实际上是左思自我炒作的结果。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九就赞同此说。不过，记载此事的《晋书》作者臧荣绪，其生活年代远早于刘孝标，他的记载应当有所依据，未可轻易质疑。
即便此序不是皇甫谧所作，而是左思自作，也不影响我们探讨这篇序对于辞赋的看法。序曰：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
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
序文首先论及赋的起源及其功能：“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铺陈排比，体物赋志，这是以班固为代表的传统辞赋家的看法。赋，可以释之为敷，敷布其义，可以为大夫。而文学毕竟在发展，在变化，如果仅仅恪守于此，又与实际相背离。因此，对于赋的理解，必须“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赋虽然以体物为主，但是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强调赋的美感作用。这也就是扬雄《法言》中所说的“诗人之赋丽以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辞美丽，说理有则。扬雄《法言》还有另外两句话，一是“词人之赋丽以淫”，二是“君子尚辞乎”。由此看来，在扬雄的心目中，辞赋至少有三种创作形态，按照时代的顺序，一是“尚辞”的古诗之流，正如左思自作《三都赋序》称：“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这样的作品，具有体物的性质，用于宣导王教，直言劝戒，表现为质文形态；二是具有“古诗之意”的辞赋之作，以屈原和荀子为代表，贤人失志，托理寄心，体现出写志的特点，表现为尚意形态；三是词人之赋，以“宋玉之徒”为代表，夸张失度，言过其实，表现为淫文形态，虽然拥有很多读者，但也多被正统批评家所鄙弃。
作者认为，夏、商以来迄于战国初年，辞赋创作大体“尚辞”，铺采摛文、质文相尚。他说：“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所谓古诗之流的尚辞之赋，虽为诗之六义的一种，但作为文体，还没有独立开来。《诗》中虽“杂有赋体”，其用意是“纽之王教”。纽，系也，用王教宣导、劝诫之意。在作者看来，作为独立文体，屈原、荀子“辞赋作焉”。从此，辞赋有两个传统，一是以屈原、荀子为代表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二是宋玉以下的“词人之赋丽以淫”。两个传统都强调“丽”，但涵义不同，前者丽而有准则，后者丽而重宣泄。
汉初贾谊的辞赋创作，尚节之以礼。尔后作者，“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博诞，即博大，与“恢张”意同。但博大过度，又走向空疏，以至于“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都是言过其实之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马融《广成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都极尽“宏侈之辞”。宏侈夸张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失实、不准确：“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所谓非方之物，是指把不同地方的物产放在一起，雷同影附，流宕忘反，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左思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就以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言卢橘夏熟、扬雄《甘泉赋》所说玉树青葱、班固《西都赋》所叹比目、张衡《西京赋》所述游海若为例，认为他们所描写的果木都不是本地所产，所述神物亦非本地所出，“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就属于夸张失真的描写。
赋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当然需要想象、需要夸张。但是，左思作赋，又有不同于前代创作的地方，那就是：“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实际上说明这篇辞赋皆据实而写，有案可查，便与汉代“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的创作区别开来。左思自序说：“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他又说：“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强调辞赋创作在体物写志之外，还应当“征实”。既然是描写三都，就要把这三个地方的山川风物、地理民情一一落到实处，故云：“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袁枚《随园房诗话》卷一曾说，古代无类书、无方志，又无字汇。《三都赋》则起到类书、方志和字汇的作用。在作者看来，辞赋创作在“丽以则”“丽以淫”之外，还应当具有实用的功能。这是对辞赋的另外一种理解，也是左思《三都赋》的独特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