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农民和拖拉机69×91cm年画1949年中国美术馆藏有关新中国美术的研究正在日渐受到关注，产生了不同的提法如当代美术①、新中国美术②、毛泽东时代的美术③等。新中国美术逐渐已成为美术史研究课题。尽管各位学者、编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新中国美术进行了研究，但新中国的美术史与新中国的政治史之间的密切关联，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相关论述和写作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线索。
尽管是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大方向下开展美术创作，1949年（建国）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新中国美术仍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现在看来，当时的美术作品承载的是“革命的中国的兴起”④的记忆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想象。面对一个陌生的新时代的来临，无论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所谓“土生土长”的革命美术工作者，还是来自新解放区的“长期住过学校的”“甚至留过洋的”专家们，“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共同的新的现实和新的创作课题。
新的美术被要求“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新题材⑤成为艺术家必须面临的问题。建国后新农村的变化理所当然成为艺术家无法回避的绘画新内容，大量美术作品描绘了新中国农村从生产关系、劳动者到生产工具各个方面的新变化。新的农业工具如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排灌机等等的推广和使用，成为艺术家表现新农村时乐于选用的题材，而其中又以拖拉机入画的作品最为常见。下面，我从拖拉机形象与农业现代化、拖拉机形象显示的工农之间的联系以及拖拉机题材绘画中体现的女性新形象三个方面来阐释拖拉机的象征意义。
一、新中国农业的未来：现代机械化生产
1.“铁牛”—美好新生活的象征
1950年全国美协机关刊物《人民美术》创刊，其发刊词题目即为“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文中指出：“当前摆在美术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宣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政治纲领”，“新作品的主题，不用说主要的要从新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和人物作题材。……只要能够启发鼓舞、教育群众的建设新中国之积极性，能够使群众更团结、更坚定、更乐观、更勇敢，能够有益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都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我们取材的对象。”接着从第2期开始陆续发表了几幅以拖拉机为题的美术作品，如《农民和拖拉机》（李琦，1949）、《农民代表参观拖拉机》（丁正献，1950）、《女拖拉机队》（丁鱼，1950）等。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还是李琦获得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一等奖的《农民和拖拉机》。此画没有如实地去记录拖拉机演习的热闹场面，而是描绘一群农民好奇地围着拖拉机，听驾驶员解说。画面以拖拉机和解说的工人为核心，周围是围观的农民群众，“不论是坐在司机台上想了解拖拉机性能的老汉，还是俯身探测耕耘深度想考察拖拉机威力的老汉……画中的每个人物，对于这‘铁牛’的出现，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⑥
李琦在《我的一点体会》中，详细地叙述了他选择拖拉机入画的原因：
去年（1949）8月，我在张家口看了一次拖拉机演习，当时还听说：“明年春上会有二百部拖拉机来察北开荒。”这样的消息是使人非常兴奋的，大家都谈起祖国建设的美好远景……仿佛就在当天，即决定了以这件事来作为年画的题材。我珍重这一题材，当时是这样想的：经济建设就要成为第一的工作了，任务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又想到虽然今天农村并不见有拖拉机。但现在就开始让农民熟悉它，为将来的使用作思想准备是应该的。⑦
蔡若虹在《关于新年画的创作内容》中提到：
“拖拉机”虽然还只是在个别地区试用，可是它却引起了农民的巨大兴趣，显示了农业生产上抛却落后走向科学的预兆。今年（1950）有好几位画家采用这一题材来制作新年画，其中以李琦所作的一幅更为生动，它形象地说明了摧毁封建制度以后的农民的生产热情，描绘了新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远景。这是今年新年画创作中一个好的范例，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写照，同时它又是将来的写照。⑧
毫无疑问，蔡若虹所说的“新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远景”就是“耕地不用牛”的农业机械化生产。新中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理论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列宁合作社理论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时，农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急需恢复和发展，而当时苏联的集体农庄已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其机械化的高效率生产为准备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解决农业问题的范本。1955年王绪阳作《参观苏联集体农庄》，画家选取的不是苏联朋友热烈欢迎的场面，而是一群中国客人参观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收获的场景。画面中一台收割机被放在画面中心最显眼的位置，它的旁边是来参观的中国客人和热心介绍收割机的苏联朋友。这多少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对机械化耕作的集体农庄的向往之情。更早的1950年，《人民美术》第2期发表了一幅作品—《巩固中苏友谊，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高松），画面所描绘的是生产和吊装拖拉机的场景。不难看出“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就是集体化和机械化生产。
杨先让延安“鲁艺”旧址上的拖拉机版画
吴凡布谷鸟叫了30.4×46.5cm版画1956年
杜鸿年春的喧闹35.5×60cm版画1961年学习苏联来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拖拉机产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拖拉机是农业机械化生产中重要的动力机械，苏联、欧美等国的机械化过程都是有赖拖拉机的发展而实现机械化作业。同时，拖拉机更是被当作衡量“农业机械化”高低的标志，所以，中共建国初就重视拖拉机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对农业机械化政策的不断调整，拖拉机事业在中国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1949年全国仅拥有拖拉机117台，总功率7360千瓦，这些拖拉机一部分民国时从外国进口，一部分得自“二战”后联合国的“善后经济总署”⑨。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农业的耕作动力问题，对拖拉机生产走引进仿制的路子。1950年3月，大连习艺机械厂仿制出了中国第一台29.4千瓦农用轮式拖拉机。1950年至1958年我国花费4亿元，从国外进口2.8万台拖拉机共70多种，加上先后试制出的拖拉机155种，共计220多种。⑩
因为当时国家拥有的拖拉机数量有限，所以全部在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使用，由拖拉机站和农场通过代耕或组织演习来普及和宣传拖拉机。因此，我们常会看到参观或是围观的场景，如《农民和拖拉机》（李琦）、《拖拉机到咱社来代耕》（1954，顾生岳）和《拖拉机到了农村》（1956，李琦），这些作品因其稍高于现实生活，展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企盼而受到大部分人的肯定和赞扬。也有一部人提出不同意见，如李桦对此时的拖拉机绘画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
《拖拉机》（又名《农民和拖拉机》）这张年画，如果能画出一个使用着拖拉机获得大量生产的集体农庄作背景，或者画出旧农具与拖拉机在工作中的比较，不是可以启发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拖拉机的思想吗？……现在，《拖拉机》一画所表现的，不过是“机器的演习”，只给人说明这是“拖拉机”，而没有说明“为什么使用拖拉机”，及“如何使用拖拉机”这两个问题，因此它的教育功能就要削弱。11
当时的绘画因“教育功能”不够让李桦很是不满，而不久后的1958年开始，他所期望的“使用着拖拉机获得大量生产的集体农庄作背景，或者画出旧农具与拖拉机在工作中的比较”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绘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
2.机械化—农业的根本出路
1958年，国家把国营拖拉机站下放到社，同时随着拖拉机的增加特别是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建成投产，国家拖拉机数量开始逐步增加，对越来越多的地方来说，拖拉机不再只是“画里见到的”或是“听说的”而是变成了眼前可以触摸的真实存在。伴随着“机械化”“拖拉机业”“人民公社”的快速发展，再加上当时的“生产大跃进，文化艺术紧紧跟”的文艺思想。12从1958年开始，新农村题材的绘画中以拖拉机入画的作品越来越多。
1958年第8期《美术》发表了一幅漫画—《手扶着七寸犁，眼望着拖拉机》，画面表现的是先进的拖拉机在工作效率上远远超出传统牛犁的情形，表现出我们“为什么使用拖拉机”，凸显出人们对使用拖拉机的期望。从此年开始，拖拉机题材的绘画中以人民公社为背景，歌颂“三面红旗”13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仅1958年，就出现了一批以人民公社为背景的有拖拉机形象的绘画，如《农业大跃进，社社大丰收》（1958，杨文秀、庄起来），画面是广阔的、金黄色的、丰收在望的粮田，田中收割机正在收获粮食，半空中是火箭升空般的成捆的粮食；《大办人民公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1958，蔡振华、沈凡等），画面上拖拉机在田间耕作，汽车、火车在自由奔跑，空中有飞机徘徊而人们则在各式样的楼房、商场间自由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完全是一幅21世纪的现代化农村也无法比拟的美丽图景。除此外，还有《大办人民公社》（1958，肖林）、《全民大跃进》（中央美术学院）、《欢天喜地走人民公社化的路》（1958，徐启雄）等等。之后，1959年的《雪夜送饭》（杨之光）、《为在今年内完成和接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勇前进》，1960年的《人民公社好》（周绍森、廖炯模等），1962年出版的《北大荒版画选》，1963年的《送肥》（彦涵）、《播种归来》（张文新），1964年的《向老农学习，当一代新型农民》（林日雄）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以人民公社为大背景的生产生活场景，画面中拖拉机或近景或远景与人民公社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此时的拖拉机被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是进入高度机械化、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此时的拖拉机无论是在田间耕作还是作为丰收后的运输工具，已经成为人们共产主义理想的物质载体。不只是机械化，此时的拖拉机也成为丰富物质财富的一个象征物。
3.“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力军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14的发布，“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各行各业在一种严重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出现非常规的发展。196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在武汉召开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即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布置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此后国务院于1971年8月和1978年1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这个口号本身就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后来却又把它变成必须完成的指令，在这一指令的推动下农机行业获得很快的发展。据统计1965年我国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为72599台，1975年猛增至344518台，增长近5倍。15
杨之光雪夜送饭287×119cm纸本设色1959年中国美术馆藏为配合“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美术界给予大力宣传，1976年《美术》第2期发表了《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杨宝成），描绘的是拖拉机厂的拖拉机外运的场景，在这里拖拉机就代表着农业机械化。
机械化任务的提出和拖拉机生产、销售的计划性推行，使同时期的绘画中拖拉机的形象呈现出一种泛化的倾向。拖拉机成了一种符号，在描绘新农村的各题材绘画中普遍出现，而且都具有了“文革”时期作品“红光亮”的特点。如《场头学哲学》（马振龙作）、《侗寨广积粮》（1976，吴家华）、《丰收场上》（杨志贤）、《金光大道》（李益年）、《我们的医生喊得应》（廖连规）、《集体户里新事多》（陈立川、朱维明）、《六畜兴旺》（林龙柏）、《红日照亮虎头山》（王錞）、《画乡朝晖》（董正谊）、《书记学手艺》（王福增）、《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张林）等等，这些作品包括了农村的文化学习、丰收、送公粮、结婚办喜事、田间劳动、支农、学大寨甚至牲畜养殖等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呈现出“红光亮”的特点，人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画面中拖拉机的形象无处不在，成为人们实现机械化的佐证。
4.通过老人和儿童看农业机械化
查看拖拉机题材的绘画会发现，对于拖拉机这一农业机械化的象征物，最感兴趣的是老人和儿童。获得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一等奖的三幅作品中，有两幅出现了拖拉机的形象，就是《农民和拖拉机》（李琦）和《新中国的儿童》（张仃）。李琦的作品可以说侧重的是老人形象，而张仃的作品则完全是儿童形象。
《农民和拖拉机》中：画面描绘的是一群农民围观拖拉机的场景。画面重点刻画的是坐在驾驶座和好奇地检查拖拉机犁耕深度的两位老人，到后来的《拖拉机到了农村》，画中两位老人的重要位置也没有改变。除此之外，《农民代表参观拖拉机》《拖拉机到咱社来代耕》等作品都有看到拖拉机时激动的老人形象。
根据纪实文学《双十春》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双十春—纪念五公公社集体化二十周年》16中的两幅作品，给了我们一些关于老人何以对拖拉机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双十春》连环画的第23图，其题注为：转成大社的第二年（1953），河北省第一个拖拉机站在五公建立了。五公村北人山人海，张书成、张立山两位老汉刨出了地界石，万分激动，说不出话来。第24图，题注为：拖拉机从两位老人身边开过，掀起层层土花，两位老人紧紧抱在一起，激动地说：“过去的苦日子一去不再复返了，好日子这才真的来到了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经历了旧中国的黑暗、劳累一生的老人们，拖拉机在他们眼中是打破旧有的土地制度给自己带来“好日子”的“福星”。因而，老人们对拖拉机喜爱有加。
对于儿童，我所看到的最早把儿童和拖拉机安排在一起的应该是张仃的《新中国的儿童》。画面中几个儿童分别代表工、农、兵的形象要解放台湾，画中的“农业”是一个小女孩驾驶拖拉机载着粮食的形象。此后的很多作品中可以经常看到围着、追着看拖拉机的儿童形象，如《假日》（1957，刘岘）、《鲁北新貌》（杨玉珍、李益年）。
1956年，《美术》第5期发表了朱鸣冈的一幅作品《商量将来的事》，正如雷萌所介绍的，画面上首使人看到的是“两个孩子交头接耳、互诉心曲的情状”17。画面上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坐在一棵倒在地上的树干上，呈谈话状，远景是一台正在耕地的拖拉机。雷蒙认为“两个孩子交头接耳、互诉心曲的情状”和“远处的一驾耕种机器”在画面上同时出现，就可以使读者领会到“两个农村孩子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劳动生活而幻想着他们的将来”。同样的，朱彬也认为“远处有拖拉机耕作着，画面近景是两个孩子俯身在老椿树上，谈论着各自的‘梦想’”，所以，“通过画面，观众可以感到孩子们的前途是无限宽阔的，祖国的未来是美丽的”。18
同年的《美术》第10期，发表了朱鸣冈给美术编辑部的信，信中作者叙述了作品的创作过程，说到“这幅作品是根据在高坎村所画的一幅速写演化而来的。我画这张速写的时候，两个孩子的细声谈话曾引起我的注意，特别是他们依靠在一棵伐倒的大树上的可爱的神情和姿态，引起我画速写的欲望。……在他们前面是一个运动场，再过去就是拖拉机站，他们谈的无非是这些内容吧？”所以，这张作品（《商量将来的事》）“由生活作品发展为一张独幅版画时，自己也曾多少动过脑筋，并给予‘我要赶快长大，好用机器种庄稼’这样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标题（发表时被改为《商量将来的事》）。”所以，孩童与拖拉机一起入画，除了是现实生活中儿童出于好奇围观拖拉机的真实情景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两者同时入画，可以使观众感受到孩子无限宽阔的前途和祖国的美好未来。
总之，拖拉机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和国家的大力宣传，人们把拖拉机看作了农业机械化的代名词，仿佛只要用上了拖拉机就是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成了一种象征物。而建国后二十多年的绘画更是把这种理念加以了夸张和强化，画面中的美丽景象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更大的期望，相应的对拖拉机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和憧憬。因而，拖拉机作为农业机械化的象征随着绘画作品的流传而更加普及和影响深远。
陈玉平耕雪催春版画1974年
张仃新中国的儿童年画1950年二、新中国工农联盟的纽带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工农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核心，无论是工人运动（工会建立、罢工、城市武装暴动等），还是农民运动（农协建立、讲习所、土改分田、农村武装根据地等），都体现了这是党的工作重点。“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工农联盟”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工农联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宪法和党章都全面地阐述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新时期工农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消灭剥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便将来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使全国人民都过着无限美好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伊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首要任务。当时的农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农具的严重不足，增补农具成为全局性的发展农业的当务之急。到1953年，全国共生产旧式农具5900多万件，为了发展农业机械化，国家进口了16000多台拖拉机和配套的农机具，建立了一批农机厂进行仿制和试用。除此之外，国家在原有机械化农场的基础上新建一批国营农场，并于1953年2月在全国建立11处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用农场和拖拉机站开始农业机械化的示范推广工作。从此，工人阶级不仅是在工厂，更是伴随着拖拉机的普及和推广直接参与了农业生产。
李琦的《农民和拖拉机》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拖拉机联系工农的思想。画面中心处，一脚踏在拖拉机边沿上的工人正在给围观的农民们介绍着拖拉机，围观的农民们则满脸好奇、期待与喜悦地听着工人的解说。李琦在《我的一点体会》中记述了创作过程：
画面中的工人在最初的草图上是站在拖拉机上头，且作着演说的动作。不消说，这与观众—农民，很疏远。后来将工人移到地上的道理在于：工人把拖拉机开到农村并向农民宣传，这表示了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与教育作用。另一方面，想表现出工农是一家人，因此，我尽力要做到工人的和易近人，农民的无拘无束和对新鲜事物的关注。画里“城里工人正努力，为咱农民造机器”的文字是想用来补充说明这一意思的。19
李琦创造的这种以拖拉机和工人为中心的类似“迎宾仪式”的构图方式成为当时的普遍形式。可是在1958年之后，画面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画面上不再见工人开着拖拉机到农村被热烈欢迎的场面。图中的拖拉机手也由工人变为了农民，工农联盟中工人直接驾驶拖拉机支援农业的画面变为了运送农机和在工厂中生产拖拉机以支援农业的场景。
1960年《美术》发表了《互相支援，共同跃进》（席振沄）、《厂设挂钩，支援农业》（宋征殷、李有光、周善祺）。画面中工人把拖拉机运出工厂向农村进发，而同时农民则是带着各种农产品送往工厂。除此之外的就是工厂中大规模的拖拉机生产场面，《铁牛列阵上战线》（周华强）、《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杨宝成）、《支农忙》（1975，王克文）、《沸腾的拖拉机厂》（张享德、罗斌安）等等。画上是成批的拖拉机正在被生产出厂的景象，画家通过作品名称或是画中的标语等点明工人正在努力支援农业生产。
这种变化，应当是国家机械化这个政策的变化引起的结果。建国初，国家的拖拉机数量有限，加之人民不知道拖拉机为何物，所以以宣传教育为主。物以稀为贵，所以会出现围观的景象。1958年随着国家的机械数量增加和国家将拖拉机站下放到社的政策的实行，拖拉机日益被农民熟悉和掌握，不再需要手把手地传授使用技术，所以工人没有了直接到田间地头的必要。同时，大量的描绘工厂中拖拉机生产场景，应该是1966年，第一次全国机械化会议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所致。
总之，在新中国工农关系的发展与巩固中，拖拉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物质化表现形式，它给予农民的“农业机械化”的想象，使中共获得了广大农民的坚定支持，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稳定发展。
三、新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广大妇女在封建社会深受欺凌与压迫的事实已不遑多论，直到清朝末年，代表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兴女学和戒缠足为突破口，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1895年，康有为、康广仁等在广州、顺德等地成立了“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在上海《时务报》报馆内设立了“不缠足会。1898年，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学堂—上海桂墅里女学堂。由此开始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妇女教育、妇女组织和妇女刊物获得很快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妇女教育理论和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同时中国妇女开始走出国门，留学世界各国接受西方近现代先进思想教育，其中著名者如秋瑾、何香凝和宋庆龄等，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者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经过“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妇女运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1949年9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何香凝、蔡畅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另外各级党政机关任职的妇女也不断增多，他们同男性共同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修改和实施。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1949年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婚姻生活的解放、各种权利的保障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教育和引导，广大的妇女尤其是农村的妇女有了更多的机会走出家庭的束缚投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
在国家的倡导与支持之下，新中国的妇女冲破传统的禁区，在许多行业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批女职工，如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第一个铁路女调度员孙孝菊、第一批女飞行员，当然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20。1949年3月9日《新黑龙江报》（黑龙江日报）发表人物通讯《女拖拉机手梁军和吴玉珍》，最早报道了梁军的事迹。195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女拖拉机手梁军》，梁军事迹传遍全国；1950年9月，梁军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62年4月我国发行一套面值为一元人民币的“女拖拉机手生产图”，图中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就是梁军。21
“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事迹在全国的传播使女拖拉机手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当时“女拖拉机手就像现在的航天员一样荣耀”22。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关于男女劳动者的著名论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使更多的妇女走向拖拉机手的岗位，女拖拉机手成为新中国新妇女的典型。
1950年6月3日，我国的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在黑龙江成立，梁军任队长23。12月，《人民美术》第6期就发表了《女拖拉机队》（丁鱼）。画面描绘了一支女子拖拉机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进行田间耕作的情景。画面中的女拖拉机手被描绘得像是正在接受检阅的军队，动作整齐划一，精神饱满地注视着前方。四周是欢呼的百姓，大家朝着拖拉机队招手、欢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出大家对“女拖拉机手”这一新形象的好奇与欢迎。
自此之后，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开始在绘画作品中大量出现。如《布谷鸟叫了》（吴凡）、《年轻的拖拉机手》（陈增哲）、《播种之前》（陈铮）、《改天换地新一代》（李林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至1976年的有关拖拉机形象的绘画作品中（以我所查到的约150幅作品计算），女性拖拉机手占到了90%，甚至更高。男性拖拉机手仅在少量的作品中被表现，女性拖拉机手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画面中的女拖拉机手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拥有和男性拖拉机手一样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相比于传统的仕女画、民国时的月份牌画，新中国绘画中女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妇女政策得到改善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义务与尊严。
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120×225cm油画1964年中国美术馆藏
王柳影、忻礼良、吴少文、金肇芳、俞微波、徐寄萍、陆泽之、张碧梧、孟慕颐乘风破浪各显神通年画四、拖拉机题材绘画的超前性总的看来，虽然拖拉机题材绘画在不同时期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可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会发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超前性。不论是表现机械化、工农关系还是妇女新形象，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与现实不符（具体说应该是高于现实）的情况。
从最早的《农民和拖拉机》说起，画面描绘的是农民参观拖拉机演习的场景。可是据统计1949年中国的拖拉机仅有117台，即便是全部用来进行宣传示范、用作演习表演也只能是极个别地区才能看到，更不用说是在农村中使用，所以李琦在《我的一点体会》中说：“虽然今天农村并不见有拖拉机，但现在就开始让农民熟悉它，为将来的使用作思想准备是应该的。”241956年，李琦创作了另一幅以拖拉机为题材的作品《拖拉机到了农村》。此图与《农民和拖拉机》的差别不是很大，主要的差别是作品的题目做了明显的修改。题目的变化表明这不再是单纯的演习现场，而是拖拉机开进了农村，拖拉机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但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画中的情形只能是极少地区的现象。据统计1957年我国的拖拉机拥有量为14674台，较1949年有了很大的增长。可是在1951年，政务院在《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做出“各县办好一两个国营农场”的要求，国营农场的数量迅猛增长，全国不下数万个，相比而言“拖拉机到了农村”的场景还只能是绘画中的存在，离现实生活太遥远，只能算是农村下一步要实现的远景规划。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新中国的机械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农具改革浪潮的影响下，农具改革提出了“运输方式车船化、轨道化、索道化、轴承化”的口号。1960年农机部就安排了276个基建项目，其中19个拖拉机厂，35个动力机厂，25个机引农具厂。但是因投资的不切实际，农业建设取得了相反的效果，1958年到1962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减4.4%，粮食平均每年下降3.9%，棉花平均每年下降14.5%。1966年初，中央又重申“用25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同年7月，农机化湖北现场会明确提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口号被当作指令层层下压，农机行业发展很快，大批农业机械涌入农村，农机动力直线上升。可是农产品产量却增长甚微，甚至徘徊不前。1976年和1965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3.8%，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只递增3.6%，棉花总产平均每年只递增0.2%。25
就在此种农业并不景气甚至有很多人被饿死26的情况下，我们的美术中却是一片“欣欣向荣”。如《丰收载歌送公粮》（薛俊一）、《坝上秋光》（曾景初）、《收获》（王恤珠）、《晒麦场上》（张祯麒）、《大旱之后》（杨列章）、《丰收场上》（杨志贤）、《金谷满场》（董正谊）……一幅幅作品描绘的都是丰收的景象，成堆、成袋的粮食，忙碌的收割机和拖拉机，满面笑容的收获者。这在现实中的人们看来，仍然只能是将要实现的美好前景。
结合当时的国家情况来看，此种情况的出现，应当是“政治挂帅”的结果。建国后，发展经济、巩固国家政权是中共的首要任务。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所有的国家事务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文艺作为宣传国家政策的喉舌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共的重视和引导。早在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开幕，“根据大会的精神，决定了建国初期美术战线上的任务：坚决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27其标准是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8。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要的特点就是把工农兵劳动者作为艺术的主体来体现”29。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允许一定的艺术想象，这就像李琦在《我的一点体会》中所提到的：
（对《农民和拖拉机》一画）因修改了“事实”而带来的疑虑，则由于在报纸上读到了法捷耶夫同志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论文而受到很大教育。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用：不但是表现我们人民的今天，而且还要像探照灯似的照亮他们明天前进的道路；不但把“人是什么样”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指出“人将来应该怎样”。从而在思想上坚定了自己，并消除了某种程度的因修改了“真实”而加给自己的疑虑。
1957年，经过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高度的统一，中共高层认为进行一次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的时机已经成熟。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并制定了“总路线”。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至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简称为“两结合”），要求作者在创作中自觉地把理想与现实性统一起来。1958年至1978年间，中共在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学说、在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政治成为左右国家的“统帅”，文化界中传统文化遭到全面清除，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成为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指导原则，政治标准成为品评作品的首要准则。
韩敏试耕图年画1964年
伍启中心潮逐浪高纸本设色1973年因为国家计划的超前性、“两结合”创作方法主导作用和政治标准高于一切的文艺政策的影响，此时期以经济建设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较之前出现了更多“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30的作品，出现与现实生活很不相称的情况，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到的现实中人民生活仍然贫困，而绘画作品中却“欣欣向荣”的情况。
■责任编辑：陈春晓
宋克群小站春早55×45.5cm版画1974年注释：
①王琦《当代中国美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②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邹跃进在《新中国美术史》一书中最早提出“毛泽东时代的美术（1942-1976）”的史学概念，2005年4月30日至5月29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文献展”，出版《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④[美]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R.)、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⑤《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上的讲话），周扬指出现时期文艺工作者要运用新的语言和形式表现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
⑥鲁丁《〈参观拖拉机〉和〈保卫和平〉》，《美术》1959年第10期，第45页。
⑦1924李琦《我的一点体会》，《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第48页。
⑧蔡若虹《关于新年画的创作内容》，《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第19页。
⑨194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有54国参加正式成立了联合国。在联合国之下，设有世界性的“善后救济总署”。其任务就是由各参加联合国的国家，共同筹集一部分钱款和物资，以援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和地区，解决有关善后和救济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同时也作为损失巨大的国家得到“救济署”的援助，其中包括少量的拖拉机。
⑩邱梅贞《中国农业机械技术发展史》，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年。
11李桦《怎样提高年画的教育功能》，《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第44页。
12《生产大跃进，文化艺术紧紧跟—记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美术》1958年第5期。
13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其中的三个核心，在1960年5月之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5月以后称为“三面红旗”。
14“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
15《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词条：拖拉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
16《双十春—纪念五公公社集体化二十周年》，刘怀章原作、改编；杨德树、吕云所、郑庆衡、白庚延绘；《河北美术》1964年第1期。
17雷萌《从“商量将来的事情”所想起的》，《美术》1956年第5期。
18朱杉《试谈题材的提炼》，《美术》1956年第5期。
20吴燕《从小脚女人到社会半边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21《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原型》，《黑龙江日报》2005年8月31日。
22《三湘女兵天山写传奇》，《中国国防报》2006年1月25日。
23张振义《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队》，《人民日报》1950年7月16日。
25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26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原魁英、孙美兰、佟景韩《回顾美术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美术研究》1959年第2期。
281934年，苏联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29靳尚谊《把劳动者作为艺术主体，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点》，《美术》2005年第3期。
30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