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雁王佳慧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国的传媒软实力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上升，传媒软实力也随之快速崛起；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中国媒体的硬件设施不再落后，但软性的“渗透力”仍然很弱，对国际主流媒体的影响更是有限。
一、媒介间议程设置
中国媒体的“渗透力”到底如何？这里有一个媒介间议程设置的问题。“媒介间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之间存在着信息流动关系，他们互为消息源，互相提供议题、也互相影响报道的态度。而且媒介间的信息流动是不均衡的，“意见领袖”媒体更有可能影响其他媒体。
美国学者瑞斯(StephenD.Reese)和丹尼利恩(LucigH.Danielian)①首先发现，精英新闻机构比如《纽约时报》可以影响其他媒体的报道议程，即存在“媒介间议程设置”作用。此后洛佩兹·艾思科巴(LopezEscobar)②等将媒介间议程设置扩展到两个层次，即第一层的内容议程和第二层的属性议程。媒介消息源被认为是与总统、政治精英等同样重要的消息源。进入新媒体时代，国内外学者对网络与传统媒体间的议程设置、媒介融合等问题都高度关注③。
但现有研究大部分仍围绕媒体“文本”展开，缺乏对“信息流”和传播网络的追踪，同时研究方法也囿于内容分析法。
二、世界五大通讯社引导国际新闻议程
“互引”是媒介间议程设置的重要方法。在国际传播中，媒介间的互引既是一国信息向世界传播的途径，也是该国进行国际新闻议程设置的有效方法。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世界五大通讯社间的互引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探索国际主流媒体间信息流动的网络与结构。
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法新社、俄通社-塔斯社这五大通讯社以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机构为服务对象，因其悠久的历史、遍布全球的网络、丰富权威的报道闻名于世，成为国际传播中“媒体中的媒体”④。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主导国际舆论的格局下，西方几大传媒公司垄断了世界主要信息流，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通讯社更是成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息源⑤，形成“西强东弱”、不平衡的国际信息权力格局。
随着东西方权力格局的变化，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媒体走向国际舆论场的前台，在与西方的话语竞争中，推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体系的变迁。
三、世界五大通讯社间的互引关系
1.新华社的被引用量高居首位，其次是路透社和美联社。被引用量代表媒体的权威性和受欢迎程度，也是该媒体议程能否影响其他媒体的重要指标。经Factiva数据库搜索发现，目前新华社已成为国际新闻最重要的消息源，被引用量甚至超过了路透社、美联社等西方老牌通讯社。表1是2011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五大通讯社间互引次数的矩阵，比如：新华社引用美联社723次，美联社引用新华社1994次。数据显示，从五年来的被引总量看，新华社被其他四大通讯社引用了10733次，远超居第二位的路透社6837次，美联社居第三位，然后是法新社和俄通社-塔斯社。
2.新华社近五年被引用量快速增长，其他通讯社稳中有降。近五年来的引用量走势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新华社的被引用数量增长了两倍，其他通讯社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美联社处于起伏状态，路透社、法新社2016年的被引量甚至跌到比2011年还低。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媒体软实力也在相应地快速提升；而英国、法国媒体则随着所在国硬实力被“新兴国家”赶超，媒体软实力也逐渐走向弱势。
3.路透社对消息源高度开放，新华社、法新社较为保守。引用量的多少是该媒体开放程度的一种体现，代表其信息来源的广泛度与媒体立场的包容性。表1显示，路透社引用其他四家通讯社的数量最大，为11,531次，显示了高度的开放性，其次是俄通社-塔斯社、美联社、新华社、法新社。新华社的引用量居倒数第二位，这与长期以来我国官媒对西方消息源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有关。
四、从引用消息源到影响媒介议程
从互引关系看，新华社已进入通讯社互引网络的中心，被引用量高居首位。但由于其国有属性，在国际媒体看来，新华社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具有高度的信息垄断性，因此其高引用量背后的意义显然与其他通讯社有所不同。
消息源是否必然影响媒介议程呢？消息源之所以在媒介议程中充当重要角色，不仅因为其决定了受众能接受什么信息，而且它也能呈现社会的背景与形象⑥。媒介议程体现了媒体和消息源之间的“协商”过程，不论媒体是正面、中性或者负面引用消息源，消息源都将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媒介议程的走向。
中国消息源日益“正面”影响西方媒介议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中心监测发现，不管是在“习近平主席出访英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重大事件中，还是在“天津8·12爆炸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事故”等突发事件中，《纽约时报》《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大量引用中国消息源，并一改过去将其置于非显要位置、负面引用的情况，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以中性和正面立场引用，许多西方报道被中国媒体议程所引导，尤其在突发事件中，路透社、《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全文转载新华社报道，体现了中国媒体影响力的快速上升。
中国消息源也被西方媒介议程“负面”解读。在一些案例中，尤其是涉及中国政府、官员形象的议题中，即使西方媒体大量引用中国消息源，但却会从对抗立场引用，并置于西方固有的新闻框架中。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西方媒体中就常被呈现为自我矛盾和尴尬的形象⑦。研究发现，越是来自官方的声音，越容易被西方媒体引用，但也越容易被负面解读，尤其在军事、民族、宗教、人权和环境报道中，想借助中国消息源来改变西方媒体既有的框架则是很难的。
西方媒体能否借助消息源来影响中国媒体议程呢？这是比较难的，因为中国新闻界长期以来对使用西方消息源持保守态度，除了新华社，对《人民日报》的研究⑧也证明了这一点。实践中一些媒体领导甚至要求记者杜绝使用西方消息源。这固然避免了“中国搭台、西方唱戏”的负面影响，但却不利于多元声音的传播。
随着中国传媒软实力的崛起和“四个自信”的增强，未来中国媒体如何在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立场的前提下更加开放包容，这将是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并让世界认同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系2016年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提升重大活动对外传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研究”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中国民族问题国际话语权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5WWJB09和12ZS068）
「注释」
①StephenD.Reese,LucigH.Danielian.IntermediaInfluenceandtheDrugIssue:ConvergingonCocaine.InPamelaJ.Shoemaker(Ed.).CommunicationCampaignsAboutDrugs:Government,Media,andthePublic.Hillsdale.NJ：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1989,pp.29-46.
②Lopez-Escobar,E.,Llamas,J.P.,McCombs,M.,&Lennon,F.R.TwoLevelsofAgendaSetting.AmongAdvertisingAndNewsInThe1995SpanishElections.PoliticalCommunication,15(2),1998,pp.225-238.
③Lee,KiJung,Lee,ByoungkwanandLancendorfer,KarenM.Agenda-settingAndTheInternet:TheIntermediaInfluenceofInternetBulletinBoardsonNewspaperCoverageofthe2000GeneralElectioninSouthKorea’’,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15(1),2005，pp.57-71.石义彬、冯强，《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间议程设置效果检视》，《新闻传播》2012年第3期。
④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⑤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⑥Soloski,J.SourcesAndChannelsOfLocalNews.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66(4),1989,pp.864-870.
⑦吴瑛：《中国话语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
⑧吴瑛：《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与国际媒体互引的社会网络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