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的不只是中国，中国的新时代遇上了新世界。一方面，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还未来得及跟上中国前进的脚步。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在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时刻留意世界的变化。2017年6月8日，《金融时报》发表了对其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的专访《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国谜题”》。在采访中，沃尔夫总结了他常年关注中国改革发展的观点：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有一些让人着迷的、专属于自己的“谜题”。正是这些“谜题”让很多西方人无法准确、客观地认识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面对这些“谜题”，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应该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让中国的智慧与方案更好地为世界所理解。
“谜题”一：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
往往越是简单的问题越会产生迥异的答案。这是“中国谜题”的起点，也最难给出答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曾经用如下的方式描述中国。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人们谈到中国或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黄皮肤、黑头发等生理特征。血脉传承的中国很直观也更符合中国人尊崇祖先的传统。但是西方人还是会将中国人和东亚地区的其他人群相混淆。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是自夏商周开始就存在于当前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民族、以儒墨道法为文化传承的国度。当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讲中文、写汉字，子曰诗云脱口而出，那么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就更加生动了。不过，日本和韩国也保留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烙印，因此这样定义中国也不尽准确。最后，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主权意义的中国只有一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比起前面两个“中国”的概念，主权意义的“中国”最年轻。主权的概念引入中国并且被中国人所接受也只有15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主权意义的中国有完整清晰的边界。从概念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来看，三个“中国”的概念（血脉传承的中国、文明传承的中国和主权意义的中国）无法完全重合。这就导致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总会把三个“中国”的概念混淆。例如：看到骆家辉，很多中国人认为他外表和我们一般无二，因此对他有天然的亲近感，认为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应该会对中国格外友好。这显然是把血脉传承的中国和主权意义的中国混为一谈。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认识中国仅仅套用概念往往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解。在现实中，中国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不同人接触到的可能只是中国的一面。例如：看到大城市的高楼广厦，有人说中国无愧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称号。但是，当走进中国的贫困地区，又必须承认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确同时发生在当下的中国，这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就是一个“谜题”。
“谜题”的解答不能仅仅从诸多关于中国的笼统概念入手，而是需要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入手。特别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与问题是客观全面认识的前提。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当前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所取得成就与不足进行的科学判断。我们以此为基础并沿着这一思考路径，能够对“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这一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解答。
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效率优先的原则让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用不到40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很多西方国家一两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使得外界认识中国的进度无法赶上中国变化的速度。现在的外国人不再是通过肤色、服饰或是抱拳行礼认识传统的中国和中国人，而是通过高铁、网购、共享单车、微博认识快速变化的中国和创造这一切的中国人。
然而，在效率优先的影响下，我国的发展也遇到了不能回避的问题与挑战，例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存在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等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坚持正确认识自己，不盲目崇拜成绩，也不回避问题。这些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确实是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对我们的考验。
“谜题”二：如何坚持中国的道路？
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一个古老的文明，用一种超出想象的速度与世界接轨并且实现现代化，这本身又是一个“谜题”。正如沃尔夫谈到的：中国快速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是由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诞生于西方，之后也在西方开花结果，但是最后却没有被接纳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东方，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用这样一种在西方看来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开启了一段传奇的变革之路，并且用一个又一个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更令西方人感到新奇的是，根据很多西方学者的逻辑，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会变得更加富有，也将出现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或许中国会像当年的韩国一样回归西方的模式，而改革开放的道路只是中国向西方靠拢的一个阶段。这个结论背后的逻辑是，他们认为西方的模式（特别是政治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而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道路上距离这个“标准”还有一定距离。西方国家的这种优越感产生于近150年内中国和西方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但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多项举世瞩目的活动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中国。彼时，西方国家尚没有完全从心理上接受一个崭新的、现代的中国，而已经式微的优越感反而成为了一种傲慢的情绪。这些傲慢与优越感已经发生改变，随着近些年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抬头，很多社会精英也开始反思西方的模式是否还能有效地运行。
尽管西方世界的傲慢与中国的自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是中国仍将自己的发展之路与当代国际体系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没有丧失自己的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其实已经有人回答了西方人心中的“谜题”。第一个回答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波折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基本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选择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表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加速”模式，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相较于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决策与管理水平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改革开放的成果与世界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道路充满自信的来源。正如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稳定性与延续性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也从发展中获得了自信，在改革中不断坚定自信。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方面在改革开放道路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从未中断总结过往的教训，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保持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与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确保中国能够在诸多因素干扰下继续创造新的成就。
“谜题”三：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关于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传言从没有减弱。所谓中国和美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早已不新鲜。在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者眼中，历史上几次“修昔底德陷阱”导致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是否会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重现的疑问，也是需要探寻的“中国谜题”之一。
当前，中国的“新时代”遇到了一个怎样的“新世界”？近年来，很多全球性问题无法在旧的国际规则和机制下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许多新的国际规则与机制不断涌现。但是，一些旧的国际机制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同一个治理空间，形成了新旧国际规则与机制并存的局面。这其中涉及到新旧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新机制能否促使旧机制改革，另一方面新旧机制之间是否能够进一步融合，或是由新机制取代旧机制。然而，如果在同一个功能领域，多个国际机制同时并行，而且它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规则体系，这势必导致国家遵守规则的成本越来越高昂，甚至形成“遵约困境”，削弱国际机制的有效性。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二十国集团的会谈机制从部长级别提升为领导人级别。随着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被八国集团除名，日趋机制化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协商平台。原有的八国集团中剩余的七国更多地体现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其全球治理的功效则日趋缩减。
由于中国已经处于并且仍将处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内，中国必须在这一体系内寻觅发展的机会，因而时常遭遇美国的阻力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始终强调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不会走“国强必争、争则求霸”的道路。直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不过，中国不称霸的初衷与现实中世界对中国的定性有较大出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其实已经隐晦地表示，不应该再抱着不合时宜的优越感，需要正视美国的衰落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在2018年初，美国更是试图挑起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尽管这一轮贸易摩擦暂时缓和，但是关于国际规则的角力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斗争的主要战场。
毋庸讳言，当前的主要国际机制大多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这些机制在建立之初并非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自身也会对这些机制提出修正意见，甚至是退出一些“效果不彰”的机制。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计划从多边主义回归双边主义，而中国则继续坚守多边主义。这引发了很多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讨论。例如，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希望回归双边的方法解决贸易平衡的政策，让中国有机会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又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这与美国近期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形成鲜明对比。
解答这一“谜题”还是需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入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型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所提及的中国贡献不胜枚举。随着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乃至后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引发的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现有国际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这说明，中国的“新型大国外交”将更多地从参与者的角色走向建设者的角色。通过公平的价值理念、符合逻辑的科学依据和充分的实证检验来吸引更多的成员进入中国“制造”的国际机制，这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中国本身来说，深化改革是我们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适应“新世界”的途径。其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两大重要改革措施。这两大措施是互为依托的，通过新型智库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建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新的学科体系建成后又可以反过来为智库的建设提供更多研究或观察的视角。
无论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如果希望世界能更加清晰准确地了解中国，中国就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的坚持开放。这种高层次的开放不能仅仅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等操作层面，而应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全面参与各领域的全球治理，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增进了解，用开放的姿态破解关于中国的各种“谜题”。
责编：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