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和
2014年秋，我应邀和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一起去尼泊尔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主题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尼泊尔的影响”。李希光教授作为主讲，以《习近平的新中国唤醒世界》为题，高屋建瓴，非常宏观也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不能照搬西方。从“四个自信”到“一带一路”，李教授发言的内容非常丰富，很有说服力，深受尼方听众好评。听众中不少是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和各界学者。
在这样丰富宏观的报告之后，我还能讲什么呢？
我认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对国外的影响，具体到这次学术活动就是对尼泊尔的影响，可以像李希光教授那样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即某个侧面切入。结合我2009年第一次去尼泊尔旅游的经历，我就从这个角度讲了中国的发展使日益增多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走进尼泊尔，从而使两国人民切实增进了感情和了解。
选择这样的角度，当然还需要有大背景和扎实的数据来支撑。这样的数据并不难找：中国政府2000年将尼泊尔列入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17个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之一，在2009年我第一次去尼泊尔旅游的那一年，尼泊尔接待了1.9万中国游客。4年后的2013年，前往尼泊尔旅游的中国游客增长到10.9万人次。而2014年前6个月，尼泊尔就已经接待了5.1万中国游客，同比增长22.41%。同时中国飞往尼泊尔的航班也从每周14班增加到56班。
不容回避，自费前往欧美的中国游客要比去尼泊尔的多很多。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去欧美的中国人中有不少是去留学或帮子女照顾孩子，而前往尼泊尔的绝大多数是单纯观光或度假。更有意思的是，我在国内一家著名的自由行攻略网站上发现，驴友谈旅行经历和体会的网页，尼泊尔和美国相当，都是100多页。不少谈尼泊尔旅行经历的网文点击量都在2万到9万次，并不比谈美国游历的网文少。很多网友是一去再去。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网文，充满对尼泊尔的赞美——不仅赞美这个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度的自然人文景观，更赞美那里淳朴热情的人民。许多网友说，尼泊尔之行纠正了他们以往对这个国家的刻板印象，丰富了他们对尼泊尔的认知，更使他们爱上了那里的老百姓。
中国游客通过旅行对一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获得的了解、兴趣和感情，并不在任何官方的统计范畴。但是官方统计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却弥足珍贵。
中国公民自费前往尼泊尔这类国家，印证了中国旅游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确实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息息相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均GDP不足100美元，改革开放之初虽增加到200美元，却远达不到公民个人自费出境旅游的水平。直到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我们才看到国人在国内旅游的激增和出境游的开端。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公民出境游人数从2003年的2000万人次猛增到4584万人次。到2014年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这些游客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显而易见，而他们通过旅游对这些国家增进了解和情感，更是一种无形资产，特别是对尼泊尔这样并无很多余力在海外推介自己的欠发达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和中国老百姓共同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2014年8月，本文作者（右一）与李希光教授和尼泊尔时任总理苏希尔·柯伊拉腊（SushilKoirala）这样微观地从一个侧面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尼泊尔朋友也很认可。他们对我说，这样的介绍具体直观，很亲和。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振兴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必然不同于老牌发达国家。我们在宏观层面推介“中国梦”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从微观层面捕捉那些鲜活生动的实例，以亲和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真实
职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真实的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我亲身经历过两件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真实性在国际传播中至关重要。
一件是1996年的一天，我接到新华社纽约联合国分社发来的一个传真，说美国一家科普杂志社希望我们就一条英文电讯提供详细报道。传真附的这条电讯援引某报海外版的一条消息称，一支中美联合考察队近日在福建武夷山区人迹罕至之处，发现了被认为久已绝迹的极为珍贵的中国墨猴。
我看了这个传真，心里咯噔一下。因为除了这家报纸，这条报道没有任何消息源：中美两国哪个机构的考察队，都有哪方面的专家？“近日”是何时？报道中根本没有提。
我只好从两个方面追根溯源。一方面，我先是找到刊载这条消息的版面编辑，再追踪到福建那位作者，询问他的信息来源。他说是根据当地晚报的一篇报道，是哪一天的，他记不清了。而当我追到当地晚报，却得知对方根本没有发过任何关于武夷山墨猴的报道。
另一方面，我分别询问了林业部、福建省林业局和武夷山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得知，近日武夷山没有去过任何科学考察机构，更没有中美联合考察的项目，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墨猴。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证实我们的新闻机构发了一条假新闻。还得老老实实告诉美国那家科普杂志，这是子虚乌有之事，我真是觉得无比窝囊：丢人丢到了大洋彼岸！如果有关编辑在把这样一篇东西作为新闻报道发出之前，审查一下它的信息来源，打几个电话核实一下，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一篇不实报道？
另一件是2001年，我们的记者文赤桦去重庆地区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特稿，介绍一个贫困山区乡村中学的教师们坚守理想、忠于事业、呕心沥血地在贫困山乡办出了一流的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的事迹。报道经我编发，之后香港《南华早报》以将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
这之后不久，我们收到这所中学校长的来信，热情洋溢地对文赤桦表示感谢。这在我们这样的对外新闻单位是比较少有的。原来，德国克虏伯集团香港分公司的老总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两度前往重庆，几经周折找到这所学校，找出报道中提到的十几位教师、学生和家长，对照报道一一核实，确认了报道完全真实，然后决定捐助这所学校。这在这所学校创办几十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样认真的读者当真少见。而我们记者的报道经受住了这难得一见的苛刻检验。如果报道有一点不实之词，不要说对学校的捐助会泡汤，我们自己也会信誉扫地。
世界进入了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各种信息铺天盖地。作为中国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注意辨伪，确保中国新闻的信誉。
历史观
对外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这特别体现在对政策、历史背景等等的解释上。如果对历史没有正确的把握，这些解释就不准确，而且会抹黑我们自己。
诚然，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之前的一种否定，但是这种否定是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自我贬低乃至自视为一无是处。比如，谈到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不少媒体喜欢用之前的物质匮乏来衬托如今的社会繁荣和民生富足。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以下三点。第一，这是在1949年中国经济的烂摊子上搞发展建设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第二，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新中国搞封锁禁运，忘记或漠视这一点，就违背了历史；第三，这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做改革开放前后对比的时候，应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两个历史阶段不要互相否定，辩证客观地看待历史，准确地把握报道的基调。
改革开放，虽然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党和政府就是闭关锁国的。不少人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简单地归结为“一边倒”，暗含着自我封闭的意思。这其实是以偏概全，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由美国发起，西方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将军事武器、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列为绝对禁运或数量管制及监视项目，禁止或限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951年通过对中国等国的禁运法案，之后巴统又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执行禁运机构，开出了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所列禁止出口到中国的项目比禁运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项目还多500余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不可能倒向美国。
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9月30日作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中讲得很清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新中国成立一年中，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有17个国家，其中有6个不属于苏联阵营，另有8个国家正在谈判与中国建交，其中英国等4个国家都不是苏联阵营。这能说是“一边倒”吗？
1952年，周总理阐述新中国执行的对外政策时，谈到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方针，其中讲到“一边倒”的方针时，他说：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这样的外交方针和实践，怎能简单地概括或理解为向苏联的“一边倒”呢？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按毛泽东主席的说法，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后经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优先发展和苏联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脱离平等待我、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而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就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这为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香港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但到了香港边境却戛然而止。很多人以为，解放军只要一个团，最多一个师就能把香港拿下来。然而，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始终坚持“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周总理曾说，在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望站、气象台、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理性选择，是上乘之策。他还说，因为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在那里的企业，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企业，资本主义的经营。
这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雏形。因此，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某些国家的恩赐。这是新中国外交战线及各条战线和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力、自立自强、打破封锁的结果。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观。
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禁运了几十年，至今还不时抡着制裁的大棒打击我们，却把“闭关锁国”的帽子扣到了我们的头上。这样颠倒历史颠倒是非的做法，我们如果看不清楚，不仅改革开放的故事讲不好，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走向也不会把握好。
所以，做国际传播，一定要强调正确的历史观。（作者供图）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