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天:大概是2002年吧,发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在东三环的CBD,也没准是香山的迷笛音乐节。当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去美国了。后来,有个叫穆谦的朋友,他翻译过一本叫《音乐人类学》的书,联系我去新加坡的音乐节表演了一场,当时还有杨一。杨一消失了一阵子,现在在给窦唯做音乐,好像还有了法号。我记得新加坡那场演出是2004年,乐队已经解散了,就找到一些石家庄的孩子一起排了一下,后来,这些年轻人组了一支名叫万能青年旅店的乐队。再有《十二年后》这首歌,是12年之后的事情了,严格来讲我从2003年开始“消失”了12年。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消失”的十几年里,都做了些什么?
杭天:记得当时做音乐确实做得不太爽,挺失望的,再加上当时的女朋友问我要不要试着来美国适应一下,我们最早在印第安纳州,后来在芝加哥住了三年,现在又去了南卡。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画过画,后来发现通过那个谋生也挺难的。我小时候是画工笔的,但是画这个的收入跟你搭的工夫不成正比。
在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跟人钻研古董,为了考察窑址跑了好多地方,后来才发现,当时的自己挺投入的。之后我研究西夏瓷器,一下就钻进去了,常去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这些地方,说实话,我挺喜欢西部的,喜欢那儿的自然环境和那种民风吧,一到那儿就特别开心,心里很开阔。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南卡的孔子学院院长跟我说你来这儿教点书画课吧,就这样,我把被摇滚乐间断的书法也重新拾起来了。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瓷器,觉得西夏瓷器的美感带给我的震撼可以说是空前的,那是一种属于800年前中国人的艺术风格,是一种有别于今天的美,它的神秘感有宗教的气息,强烈黑白对比的线条,看似很拙,却很圆润。做个类比吧,比如说宋瓷是油画,其他宋瓷的门类可能是古典油画、宫廷油画,或者说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西夏瓷器就是凡·高,表达直接,又少有修饰。那时候我发现关于西夏瓷器的资料很少,有些专家对西夏瓷器的纹样描述中有不少错误信息,感到这个领域是被忽略和误解较深的,于是就想给这类瓷器写本书。也正机缘巧合,在给书找资料的时候,结识了安思远,我去纽约拜访他时,老先生还转让给我一些藏品。后来书出了,印在封面上的这件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件民间藏品。因为我去考察的窑址都很荒凉,那些瓷器碎片都是散落在漫山遍野的,不像去河南窑址,都是在村庄的地基里,或者农田里。我就四处打听,终于在呼市找到了这件瓷器当时的藏家,很激动,于是借了些钱把它买了回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传统艺术,或者说你所研究的书法、瓷器,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杭天:直接的关系比较弱,但是也有个类比,比如陶瓷这个圈儿,江南地区的人喜欢南宋的瓷器,因为造型规整,单色釉的、青釉的居多,因此可以联想到摆放这些物件的室内环境会听什么音乐,丝竹像古琴、古筝和这些都是搭的;龙泉窑、汝窑,更适合中国古典民乐;我喜欢的是西夏瓷器,和游牧民族的关系比较大,这种器物造型上比较粗犷,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是一种朴素的美,纹饰题材也是具象的偏多,体现了一种地貌的特色,这和我喜欢的布鲁斯,还有摇滚很相似,这些都不是很躁的音乐,质感就像暗沉中有爆发的情绪。所以说,在审美上是有些关系的,我喜欢粗线条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布鲁斯跟其他音乐有什么不一样?
杭天:首先是重音,它让音乐有了一种扭动感。我刚开始听布鲁斯那会儿想得特别多,认真研究了一下歌词,就觉得里面说的事都特别生活化,那会儿很多人对布鲁斯的理解是往爵士上靠,理解成小资咖啡馆那种氛围,但其实布鲁斯特别具象,流行音乐和摇滚都是抒情的,里面有很多虚的成分、描写,布鲁斯的歌词都是故事,甚至是人的对话。我之前还写过像西北信天游的赋比兴式的歌词,在当时很多人觉得是一种低俗感的东西。但是我恰恰觉得,它是有文学性的、高明的,是叙述的,不是写意的,有时候,它就像电影的那种镜头,描述的时候、唱的时候都充满画面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写过一首歌叫《比比爸爸》,应该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有一定关系的吧?
杭天:其实跟现在“拼爹”的意思一样。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深有体会了,同学直接会互相打听彼此的父亲,这个孩子在大学里的地位,以及最后是否能留京,跟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的。我当时觉得自己有点怀才不遇,也就是在那时候有了这种不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