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杭天杭天的第一张专辑名叫《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问世于1999年，那时候中国人普遍没听说过“布鲁斯”，偶尔有人知道布鲁斯，无非是克莱普顿的《不插电现场》和影视作品中的鲍勃·迪伦名曲。上世纪末，人们对于音乐还没有今天这样了解，只依稀听过一些关于摇滚乐的名词，见到过一些照片。崔健为那个世纪交接写下了《时代的晚上》——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眼前我们能做的只是肉体上需要的，然而音乐似乎从未真正地和这个城市发生过关系，它如同一条静止的河流，搁浅在城市的边缘，散发着某种独立的生态。杭天的歌，也没有赶上摇滚乐的第一拨快车，带着对那种音乐风格美好和粗犷幻想，杭天的平民小调混合着一种对于城市的无奈，就这样上架了。
在今天看来，杭天的音乐是一种独立于当年独立音乐的语境，甚至有一点今天民谣的早期影子，也有一点90年代初的摇滚气息，这张几乎被人遗忘的唱片，夹杂在彼时泛滥的流行音乐中间。在《蚕豆》里，杭天并没有表现出对新世纪的恐慌和向往，至少在他的音乐中很难看到那种对时代变更的焦虑，吃饭、工作、聊天、喝酒、爱情，对未来的幻想和迷茫构成了他的歌词，他用一种近乎叙述的方式，描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在他的音乐里，布鲁斯就是那些故事的主题。
在给专辑取名字时，杭天当时想象的是一个炸裂开的心脏，和向外涌出的一股股酸甜苦辣，他的歌词写道：“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当你说你有点想分手，我的心是泛着沫的啤酒，当你吻我的时候。”他说：“整首歌的歌词都跟饭菜有关，像是个无声的饭局，或者是个不了了之的约会，反正表达的是一种黏黏糊糊的情绪，心碎的感觉。”于是那个被无限放大的蚕豆，像是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他的符号。
《冷水浇头》是他在两年后的另一张专辑，有一点像曲艺、城市民谣、布鲁斯的混合体，其间还穿插着莫名其妙的西北风味道，“冷水浇头”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小白玉霜的评剧选段，“好一似凉水浇头我的怀里抱着冰”，不过，在杭天的这出戏里，爱尔兰舞曲、中国摇滚贝斯、笛子、吉他之间的交谈，支撑了他的有感而发，也让他歌唱鲍勃·迪伦时，找到一种别样的致敬，特别是在《嘿，我的南方摇滚兄弟》这首纳什维尔音乐声中。
《五古书京都小白领八部曲》是这张专辑的一个亮点，就像大都会里永恒的“劳动号子”：“白日依楼尽人流汇车流，翘盼大公共焦焦使人愁，危楼高百尺华灯印星辰，月黑雁飞高馋鱼自己烧，春眠不觉晓无处闻啼鸟，今天又迟到昨晚喝了多少（打乱顺序）。”是关于北京的写照，这是杭天的视角，也是他的一种固执，他像一个城市的闯入者，又像是人群的旁观者，在那个音乐还未被过度开发的年代，在那个涌动着的“金钱时代”，他选择换一种生活，离开，并且“消失”。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很少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似乎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杭天生于唐山，成长在张雨生、谭咏麟、童安格歌声四伏的年代，那时候他喜欢卡拉OK、磁带，喜欢和同龄人一起听音乐，娱乐文化的冲击是一股新的潮流，在口水歌声中，他觉得人的生活中，一些被禁锢了很久的东西被这些情歌焕发出来了。1992年，他考上北京工商大学，读到了《音像世界》杂志，在打口盘的“感召”下，他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多年后，他有了乐队，和日本的吉他手大泽宽，以及意大利的口琴手克劳迪奥开始演出，从1997年9月到1998年初，他在北京北太平庄的牡丹电视机厂对面地下室创作了十来首作品，在吉他手张耘丰、贝斯手金东宁和鼓手关菲的陆续加入后，杭天的乐队就这样浮出水面。
“明天是否漫长，我衣锦还乡”是杭天的歌词，后来，他哼哼着“衣锦还乡”去了美国，直到12年后，他哼哼着同一首歌又回来了。某天，在从秦皇岛回北京的路上，他脑子里飞速地闪过一些话：“没有风化不掉的山石，没有无须劳作的长久繁华，没有皇图永固的王朝，没有大幕不谢的趴。”这是他的新歌《变化将至》中的几句词，叙述少了，这让他的新歌听起来多了些惆怅，少了些自嘲，不久，他和自己的新乐队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演，杭天说：“我觉得差不多得变了，变化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