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比三年前，1984年，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头条的《星星》，就能意识到余华经历过怎样的脱胎换骨。《星星》是他第一篇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小说，写一个智力超过他年龄的孩子（我以为，性格原型就应该是他自己），迷上小提琴后得罪了左邻右舍，也招惹了孩子们。最后，父母决定把小提琴卖掉，于是孩子忧伤极了。这是一篇因果明确、叙述直白的习作，当时的《北京文学》请他到北京改稿，让他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那是苏辛群主事的时代。
余华因为这篇《星星》，进了海盐县文化馆，之前他中学毕业后，在一个乡镇卫生所当牙医。他认识我后告诉我，他最初的创作是由崇拜川端康成始——因为读到《伊豆的歌女》，使他有了最早的创作欲，他从川端康成小说中读到敏锐的多愁善感。他后来对川端康成的概括是：“川端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他说，改变是1986年春，一本《卡夫卡小说选》。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当时只剩下一本，朋友先买了。随后，回到这朋友家中，他许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换下了这本《卡夫卡小说选》，读到《乡村医生》后，如醍醐灌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他说，是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想象力，教会他要用异常锋利的思维，轻而易举，就直抵人类的痛处。他读到的这本《卡夫卡小说选》，应该是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孙坤荣主编的。
1987年余华像是迅捷完成了一个三级跳，一下子就成为莫言、马原之后，新生代作家中最耀亮的一位。他先在《北京文学》又发表了一个篇幅不到4000字的短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写一个陌生人上门，莫名其妙地拉“我”去看望一个将死的、其实并不相识的朋友。这个荒谬的中午，“我”被拉到一个死人身边，作为“朋友”，认了一个悲伤的母亲。这个荒诞结构，是他在《十八岁出门远行》成功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与人关系的结果。写完后，他大约马上意识到了短篇小说空间局促而无回旋余地，于是就有了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那时他还陷在抽象的荒诞里，《四月三日事件》令我想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它的主题是恐惧。小说以第三人称“他”，叙述童年视角中敏感到夸张的感觉世界。“四月三日”是个莫须有事件，是“他”在不安中感觉到会有什么“事件”发生。这预感从对“他”构成诱惑的女同学白雪的暗示与梧桐树下那个中年男子始，延续到最亲近的同学、父母与邻居。“他”先是处处感觉，大家都在背着他议论他；然后，事情真按他的想象发生，他处处感觉到被监视，所有人都参与了监视。他因此就感觉“四月三日”会有针对他的谋杀，结尾便爬上了停在车站一列货车的煤堆，决心离那个“阴谋”远去。小说是由荒诞想象构成的因果，作为他的第一个中篇，说实在的写得有点累。他告诉我，这小说其实是他儿时梦魇的写照。他说他儿时梦到最多的是周围长满青苔的井，说不清在梦里曾滑到井里多少次。再有，就是在梦里杀人，没有杀人经过，只有因杀人带来的惊险追捕，常常吓出一身冷汗。他说他儿时因此有莫名的惊恐——走在狭窄的路上，常怕正常行驶的汽车会突然冲过来撞到他；夜晚走在弄堂里，对面过来的人影也会吓他一跳。在《四月三日事件》一开头，他就写道：“他突然发现自己踩在她躺倒在地的影子上，那影子漆黑无比，那影子一动不动。这使他惊讶起来。”这个“她”是“身穿淡黄色衬衣”的白雪。
紧接着《四月三日事件》，这年年底，他又在《收获》上发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跳出惊恐开始写残酷。《一九八六年》有一个引子，交代“文革”中一个历史教师失踪，留下妻子与一个三岁的女儿，妻子后来改嫁了。历史教师是因研究古代刑罚而被抓，当晚其实他逃跑了，所以，小说真正开端，是他变成疯子，回到了镇上。这小说有意思的是写受尽精神折磨的疯子与女儿现在一家的关系，从象征的角度，疯子当然代表“文革”那一段无法回首的过去。小说里，疯子回到镇上，影响了已经生活在新时代中女儿的欢乐，给“她”母亲带来了惊恐。疯子在自己身上做古代的种种酷刑表演，那些鲜血淋淋的表演显然是他的研究与“文革”记忆的综合，他的表演就一次次传递给“她”母亲，赋予她噩梦。最后，“她”母亲终于恢复了正常，如释重负地说：“天亮时我听到他的脚步，他走远了。”这时，疯子已经死了，“她看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生活就迅速平复，他们三人又可以一起上街了。结尾一节，余华换了一个视角，写疯子叫着“妹妹”迎面而来，伙伴就对“她”说，这疯子在寻找他妻子，并暗示“她”看前面走来的母女。于是，“她看到这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她俩走得很优雅”。从这个中篇起，余华找到了他独特的落点：以优雅的语言写残酷。这篇小说里，他写太阳，已经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鲜血”；写火焰，已经是“一堆鲜血在熊熊燃烧，噼噼啪啪四溅的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像火星一样灼烫”。余华的写作方式与苏童是截然不同的，余华迷恋这种锋刃割裂皮肉中的张力。（待续）2004年，余华在巴黎的朗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