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季，摄影家唐遵之给电影演员翁木兰母子拍生活照，拍摄现场还有翁木兰家里的保姆。唐先生用德国的禄来120双镜头相机，为母子俩拍了11张照片，相机里仅剩最后一张胶片未拍，正在此时，翁木兰的儿子看到翁家保姆在招呼自己，正要疾奔过去，翁木兰怕儿子跑快了容易摔倒，用力拉着他的手，唐遵之手疾眼快，迅速按动快门，把这感人的瞬间拍下来。胶卷冲洗出来之后，唐遵之看到底片背景空白太多，于是又找了另一张有树枝的底片，两张底片叠放成《妈妈，到那边去！》这幅佳作。
1957年7月，中国摄影学会展览部向海外和港澳地区的同胞寄出了首届国展的征集函和参加表，香港同胞唐遵之便将《妈妈，到那边去！》寄到学会展览部。国展评委们经过一轮又一轮认真筛选，最终《妈妈，到那边去！》入选了首届国展。
1957年12月1日，在北京帅府园美术馆，中国摄影家学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会。影展中有一幅作品特别引人关注，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士，右手打着花阳伞，左手领着自己的孩子，作品给人一种清新、洋气、悦目的感觉。可“摄影批评家”则认为，作品里阔太太领着小少爷，明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大鸣大放的年代，群众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事，但“摄影批评家”注意到作品下方标注“《妈妈，到那边去！》香港唐遵之摄”字样。从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大局考虑，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是我们团结的对象，香港作者还不能等同于内地作者，“摄影批评家”们欲言又止，憋在肚子里的话，一直忍到1968年才爆发出来。
1961年，为了向苏联莫斯科举办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会报送作品，担任国际影展中国评判委员的石少华及中国摄影学会其他领导同志精心挑选一批作品，其中包括《妈妈，到那边去！》这幅作品。1961年9月7日，在莫斯科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会上，共展出了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422位摄影家的550幅作品，其中评选出：金质奖章5枚，银质奖章5枚，铜质奖章20枚，荣誉奖状80份，我国香港作者唐遵之拍摄的《妈妈，到那边去！》荣获银质奖章。在1961年第六期《中国摄影》杂志上，石少华还写了一篇《介绍我国在莫斯科国际摄影艺术展览获奖的作品》的文章，文中对《妈妈，到那边去！》大为夸赞：“在这幅作品中，人物表现得很自然生动；孩子快乐活泼的表情，妈妈慈爱和高兴的神态，都获得了恰当的表现。照片的用光、构图非常优美，使这幅作品达到了悦目和吸引人的效果，给人们以美的享受。”石少华对《妈妈，到那边去！》的赞美和偏爱，都为造反派批判他留下了有力的证据和把柄。
1968年，中国摄影学会的造反派以《妈妈，到那边去！》为突破口，大批特批石少华在国际影展上为资产阶级的作品鸣锣开道。在1968年第1期《新摄影》杂志上，造反派以雷红军署名写了一篇《评“莫斯科国际影展”与叛徒石少华》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少奶奶’的闲极无聊的生活情趣，是苏修一再吹捧的‘人情味’‘人类之爱’的标本。这张照片所以被石少华视若掌上明珠，就因为主角不是工农兵，而是资产阶级娇滴滴的‘贵妇人’。”远在香港的唐遵之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拍摄的一幅作品却给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惹出了祸端。国内把《妈妈，到那边去！》打压到谷底的同时，它却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国际影展获奖杯八座。
香港摄影家唐遵之一生拍片无数，但所有作品都无法超越《妈妈，到那边去！》，作品中妈妈翁木兰女士也因为这幅作品而一度走红。唐先生退休后移居加拿大，他的得意之作一直悬挂在自家的客厅正中，朝夕相伴。1997年，作品中的母亲翁木兰女士，专程从美国赶到加拿大拜访唐先生，面对四十多年前的作品，往事历历在目让人不能忘怀，临别之前，两位老人聚拢在《妈妈，到那边去！》前合影留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的摄影刊物较少，其摄影刊物的版面大部分被新华社和各地区的专职摄影记者所占据，业余摄影者及港澳的摄影者很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更别说带有小资情调的作品入选国展了。为什么《妈妈，到那边去！》能入选国展呢？原因是当年为了落实新时期的统战工作，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作品要占国展入选总量的10%-15%，以第一届国展为例，总入选作品317幅，其中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作品就占60幅。由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所在地域的社会制度不同，作品在题材上区别较大，《妈妈，到那边去！》还算是比较贴近生活的，而且作品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所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石少华力挺《妈妈，到那边去！》，而祸端也是由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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