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歙县郑村镇棠樾七连座牌坊群，完整体现了程朱理学“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为明清时期古徽州建筑艺术的代表杰作。乾隆皇帝曾大大褒奖牌坊的主人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
四川汉源九襄牌坊。石刻工艺精湛绝伦，人物造型惟妙惟肖。牌坊，是封建社会一种为表彰相关人物的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而立的门洞式建筑，系中国所独有。千百年来，牌坊已经积淀于中国人的文化里。从很多俚语中不难看出，牌坊是一件代表荣耀的事物。
必须指出，用牌坊光宗耀祖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只能从历史遗迹和传说记载中回想旧日的时光。在传统文化重新得到重视的今天，人们更多是把牌坊当作一种区域地理的标志。
从“坊门”演化来的“牌坊”
牌坊，也叫牌楼。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二者是有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牌楼有屋顶，它能起到更大的烘托氛围。但是由于二者功能相近，所以到最后“牌坊”和“牌楼”就成了对一种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叫法。
牌坊在古时候其实就是门的一个称谓，但是到什么时候确定它为牌坊的呢？这要从唐代说起。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道路棋盘式地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只剩下现在这种形式，于是老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
从建筑样式和风格上分，牌坊大体分南、北两大派。南派牌坊秀丽精巧，尤其是徽式、苏式、桂式牌楼，高挑的檐角显得淑女气十足；北派牌坊则受京城皇族影响，大多为宫廷建筑，显得凝重粗犷。如果按材质分，牌坊分为四大类：石坊、砖坊、木坊、水泥坊。
牌坊一般由底座、立柱、额枋、字板等部件构成，牌楼还有檐顶。底座上部与立柱相连，下部深埋于地，稳定牌坊；立柱朝上，支撑牌坊重量；额枋为连接立柱的横梁；字板是上下两横梁间的石板或木牌，也称“匾”；两立柱之间一般为可通行的门，称“间”……最大的六柱五间牌坊，较四柱三间牌坊更显气势，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牌坊一般为帝王所用。
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时期，至明、清登峰造极，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琉璃瓦牌坊。上书“华藏界”三字，即“莲华藏世界”的简称，为释迦如来真身毗卢舍那佛净土之名，意为进入佛界。表彰忠、孝、节、义，是封建统治者设建牌坊的主旨。从这个角度说，牌坊传承着中华文明的伦理道德，并昭示和规范了民众的道德标准、思想言行，映射着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及道德文化，反映了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
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状元坊用来表彰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考生，此举开创了由政府批准修建牌坊的先例。从这时候开始，牌坊这一特殊的建筑形式就和封建礼教、帝王恩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明清立牌坊要皇帝恩准
明清以来，从修筑牌坊的目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功名牌坊。大多是褒奖在守卫边疆、抵御外敌入侵，平讨叛逆、征战四方而军功显赫的武将，和在朝廷辅佐皇帝、勤政为民，在治理国家和整顿地方上政绩卓著的文臣而建立的。
道德牌坊。主要是表彰在传统的封建道德忠孝节义等方面有良好表现的孝子贞妇，强化君臣、父子、夫妇有别和臣忠、子孝、妇贞等正统思想，是统治者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以表彰贞节烈妇和孝子贤孙的最多。
标志牌坊。主要建立在重要的宫殿寺庙前，具有门阙的作用和彰显旌表的功能。因为此类牌坊一般都建在主体建筑的入口处，因为显著而逐渐成为所在主体的标志性建筑。
陵墓牌坊。帝王皇家陵寝为了显示皇家尊贵的身份和帝王的权威，增加陵墓的肃穆庄严气氛，都非常重视陵墓外部的装饰，而牌坊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文光刺史牌坊屹立在西递村的村口，系明朝万历年间为表彰出生于西递村的官员胡文光的功德所建，是世界文化遗产西递的标志性建筑。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赞叹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牌坊！”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立牌坊是一件极为庄严、隆重的事情，当时的人们都把被恩准立牌坊视作非常光荣和值得炫耀的事。获此殊遇的人更是名誉、身价倍增，社会地位会有很大的提高，甚至整个家族的人都会觉得无尚荣光。
牌坊的建立，绝非易事，在牌坊发展最为鼎盛的明清时期，要想立牌坊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从明代开始，就已经由政府负责牌坊的审核批准和统一管理。申请人提出建立牌坊的申请，在获得地方官府的批准后，还要由地方官府上报到朝廷，由皇帝钦准，才可以兴建，最后由官方出资建坊。
立牌坊表面上看是对个人的一种表彰，但实际上，这往往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一些豪强宗族都倾向采用这种方式扩大本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他们需要来自朝廷的褒奖来提升其在当地的政治地位，所以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打通当地官员的关节，获得推荐的资格。
明清两代是建坊比较多的朝代。尽管如此，能够有幸获准立牌坊的，仍然是极少数。通常情况下，身为万民之主、一国之君的皇帝是没有闲情逸致去关注这些民间琐事的，所以，所谓的“钦准”、“御批”，都只是借用皇帝的名义而已，实际上都是由朝廷的礼部“批发”的。
安徽省黄山南部黟县的西递村。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距黄山40公里，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明清年间，该村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他们在外经商成功，心系家乡，大兴土木，建房、修祠，其中很多把牌坊的建筑形式和民居巧妙地融为一体，十分自然、和谐。道德牌坊成了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统治的强化，对人们思想文化上的控制更为严密和专制，这在道德牌坊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明清时期，受当时的风气影响，寡妇自杀殉夫，几乎已成为一种习俗。“从夫于地下”在明代被认为是最崇高的行为。类似的悲剧到了清朝初年仍大量存在。
到了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颁布圣谕，批评寡妇殉节是逃避圣人教导的家庭责任的卑怯行为，认为真正的节妇应该继续活下去，并为夫家恪守妇道。尽管这并没有消除寡妇自杀的现象，但此后自杀的人数确是显著减少了。18世纪以后，甘愿过着青灯孤影寂寞生活的寡妇远远多于自杀者。我国大地上所立的贞节牌坊，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而道德牌坊的极致，要算棠樾鲍氏牌坊群。棠樾鲍氏牌坊群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的牌坊群，位于安徽省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共有七座，其中明代三座，清代四座，包括两座“忠”字坊，两座“孝”字坊，两座“节”字坊和一座“义”字坊。一个家族能获得七座牌坊，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鲍氏家族为立牌坊精心蓄谋了数百年，是经历两个朝代，由几十代人共同努力完成的巨大“事业”。
七座牌坊中最早一座为西边第二座，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此坊的建立却是为了旌表前朝人。
安徽歙县明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许国石坊上的精美石雕。云南丽江大研古镇木府忠义牌坊。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据说丽江土司木增曾用马帮驮上万两金银，万里迢迢到京城进贡。明神宗大受感动，于公元1620年钦赐“忠义”二字，并敕建这座忠义石坊，成为当时木氏土司家族的莫大荣耀。
清东陵孝陵石牌坊上的浮雕云龙。这是目前中国现存最宽的石牌坊，距今已350余年，虽历经两次大地震，依旧岿然不动。南宋末年，当地盗匪猖乱。村人鲍宗岩躲进山谷，却被强盗抓到，绑在树上准备杀死。他的儿子鲍寿孙前去乞求强盗放了父亲，自己代父去死。父亲说：“我老了，就这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哪能杀他？我愿意自己死。”两人互相争死不已，强盗心中有所感动，便把两个人都放了。
他们的事迹在村中传为佳话，被标榜为孝义的典范，官府笔录上报，后来的元人脱脱在主持修编《宋史》时，将其收入《孝义传》里。到了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帝朱棣读史读到了这件事，大加赞赏，为之赋诗二首，并令在村中建牌坊一座，赠额“慈孝里”。从此，棠樾村东头有了一座庄严巍峨的牌坊。
棠樾鲍氏牌坊群中年代最近的一座牌坊，是建于清朝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义”字坊。在这之前，鲍氏家族已先后获得“忠”字坊、“孝”字坊、“节”字坊各两座。然而按封建伦理应该是“忠孝节义”齐全，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人”。现在“忠”、“孝”、“节”字坊都已有了，就独缺“义”字坊了。
据说，鲍氏祖先早就立志，要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建“忠孝节义”牌坊，所以按“忠孝节义”的次序竖牌坊，而不是按年份的先后排列。比如最早的一座“孝”字坊，为第二座，后来立于明嘉靖初年的“忠”字坊却置于第一座的位置。六座牌坊的排列顺序是：忠、孝、节，节、孝、忠，很显然，在节与节之间有一块空白，这就是专为“义”字坊留的空地，以便将来补上去。
为了使所竖的牌坊与封建道德体系一致，清朝嘉庆年间任官两淮盐运使的鲍家子孙鲍漱芳和他的儿子鲍均，便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们父子两代人先后不惜散财破家，鲍漱芳将做官的俸禄全部耗光了，儿子鲍均更是将祖产变卖，通过捐米捐粮、救济贫困、兴建水利、修桥筑路、创办学校等不计其数的义举，终于在明成祖朱棣钦赐棠樾鲍家首座“慈孝里”牌坊整整400年后，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鲍氏再次获得皇上恩赐“乐善好施”，即“义”字坊一座，从而完成了鲍家人世世代代的宿愿。
六座牌坊中间的空白被填补了，于是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牌坊群排列顺序，即“忠”、“孝’、“节”、“义”、“节”、“孝”、“忠”编排组建，使人们无论从进村方向看，还是从出村方向看，所看到的都是“忠、孝、节、义”顺序！
清西陵大红门三座石牌坊。均为五间、六柱、十一楼形式，用青花石筑成，上刻山、水、花、草、禽兽等图形，形态生动，与北面的大红门相对应，构成一座宽敞的四合院。这在中国古建筑群中仅此一例，绝世罕见。
八脚牌坊传佳话
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明清时期，对牌坊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它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统治者所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建造，想建就建，想用什么形制就可用什么形制，想建成多大规模就建成多大规模的。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用四柱三间七楼。
可是在安徽歙县，却有一座著名的八脚牌坊，比皇家的牌坊还多了两根柱。这里面还有一则故事。
牌坊的主人名叫许国，字维桢，安徽歙县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许国一生兢兢业业，为朝廷立了不少功绩，在他年近六十的时候，明神宗对他“加恩眷酬”，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恩准他衣锦回乡，在家乡歙县建造牌坊。
据说许国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心想，徽州牌坊如此之多，建一座四脚牌坊，即使雕得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出众之处，便有心造一座与众不同的牌坊，但又怕超出形制，引来杀身之祸。他于是迟迟不肯离开京城回乡，总是三天两头到皇上面前转悠。皇上每次见到他便问：“爱卿何不赶紧回去营造牌坊？”他总是以“准备去”一类话来搪塞。如此几次三番，皇上不耐烦了，说：“老爱卿办事从未如此拖沓，如今造牌坊拖这么长时间，不用说四脚牌坊，就是八脚牌坊也造出来了。”许国一听正中下怀，当即眉开眼笑俯身下拜道：“谢主龙恩，臣这就回去造八脚牌坊。”皇上见状，方知上当。但皇帝金口，一言九鼎，许国又是三朝元老，有诸多功绩，于是也就默许了。由此也给后世留下一段八脚牌坊的佳话。
承载千年沧桑与荣光
一座牌坊，一段传奇，虽历经千载，也一任雨打风吹去。或穿越千百年光阴傲然挺立，任后人揣度这前尘往事；或身断数节，随尘埃一起沉入浩瀚苍茫的历史，渐渐远去；或被后人重新修葺，再现先辈的功绩品行。
世情冷暖，历史功过，是是非非，我们已无意评判，唯有怀着敬畏的心情，去领略那些穿越千载岁月的沧桑与荣光。
作为一种历史陈迹，牌坊所承载的愚忠惑民、束缚人性、戕害女性等思想意识之糟粕，自然不足以让我们承袭，但在一定层面上用以褒扬宦绩政声、旌表孝子义士，提倡孝以事亲、以报慈恩、乡闾有礼、子弟有学、阖家和睦、淳朴自持等儒家思想，也一定程度地代表了中国传统人伦思想及人居文化的守望，代表了邻里亲情的敦睦。另外，牌坊本身的建筑艺术、文化内涵、历史沿革等也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活化石”般的材料。从文化形态上来说，其之所以能绵延千年之久，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