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唐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
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8窟伎乐公元6～7世纪。
伏羲女娲画像唐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42号墓出土。伏羲女娲图绘于绢或麻布之上，一般用木钉钉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正对墓主。少数画折叠后包好摆放在死者身旁或盖在死者身上。伏羲女娲的传说大致出现于战国中后期，至西汉大为流行。新疆古称“西域”，这片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缘，为天山、昆仑山两大山系千年积雪所滋润的绿洲走廊，很早就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大通道。作为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毗邻印度、波斯，远通希腊、罗马、拜占廷，西域一度成为世界各大文明中心多元文化光照的聚焦点。“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商旅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之路。在这里，古代的乐舞艺术摇曳生姿，并在不同的城邦，形成不同的地方风格，出现了于阗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伊州乐等。隋唐时期，由于原居河中、七河流域的粟特人大批客居或入籍西域，又带来了康国乐、安国乐、石国乐。西域乐苑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异彩缤纷态势。
西域乐舞在竞相争胜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原长安的乐舞时尚产生了巨大影响。源自隋朝的宫廷七部乐中，就有“西国龟兹”“齐朝兹”“土龟兹”三部西域乐。宫廷九部乐是唐初最高规格的官方乐舞团队，后又发展为十部乐。唐代十部乐中，西域乐就有五部（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于阗乐、康国乐）。西域歌舞对中原的影响十分深远。宫廷乐的任务不仅在于娱乐内宫，在举行重大仪式、祭祀、奏凯、接待外国使臣和宴接大臣、将帅时都少不了它们，是唐帝国对内、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面艺术旗帜。
龟兹乐舞
龟兹是指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龟兹国”，今天是新疆库车县所在地。古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公元前就与中原交往频繁。汉唐之际，这里拥有比莫高窟历史更加久远的石窟艺术，被现代石窟艺术家称做“第二个敦煌莫高窟”。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擅长音乐，故龟兹乐舞发源于此。在源远流长的龟兹文化的影响下，“以歌言声、以舞言情”成为龟兹各民族的典型特征。
据史料记载：汉时，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为妻，后携公主去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以后绛宾“数来朝贺”，回龟兹后“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一重大改革，对龟兹乐舞艺术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应该说：龟兹王绛宾迎娶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为妃，才从中原输入了主要以钟鼓琴瑟组成的雅乐。此后，随着佛教弘传，又有印度北宗音乐传入龟兹。印度北宗音乐在我国被称为天竺乐，永和四年（348年）有一支乐队来到前凉的都城姑臧，乐师十二人，使用凤尾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钹等九种乐器，包括弦乐、打击乐和吹奏乐等三大组成部分，主要演奏佛教音乐。龟兹乐就是在印度北宗佛教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中原雅乐和本地羌人古乐，融合而成的一种具有浓厚地方和族群特色的音乐体系。
苏幕遮大型歌舞戏具有强烈的群众性和娱乐性。表现的内容：一是乞寒求水，二是破灾避邪，演出场面声势浩大，人物众多，气氛热烈。表演者头戴毡帽及面具，边歌边舞，互相泼水为戏。
成熟的龟兹乐有二十余种乐器，以五弦琵琶为主，包括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圆鼓、都昙鼓、腰鼓、羯鼓、铜钹、贝等。它不是单纯的打击乐，也不是单纯的管弦乐，而是集合各种乐器，充分发挥合奏、合声的艺术效果，旋律和声，浑然一体，可以奏出非常复杂的曲调。在龟兹昭怙厘大寺（现在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的舍利盒和克孜尔千佛洞窟顶都绘有一群群手持各种乐器的天女、飞天舞蹈于祥云霭霭的天宫之上，被称为《天宫伎乐图》，再现了龟兹乐演奏的情景。
南北朝时，龟兹舞蹈则逐步脱离了单纯的劳动模仿和自娱性，发展到具有表演程式和情节内容的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歌舞戏”形式，包括“苏幕遮”“大面”“拔头”等。这一时期，在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中，龟兹文化进一步发展，音乐艺术日趋繁盛，成为西域的乐舞胜地。与此同时，前秦国主苻坚派吕光平定龟兹，将一大批龟兹乐舞伎人带至中原，从此揭开了龟兹乐舞大规模东传的序幕。
彩绘苏幕遮舞乐木舍利盒发现于新疆库车苏巴什古寺的西大寺遗址。舍利盒身周围绘有一组形象极为生动的龟兹乐舞图，是龟兹乐舞唯一的见证，也是龟兹当时社会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隋唐时期，龟兹本地的音乐舞蹈进入发展高峰。唐初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回国撰写出的《大唐西域记》，对当时龟兹音乐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屈支（龟兹）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音乐种类有“歌曲”“解曲”和“舞曲”。
由于唐代国力的强盛，龟兹乐舞不仅在中原地区影响颇深，还将影响力辐射到亚洲各国。龟兹乐舞成为唐朝对外交往、显示国威、开展文化交流的工具。日本在隋唐时不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这些使者归国时带回的中国乐舞，其中不少就是龟兹乐。日本的“雅乐”里，有许多是与龟兹有关的乐曲，龟兹乐中的筚篥、五弦琵琶等成为日本传统乐器，至今日本的正仓院还保存着唐代制作的五弦琵琶等。龟兹乐舞对朝鲜也有重大影响，朝鲜半岛流传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古代朝鲜使用一种“桃皮筚篥”乃是龟兹筚篥的变种。古代越南、缅甸等国，亦有龟兹乐舞的影响。《新唐书·骠国（今缅甸）传》记载该国宫廷乐部中有四部，第一部即“龟兹部”，其乐器配置，与唐宫廷“龟兹部”完全一致。
克孜尔石窟第8窟前壁伎乐飞天图公元前7世纪。木雕伎乐手执无弦琵琶公元7世纪，新疆库车都尔杜尔阿库尔佛寺出土。于阗乐舞
于阗位于新疆最南端，西南与印度、巴基斯坦相接壤，北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接。有关于阗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称其在西域之东。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代），尉迟氏在此建立于阗国，于阗国成为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中势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因这里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位居丝路贸易的重要据点而繁荣一时，成为西方贸易商旅的集散地，东西文化交会之要冲。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建立后，于阗国归属汉朝，疆域包括今新疆的和田、洛浦、墨玉三县。唐代于阗成为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公元938年，后晋朝廷册封李圣天（912～966年在位）为“大宝于阗国王”，此后“大宝于阗国”遂成为10世纪中叶于阗国正式的国号。于阗国的疆域，东北延伸到今若羌附近，隔车尔臣河与仲云部相望；南部抵昆仑山，与吐蕃接壤；西北近喀什。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新疆和平解放，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写道：“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于阗乐自此家喻户晓。“于阗乐”原本是塔里木城邦诸国中最古老的乐种。于阗（khotan）之名原为古藏语“玉都邑”的意思，说明最为古老的原住民本是羌人，原始的于阗乐大约是一种西羌乐，主奏乐器似为横笛。据《西京杂记》记载，于阗乐在汉代初年已成为宫廷中节日的活动项目，闻名中原。据汉高祖宠姬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在出宫后谈到宫中娱乐时说：“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至东汉初年，塞人入主于阗，创建了称为瞿萨旦那的于阗尉迟氏王朝之后，佛教传入，作为犍陀罗音乐变种的法曲进入音乐殿堂，于阗乐有了新的发展，乐器种类增加了觱篥、凤翼笙等。
棕地黄色花卉狩猎纹锦唐-宋，和田策勒县达玛沟出土。纹样中央为一朵盛开的莲花，对称的卷叶和含苞欲放的花蕾围绕莲花自由伸展。莲花两侧各有一身童子呈对称状，两腿交叉站在莲花上，水袖甩动，身体屈向中央的莲花，似在舞蹈。童子的外侧各织出一身手持弓箭的骑射者，上方翱翔着展翅的金翅鸟。
陶塑天宫伎乐浮雕唐代，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浮雕中左侧的天人手持拍板类打击乐器，右侧的天人手持笛子类吹奏乐器，两人站在富丽堂皇的天宫中奏响天乐。于阗舞乐艺术的发达，在佛音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隋时传入中原的舞曲中便有关于对《于阗佛曲》的记载。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说：“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国尚音乐，人好歌舞。”隋唐时期，融入了健舞、软舞的于阗舞乐成为宫廷舞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风姿可以从在于阗出土的壁画当中见知一二。于阗县胡杨墩佛寺遗址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伎乐天神像，伎人在佛前披帛绕臂，翩翩起舞，他们坦荡地展现自己的身体，以真实的体态与虔诚的心灵供奉佛，作舞蹈状或奏乐状，婀娜多姿，神态各异。
吹奏陶塑猴俑唐代，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木箜篌距今2500年，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箜篌为古老的弹拨乐器，源于中亚，由印度传入，经新疆传传入中原地区，盛行于汉、唐时代。
人马武士壁挂汉代，新疆和田洛浦山普拉1号墓出土。上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位人首马身的人像手执器乐吹奏的情景，下半部分是一位手握长矛的武士形象。马人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们中有一位智者名叫喀戎，擅长音乐舞蹈和各种技艺，弓箭刀枪、拳斗相扑几乎无所不能。
舞伎图壁画晋代，于田县胡杨墩佛寺遗址出土（上图、右图）。该遗址出土了7幅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舞伎壁画。从中可以领略到古于阗人优美的舞姿。舞伎或作舞蹈状、或作奏乐状，婀娜多姿，神态各异，优美动人。人物线条优美刚劲，柔韧舒展，极具于阗佛教绘画“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之特征。
高昌乐舞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一带，早在南北朝时期，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就已经吸纳西方和中原的乐舞文化，创造了代表高昌乐舞体系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高昌乐”。“高昌乐”在北周和隋初传入内地，为隋唐宫廷中常常演奏的乐种，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疏勒盐》，使用的乐器包括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
隋炀帝于公元609年西巡河西走廊时，高昌国王麴伯雅就率王子麴文泰到甘肃张掖一带晋见皇帝，并跟随隋炀帝征讨高丽。其间，随行的艺人表演“高昌乐”。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公元610年，即隋大业六年，西域各国派使节前来长安，向凯旋的隋炀帝朝贡，高昌国正式派了一个乐舞团到京城献演《圣明乐曲》。一时间，高昌乐舞轰动朝野，倾倒京华。为了保留来自异域的歌舞艺术，隋炀帝命宫廷乐队学习排练《圣明乐曲》，在仁寿宫演出。这两次别开生面的演出，在都城掀起一阵高昌乐舞热潮，演出盛况载入历史文献。也许，正因高昌乐舞一次次在京都引起热烈反响，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决定废除原九部乐中的“文康乐”（又称“礼毕乐”，即结束时演奏的乐部），除增加燕乐外，补充进高昌乐，使唐朝宫廷音乐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高昌乐”吸收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乐舞的内容和形式格外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受到朝廷和中原观众的青睐。
粟特文摩尼教信札回鹘高昌时期，发现于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第65窟。该文书是由9张纸粘贴连接而成的长卷，长268厘米，存墨书粟特文135行，中间是一幅工笔重彩的细密画。通过这幅画能感受到摩尼教将音乐作为救世神对光明分子的呼唤。（上图、下图）《旧唐书·音乐志》对“高昌乐”的编制阵容作了如下记载：“高昌乐，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乐用答腊鼓一，腰鼓一，鸡娄鼓一，羯鼓一，箫二，横笛二，筚篥二，琵琶二，五弦琵琶二，铜角一，箜篌一。”可见舞人和乐队均为高昌人打扮，所奏乐器中箫和腰鼓是中原乐器，铜角是高昌创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其余都是西域各国或来自波斯、印度的乐器。除高昌乐外，当时的北庭（今吉木萨尔一带），属高昌国疆土，也有创制的大曲类乐舞（北庭乐），其音乐结构是歌词、人破各五遍。《北庭乐》也传入中原，后又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安家落户。至今，日本雅乐仍有以《北庭》命名的乐曲。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3窟婆罗门奏乐图公元10～11世纪，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绘为外道婆罗门听说佛涅后欢欣庆贺的场面。画中的婆罗门形态各异，所奏乐器有琵琶、横笛、铙、鼓等。公元840年漠北回鹘进入新疆，在吐鲁番和吉木萨尔地区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这时的高昌国仍然保持着喜好音乐的风尚，高昌乐舞迎来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所描绘的那样：“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
宋太宗于公元981年派王延德出使高昌，高昌回鹘国王在欢迎宋使的宴会上举行了高昌乐舞盛会。国王还陪同宋使王延德在湖中泛舟游览，这时鼓乐齐鸣，数十名乐师身穿民族盛装，演奏琵琶、箜篌、羯鼓、铜角，歌手们随着悠扬的乐曲声放开歌喉，高唱西域民歌，使王延德大开眼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也有了高昌人喜歌善舞、“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的记载。
由西域传入中原的舞蹈还有霓裳羽衣舞、胡旋舞、胡腾舞、狮子舞等。
总之，“丝绸之路”虽以丝路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越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交流融会提供了先决条件。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频繁接触、摩擦、沟通、包容，使各种文化的交流、融会、创新发展成为可能，而乐舞艺术在西域显得尤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今天新疆歌舞之乡的历史渊源。
2016年7月15日，古色古香的“西域回响——新疆古代舞乐文物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厅拉开帷幕。自古被誉为“歌舞之乡”的新疆，拥有别具一格的舞乐表演形式，鲜明地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焕发出崭新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时代意义。此次，国家大剧院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首度携手，经过历时两年的精心策划、跨越三千公里的对接合作，成功推出了这场建国以来北京首个大型新疆古代舞乐文物特展。本次展览发挥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资源优势，调动了新疆各地的馆藏资源和大剧院收藏的文物资源，充分吸收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向观众展示珍贵的少数民族音乐文物。展览规格极高，陈列文物多达120余件（组），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数量15件，都是极为难得的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