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谜的文字：卢文、于阗文、吐蕃文
汉代，除汉文成为于阗的官方文字之外，于阗人也有自己的文字——卢文。卢文传入于阗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古代民族文字，很有可能是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由迁入塔里木盆地的贵霜难民带来的，后在于阗、尼雅、楼兰等地传播。
卢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天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后来广泛流行于中亚。最早发现的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作为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卢文字是一种音节字母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一般用草体，也有在金属钱币和石头上的铭文。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卢文、汉文之外，和田又多了一种文字——于阗文的使用。于阗文属于塞（Sak）语的一种，使用中亚婆罗谜字母，在印欧语分类上属于中古伊兰语东支，流行于3～10世纪的和田地区，所以又称为和田塞语。早期于阗文文书有大量佛教经典，也有官府文书，在和田地区各个遗址均有大量出土。另外，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九、十世纪的于阗文写本，有佛教典籍、公私账历、使臣报告等，保存非常完整。
唐代后期至五代，吐蕃曾一度占领和田，吐蕃文（古藏文）又通行于和田的官方，在麻札塔格、哈达里克及敦煌都曾发现一些出自于阗国的古藏文木简和文书。吐蕃势力退出和田之后，古藏文和于阗文还在官方并行流通，但在民间，古藏文流行不甚广泛。
为了应付来往于于阗的不同商旅的沟通需要，译长一职应运而生，这一职业相当于今天的翻译，在和田及其邻国都有设立，译长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于田县汉晋时代的喀拉墩遗址，典型的犍陀罗“回”字形建筑风格，在这种形制的佛寺中，佛塔或者佛像置于中心位置，礼拜者可绕佛塔或佛像一周而出。“回”字形佛寺建筑：来自古波斯和古印度的影响
在汉唐时期的和田，无论是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还是欣欣向荣的日常生活都闪现出和田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也深刻反映出当时和田深受东西方文化熏染的特点。
和田地区所发现的佛寺遗址大部分集中在公元3～10世纪之间，佛寺建筑的形制与我们熟悉的中原地区的佛寺形制大为不同，最显著的特征是呈现出独特的“回”字形布局、木骨泥墙的结构。和田的“回”字形佛寺是深受犍陀罗佛寺风格影响的结果，古代犍陀罗地区与和田相似，也是一个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之地。起源于大夏的回字形佛寺，就是由贵霜人传入犍陀罗，后又从犍陀罗地区传入西域的。大夏人深受袄教影响，回廊是火教神庙的特有建筑形式，而早期佛教中围绕佛塔向右绕行则是礼拜的重要形式之一，贵霜人于是借鉴了火教的围廊形式构筑礼拜道，形成了“回”字形佛寺。
这种形制的佛寺在和田地区持续沿用了很长时间。于田县的喀拉墩佛寺（汉晋）和喀孜纳克佛寺遗址（魏晋南北朝）、民丰县尼雅遗址中的佛寺佛塔（汉晋）、墨玉县的库木巴拉特佛寺（南北朝至宋代）、洛浦县的热瓦克佛寺（始建于2～3世纪，沿用至10世纪）、策勒县的老达玛沟一代的众多佛寺（南北朝）都采取了这种回字形建筑方法。在这种形制的佛寺中，一般将佛塔或者佛像置于中心位置，围绕佛塔或佛像，建筑方形的绕行礼拜道，信徒们可从礼拜道右边进入，绕佛塔或佛像一周而出。
尼雅遗址出土的楔形卢文木简。卢文是汉代于阗人使用的主要文字之一，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古代民族文字，在首创它的中亚地区3世纪时就已消失，但因在丝绸之路各地被广泛使用，在于阗一直使用到7世纪左右。
洛浦县热瓦克遗址出土的汉晋时代泥塑佛头雕像，精工细作、栩栩如生，具有浓郁的犍陀罗风格。除佛寺建筑之外，和田地区日常生活中的建筑，也随处可见不同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影响：和田汉代以后的城市平面有圆有方，圆形城郭是中亚和印度地区希腊化城邦的特点，而方形、长方形城郭的出现则说明中原汉王朝城市建设上的“崇方”观念已远播西域；尼雅遗址出土过斗拱，斗拱为中原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建筑上的卷草纹样和八瓣莲花，又分别是来自波斯、罗马装饰纹样的母题以及印度莲花与希腊的一种水草叶的混合体。
犍陀罗风格雕塑：古希腊与古印度的融合
早期的佛教不立偶像，后传到犍陀罗地区，受到犍陀罗地区希腊化的影响，佛陀的雕像和壁画大量出现，此种影响同“回”字形佛教建筑一样又从犍陀罗地区传到了和田。在和田所出土的佛寺雕像中甚至能看到这种转变的过程：建于3～4世纪的佛寺中，崇拜的中心为佛塔，但5世纪之后，佛像逐渐替代佛塔成为礼拜的中心，连回廊内都开始设置塑像，且立佛和雕像都塑造精细、体型优美、有“湿衣透体”效果，体现出浓郁的犍陀罗风格。
位于洛浦县吉亚乡西北35千米处沙漠中的热瓦克佛寺遗址，就是一座典型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始建于2～3世纪，沿用至10世纪，总面积达2500平方米，是和田地区出土佛寺雕像较为集中的一个佛寺遗址。佛寺院墙内外两侧塑有精美的佛和菩萨像，以及大量形体较小的辅像和浮雕饰件，院墙上还有少量壁画，从建筑风格和雕塑的风格上看，它们都与犍陀罗艺术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研究犍陀罗艺术的英国人马歇尔爵士认为，犍陀罗艺术分为前后两期，后期的犍陀罗艺术用一排排的佛菩萨像装饰塔基，制作方法上尚泥塑，洛浦县的热瓦克佛寺泥塑完全体现了犍陀罗艺术后期的特点。而雕像本身，面部安详，双目微闭，鼻梁直通额际，发呈波浪状，雕像衣褶用醒目的凸线表现，从身体突出部分自然垂下，优美而自然，活脱脱地展现了生动的犍陀罗风格。
除了佛像之外，日常生活中的小雕塑，也都镌刻着外来文化的影子。在和田县约特干遗址（汉至宋）出土了一批颇为特别的红陶，多为动物像、人像、植物的雕塑，造型生动、小巧可爱，考古学家猜测这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的玩具。其中有四件被称为“来通”的酒器更是引人注目。来通是一种上端有杯口，下端有泄水孔，形似漏斗的酒器，这四件来通以陶为胎，表面施枣红色陶衣。上端为盘口人首，头戴螺形高帽，广额隆眉，双目舒展，美须飞扬，蓄络腮胡须，脸部喜气洋益；下端为两角竖立拢合成圆形的牛头，牛嘴作小圆口；上下端互通。研究者称它“起源于西方，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经出现此种器物，但当时其下部尚无兽首，传入希腊后才被加上这种装饰”。
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一批红陶小雕塑，多为动物像、人像和日常用具，造型别致多样，推测为当时人们的玩具。
策勒县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1号遗址出土的毗沙门天残像上部，此为塔克拉玛干地区首次发现完整的彩绘毗沙门天壁画像。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的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王的后代。此画色彩艳丽，勾勒人物的线条刚柔相济，显示出“屈铁盘丝”般的于阗画派画风。（左图）于阗画派，兼收并蓄自成一派
在绘画上，隋唐时期的和田更是成绩斐然。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曾这样评价：“在中亚，只有一个画派可以以其伟大的作品——包括精美的壁画和木板画而引为自豪，这些作品也为中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所赞赏，这就是于阗画派……这些作品无论在类型、来源、时代和题材上都有所不同，但都证明了于阗画派吸收了印度、波斯、中国、粟特甚至乔拉斯米安的因素。”
于阗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佛教壁画、木板画上，在喀拉墩、丹丹乌里克、托普鲁克墩等佛寺遗址出土的壁画都具有典型的于阗画派的风格特征。其中，丹丹乌里克中被斯坦因拿走的《鼠神图》《传丝公主图》《波斯菩萨图》和《龙女图》最负盛名。
《龙女图》这幅艺术杰作集中体现了于阗绘画中西合璧的兼容性特点。龙女优美的裸体、富有节奏韵律的三道弯姿势及小巧的装饰物，体现出古印度通常的造型手法和犍陀罗艺术观念；而刚柔兼济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线描技术和龙女眉眼的画法、面带羞怯的表情和以手遮乳的姿态，则是中原绘画艺术和观念的写照。
于阗画派还产生了两位伟大的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云：“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遒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用笔虽与中华道殊，然气正迹高，可与顾陆为友。”又说“国朝画可齐中古，则尉迟乙僧、吴道玄、阎立本是也”。乙僧父子等于阗画家独创将中国线描技法与印度凹凸法融合一体，线描以“屈铁盘丝”般的坚韧勾勒出物象的形态，凹凸法则用不同色彩的深浅晕染出物象的立体感，可谓兼中印两国美术之长。
于阗画派在唐初入侍长安，将西域绘画新技法传入长安，不仅刺激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元代汤垢说高丽佛画“其源皆出于唐尉迟乙僧”，日本奈良时代建筑的法隆寺内的壁画也有于阗画风的影响。
于阗乐在汉代就已经传入长安，可见当时于阗乐颇负盛名。图为尼雅遗址出土的六弦琴琴头和达玛沟2号遗址出土的三弦琵琶。
和田新玉歌舞团创编的于阗乐舞，让我们得以再次欣赏到千年前于阗乐舞的艳丽风姿。（上图、右图）
胡乐声声传长安
胡人歌舞，早在汉代就已在中原地区闻名遐迩。《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这是西域音乐传入中原的最早记录，表明于阗音乐在汉高祖时已经传入长安，成为皇家乐队演奏的乐曲之一。西天取经、路经于阗的玄奘也说于阗“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其时《于阗佛曲》风靡一时，更有于阗音乐家进入中原地区。
尉迟青以善西域乐器篥而闻名于世，居长安长乐坊，唐德宗时官至将军，连远在幽州的人都知道长安尉迟将军吹奏篥“冠绝古今”。另一位于阗音乐家尉迟璋以善歌和长于吹笙而闻名，曾在唐朝太常寺中仙韶院担任乐官，据史书记载，他所演奏的笙“逶迤绕清洛，断续下仙云”，忽而“松风助幽律，鸾声如在群”，他的歌声“一声飞出九重深”，深得唐文宗赏识，官赐五品。
玉龙喀什河，是和田地区年径流量最大的河流，发源于昆仑山，河长630千米。和田地区众多的交通要道正是沿河流或溪流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