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天”：于阗佛教的兴起
佛教源于古印度，公元前6世纪由悉达多·乔达摩创立，尔后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于阗。佛教传入于阗，一般认为其传播的路线有两条，一条经过塔里木盆地南缘，从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经葱岭、莎车传入于阗，这是官道，另一条小道是从迦湿弥罗经子合（即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县）、乌纥、皮山进入于阗。首先将佛教传入于阗的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折那。
热瓦克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佛头雕塑，制作精美、工艺非凡，可见佛教当时在和田的崇高地位。（左图）
小佛寺田园图。根据考古资料所复原的南北朝时期达玛沟小佛寺及其周边的生活场景，达玛沟一带因发现了众多的佛寺遗址，被认为很可能是汉唐时期于阗国国都所在地。现在这里只留下漫漫黄沙，但地面仍可见芦苇重生，可推测当年为水源丰沛之地。（下图）于阗国先流行小乘佛教，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于阗佛教经典为小乘佛教的《法句经》，后输入大乘佛教，但大乘并未占上风。梁代僧人僧《出三藏记集》载：公元206年，朱士行西渡流沙，到达于阗，求得大乘《放光般若经》“梵书胡本”90章、60万余言，并想让弟子把抄写的《般若经》送回洛阳，于阗小乘学众怂恿国王阻上，以纯正典。这说明小乘佛教在3世纪初仍得到国王的支持，颇有势力，因而极力排斥大乘教。直到3世纪末，大小乘的地位似才有所改观，出现了大小乘并行的局面，据《出三藏记集》卷7载：于阗沙门祗多密罗在公元286年（晋大康七年），将《放光般若经》梵文本带到内地，译出华严部、般若部等大乘经典及阿含部小乘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佛教由普及到发展、鼎盛，最终成为国教。大乘佛教占据上风，于阗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佛教东传中土的中转站，以佛国著称于东西方各国。《魏书·西域传》称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
5世纪初，从中原到于阗的瞿摩帝伽蓝暂住三个月的法显在《佛国记》中详细记载了于阗佛事兴盛的情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法显住宿的瞿摩帝伽蓝，就是大乘教佛寺，有僧人3000名。3000僧人进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足见其规模之大，戒规之严。
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出土的小佛寺，面积仅4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小的佛寺，也是塔克拉玛地区所发现的形制和壁画保持最为完整的佛寺。佛寺为南北朝遗迹，见证了汉唐时期和田佛教的繁荣。公元518年宋云、惠生到西域取经，停留于阗，进行佛学交流，再次见证了佛教寺院建筑的宏伟富丽，“城傍花果似洛阳，惟土屋平头为异也”，“有屋室市井，瓜菜蔬，与中国等……王所居室，加以朱画”。
于阗：佛教东传的中转站
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深入以后，中原信徒不满足已有的佛典，纷纷西行求法。其时，于阗以佛国“小西天”著称于东西方各国，作为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佛教东传中土的中转站，西行求法的僧人去的“西天”很多时候就是于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僧人凡西行者必经于阗，每有所得；东去的于阗僧侣也携带中原所无的经卷，从事翻译介绍，中原的译经事业达到高潮。般若部、法严部、方等部、华严部等大乘佛典和《贤愚经》等小乘经典多种通过于阗传入中原，成为中国佛教传播史鼎盛时代的华彩篇章：
和田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东亚佛教汉语中的“佛”字便翻译自古代和田语，中国内地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也译自古代和田语。（上图）
唐玄奘西天取经归来，取道丝路南道，在和田停留数月之久，并在此开坛讲经。（左图）
曹魏颍川人朱士行是第一个从中原到达西域取经的僧人。他于公元260年来到于阗，得到梵文正本《放光般若经》，遣弟子弗如檀将经文送到洛阳，自己则留在于阗，直至以八十岁高龄逝世。弗如檀在282年将所抄经本送至洛阳后，由于阗人无叉罗与河南居士竺叔兰译成汉文，迎合了当时的玄学风尚，风靡一时。
公元400年，已六十五岁高龄的僧人法显感到汉地戒律经典缺乏，为了维护佛教“真理”，遂毅然决定西行取经，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远度印度洋、遍游中天竺佛迹并成功而返的僧人。东归时，法显路经于阗，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将佛典从梵文直接翻译成汉文，从而使中国佛教有了正本经典。
公元424～453年，河西沙门释昙学等八个僧人远寻经典，在于阗遇到般遮于瑟集会，此集会为五年一次的大众集，是佛教各派辩论讲道的盛会，各国学者云集一堂。释昙学等人编写《贤愚经》，由于阗高僧口授，分头笔录，并斟酌胡、汉语义，结集而成经。
公元475年（宋元徽三年)，据《历代三宝记》载，僧人法献为巡礼圣迹，由金陵经巴蜀而至于阗，获《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及《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原本各一卷，并舍利十五粒、佛牙一枚（现藏于北京西山灵光寺）。
公元644年，唐玄奘西天取经，归途在于阗逗留，正是在这里他上书给唐朝，禀报了自己求法归来的消息，并在当地开坛讲经。
公元691年(唐天授三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学通大小乘，他来到中原，在魏国东寺(后改称大周寺)译华严部、密教部经典各两部，其他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及《造像功德经》等六部。
于阗高僧实叉难陀，正值武后恢宏佛法、敬重大乘经典、欲求华严经梵本之际，携经典至长安，从公元695年至699年译《八十华严》，又于公元700年译华严部、方等部、秘部经典及般若部大乘论律共十八部二十七卷。
公元707年，于阗王之质子尉迟乐来中原，后出家，法名智严，于公元721年主(唐开元九年)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说妙法决定业障经》等大乘佛典共四部六卷及《尊胜陀罗尼》《法华经咒》等九首。
于阗佛国的毁灭
但是，佛塔的林立，僧侣阶层的扩大，加重了于阗百姓的经济负担，佛教走向了民间，感化力却渐渐衰退了。实则到了唐代，于阗佛教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趋势。公元644年(唐贞观十八年)，玄奘取经至于阗，虽有于阗王的热情接待，却也感受了佛教衰退的端倪：当时全国仍有伽蓝百座，大乘教徒五千多人，但规模远不及法显时代，其他伽蓝多有荒废；玄奘住小乘萨婆多寺，为众僧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等四部经论，已是少有的宗教盛会。
不过，于阗佛教发展历史上的转折与崇信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兴起则关系更为密切。公元9世纪后期，喀喇汗王朝大汗萨图克·博格拉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并大约在962年，喀喇汗王朝对于阗发起战争。起初，因喀喇汗王朝本身力量并不强大，多败于于阗，如《宋史·于阗传》中记载公元970年即天尊四年，于阗王尉迟苏拉写信给沙州曹元忠，说其去年攻破了喀喇汗王朝的都城疏勒（今喀什），并进献攻破疏勒所获取的舞象。后来，喀喇汗王朝“乞授伊玛目（对伊斯兰领袖的尊称）”，于阗孤立无援，遂陷于伊斯兰的势力范围。
约在1006年，于阗王城被喀喇汗王朝攻克，于阗王尉迟萨格拉玛战死，至此，起于秦汉而延续了1000多年的于阗尉迟王族政权覆灭。喀喇汗王朝控制了于阗，于阗的佛教文化开始遭到破坏，大批著名的佛教寺院被毁，于阗佛教徒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佛教僧侣逃亡西藏或青海。
但必须说明的是，于阗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地区，其佛教势力之巨远非其他宗教可比，佛教的覆灭时间应比政权覆灭的时间要晚，可能发生在11世纪末。《宋史·于阗传》载：公元1063年即嘉八年八月，于阗以其国王请宋朝赐封“归忠保顺鳞黑韩王”名号，“鳞”是于阗人对金翅鸟的称呼，借自梵语，说明11世纪中后期于阗国王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随着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于阗建立，在政治与宗教变革的同时，于阗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异，伊斯兰教节日和活动代替了佛教的节日和活动，至12世纪初，于阗彻底走向伊斯兰化。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于阗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陵伽山（唐言牛角）。考古学家大都认为此牛角山正是今和田市23公里处的阔库玛尔山，此山崖间曾发现佛寺遗址。据东晋中原名僧法显记载，他在于阗时，曾居住过此寺。（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