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学家考证，丹丹乌里克是唐代丝绸之路南道重镇“杰谢镇”故址，是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向西可以通向和田河中游的神山堡（今麻札塔格），与贯通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和田河连接；向南可以到达坎城地区（今老达玛沟一带），进而和丝路南道会合，是把守丝路的战略要地。
遗址范围南北10千米，东西3千米，共发现近70余处建筑群废墟，包括城墙遗迹1处、住居遗迹30处、篱笆遗迹1处、寺院佛堂相关遗迹15处、炼炉遗迹2处、烧窑遗址11处、大小果园10处，合计70处。与尼雅遗址相比，这里发现的佛寺遗址大规模增多，共发现佛寺遗址15处，占建筑遗址总数的1/3以上，反映出唐代佛教在于阗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木板画，这是其中一幅，描绘了骑马和骑骆驼的贵人。（左图）
这一幅是著名的“蚕丝公主传说”木板画，画中间的女子是从中原嫁到于阗的公主，她偷藏蚕种于发饰中，帮助于阗人知晓了中原地区的种桑养蚕技术。（下图）小链接：20世纪初的外国探险家和田考古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觊觎中国领土，地处中国边陲的新疆地区成为西方考古学家争夺的热点地区，和田、罗布泊区域、吐鲁番、库车、焉耆、巴楚都成为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涉足之地。但不得不说，今日西域考古也正是建基于20世纪初一大批西方考古学家的探访、考察、研究之上；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对于西域的了解才获得了除中国历代正史记载之外更为丰富的材料。其中到访和田的主要是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
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亚地区，他对于和田的考察主要集中在1896年。他首次发现了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q）遗址，在那发掘到一批文书、佛雕像，继续向东北行进后发现喀拉墩（Kara-dong）遗址，收集到一批古物。但斯文·赫定毕竟不是考古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地理勘定。随后而至的日本大谷探险队虽然也到过和田，但他们的收获主要集中在吐鲁番、楼兰和库车。
在和田考古上大有作为的，当属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具有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一定的考古技能，他于1900年至1930年四次到访中亚，足迹遍及西域南道和北道地区，但每一次必到和田，可谓收获甚丰。迄今，研究和田的历史，斯坦因的考古材料仍是无法绕过的基础。
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在1900～1901年期间，主要发掘和田和民丰两地的古代遗址，包括约特干（Yotkan）、丹丹乌里克、安迪尔（Endere）、喀拉墩、阿克斯皮力（Aksipil）、热瓦克（Rawak）和尼雅（Niya）等古城佛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卢文和少量的汉文材料以及大批文物。斯坦因此行的个人旅行记为《沙埋和阗废址记》，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副题为《新疆考古调查详细报告》。
第二次中亚考察在1906～1908年期间，他重访了和田与尼雅遗址，发掘老达玛沟（OldDomoko）一带的遗址，并沿和田北上发掘麻札塔格（MazarTagh）古堡。斯坦因此行的个人旅行记为《沙埋契丹废址记》，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西域考古图记》，副题为《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
第三次中亚考察于1913～1915年期间，斯坦因再次沿塔里木盆地南沿东行，发掘和田、尼雅、楼兰等地的古代遗址，在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瓦石峡（Vashshahri）等处有新的收获。1928年出版了正式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副题为《在中亚、甘肃和东部伊朗考察的详细报告》。
第四次中亚考察在1930～1931年期间，由于民众的呼吁和国民政府的干预，其发掘的大批文物未能带走。
斯文·赫定（1865～1952）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1943）
1906年，第二次中亚探险途中，斯坦因及其助手在尼雅河遗址旁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