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视协第六届副主席。主要研究传播学理论、新媒体、国际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
国际传播日益情绪导向和观点导向，而非事实导向，在这个情绪化叙事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尤其需要根植于国家治理现实。
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际治理的一种手段，也是各国国家治理的再现与外化。全球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之后。当下出现的逆全球化或者有人称为新全球化的进程，也是国际传播过程，正是一些国家治理右转的外化，也呈现着国际治理的转型。因此可以说国际传播是国家治理的呈现与外化，国家治理则是国际传播的基础和内涵。当下国际传播日益复杂，根本原因是国际传播中的每个国家的治理现实与治理体系都正在发生着极具不确定性的变化。如美国的特朗普化，欧洲的整体右转等。
我们的国际传播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集中体现和现实表现。简而言之，治理就是政府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界定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各领域制度理想、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安排，即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以及制度运用能力及其具体的制度现实。善治可以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持续的联合行动以实现制度理想。我们的国际传播也应该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映、再现与外化，是我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我们的国际传播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中国故事是基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后者是建构中国故事的基石。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特别是制度理想与制度安排，它的作用是根本的、方向的、全局的和长远的，但是再好的制度理想与制度安排，如果没有有效、有力的制度运行，即治理能力，都无法变成制度现实。因此，国家治理得好，中国故事就好，也讲得好。《汉书·赵广汉传》中“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说得好要先做得好！不过，国际传播想象常常与治理现实有一定距离。《孔子家语·贤君》：“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
在互联网缔造的后真相时代，人们日益忽略事实，而更加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民粹主义、唱衰论、厉害了、吓尿了等等众声喧哗。网络煽情代替理性判断，网络舆论审判代替制度化处置，网络民粹主义代替冷静的全球智识。国际传播也日益情绪导向和观点导向（opinion-oriented），而非事实导向(fact-based)，在这个情绪化叙事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尤其需要根植于国家治理现实。
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变量，也是最大增量。因此，我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全面拥抱互联网，利用互联网参与国际传播的全球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根本，治理现实有意义是基础，治理故事有价值观是核心，国际传播叙事有普遍性是要求，国际传播有针对性是关键，国际传播效果能测度是重点。这几者的逻辑关系构成了国际传播的完整生态与链条。但是一切的一切还是国际传播的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