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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林: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

时间:2024-10-19 02:06:14

编者按:《我不是药神》的热映,给中国电影注入一针强心剂。主创徐峥,更是把这部电影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相比。也恰在此时,编剧汪海林从编剧的角度,来谈中国的影视行业,他认为,中国电影的好坏,编剧因素很大:“一部影片好,其中有各种原因,但是一部影片差,剧本不行肯定是原因之一。”

汪海林国内知名编剧、制片人、影评人,代表作有《爱国者》、《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老家有个孩子高中毕业没有工作,吃不上饭,问我:您能不能让他跟着您做编剧?因吸毒被捕的房祖名,嫖娼被抓的黄海波,还有开赌场入狱的郭美美,都在监狱里开始做编剧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在灰心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至少还可以做编剧。

我是一名编剧,至今已入行21年。我最近反思,自己的从业经历也是中国电视剧商业化的整个进程,包括电影业从衰败到复兴的整个进程。有人说聊影视比较轻松,其实我觉得最不轻松的就是这个行业,尤其是最近。

我们编剧每天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市场压力、各种外行的阻力,都压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是自我对艺术的要求,这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没有强大的意志支撑,是不足以让我们坚持写作的。这些年有很多女性编剧朋友,都获得了成功,这都是因为她们怀着强烈的情感,反复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作为一名编剧,一定要有信念。

“眼睛往下看”

我连续参加了几次高考。一直到1993年,也就是在高中毕业后第四年,我才得以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中戏有左翼的传统,这是它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重要特征。中戏还是“五七艺校”时,在历次社会运动中都非常活跃。后来,中戏出了一些艺术家,像姜文、刁亦男、张猛这些人。

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文革有所描述,最近他在新片上映前也谈到,要让观众知道日本人当年干了些什么。他的这些言论、作品气质和影视圈主流是不大一样的。还有刁亦男,《白日焰火》的导演、编剧,柏林金熊奖获得者。《白日焰火》看上去是一个凶杀案,但主要写的是国企解体后东北地区扭曲的伤痕。

刁亦男在台湾时,说台湾是穷人的天堂,整个台湾舆论哗然。台湾人以做穷人为耻,因而觉得被冒犯。但我觉得,刁亦男的说法恰恰是对台湾底层福利的肯定。

中戏在大学里比较独特。它在一个胡同里,学生们和市井生活融为一体,他们很清楚普通老百姓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我们有一门很重要的课叫观察生活练习,就是在附近的胡同、最热闹的地方,如地安门大街进行观察。学生没有机会观察上层社会的生活,全是观察卖地瓜的、修鞋的,所以中戏的学生小品,至今依然保持“眼睛往下看”的传统。

1997年前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编剧。他们以写剧本为生,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五险一金,当时大概有几十位。之前,戏剧学院的对口单位是剧团,每个话剧团需要挺多演员,但编剧只需要两三个,一个生病了另外一个能写就行。即使我们能分到话剧团,机会也不多。

我在1997年毕业,是第一届不包分配的学生。不过,当时就几个院校,一年也就毕业二十来个人,而且还不是每年都招生。所以,那时候接活儿很容易。

临近毕业时,我在一个面馆碰见一位学表演的同学。互相留了BB机号后,我们就各自回家找工作。我回到了家乡江西南昌。有一天,这位同学用BB机呼我,问我在干吗。我说在家找文化厅落实工作。他问:你能不能来无锡一趟,我们这个戏拍到一半,导演觉得剧本有问题。白天拍戏、晚上改剧本,导演觉得太累,希望找一个专业的人帮他,两千五百块一集,你来吧。

我就去了。那个戏叫《朱四郎传奇》,大概有八集需要重写,讲的是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由房子斌主演,女一号是刘敏涛,都是中戏的同学。

那时电视剧刚刚商业化,剧本按集结算,所以我大概一个多星期就挣到了一万六千元左右,在那时候还是挺多的。演员也是,有一场戏算一集,当时从中戏毕业的演员都是两千元一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有各种针对演员的计算方法,大概超过五场戏才能够算一集,还有一种是要累计十五场戏才能算一集。当然,更多的是按月结算。还有些是“打包”结算,就是不管时长,谈好价格来拍,因为电视剧的集数已经越来越不好统计了。

怀念煤老板

当年我入行的时候,投资人跟编剧谈剧本,一般都在洗脚房里,一边捏脚一边谈,要么是在夜总会里谈。

到今天我还是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我接触过各种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商,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除了找女演员以外,他们没有别的任何要求,根本不干预我们的创作。

房地产商也还好,他们不干预创作,但是喜欢管理。最差的是互联网企业,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大数据、各种流量、大IP等,越来越离谱。

现在的投资人形形色色,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该省钱的地方不知道省,浪费很多;而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剧本上又特别舍不得花钱。有一个老板跟我说,我就不相信在民间没有一个像梵高这样的天才等着我去发掘。我说,你是期待找到一个写得特别棒、还不要钱的编剧。他说,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但他不懂的是,最贵的东西就是性价比。

首先,没有能力和眼光是发现不了梵高的;其次,梵高不是靠人发现的,而是自己生长出来的。找到那个人可能要花几十个亿、花几十年的时间,划算吗?

在某种情况下,市场价值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开了一个编剧公司,当年有一个制片人找到我,想找一位五万块一集的编剧。能拿这个水平的稿费,已经是不错的编剧了。我说好的,但找的是一个三万五的编剧。我想,说不定能要到五万。但是,老板表示这个编剧不错,但是我还是想要一个五万的。我说他就是五万的,他说,我感觉他大概三万左右。于是我就把公司另外一位老编剧介绍给投资人,见完投资人就说,他行,他就是五万的那种。

我还记得有一次做监制,听见隔壁的导演和制片主任在痛骂找演员的副导演。我过去问怎么了,他说你看看他今天找的这些演员,太差了,太难看了。那个副导演一头汗站在那儿,嘟嘟囔囔说,那这样,你能不能明天加一千块钱。加了一千块后,他第二天找来的女演员就明显漂亮很多。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从价格体系而言,实际上也骗不了人。不论群众演员、特邀演员还是主要演员,加一千块钱就能好很多,编剧也一样。

故事成事故

我一入行就经历了各种奇葩的剧组和导演,这场神奇的旅行到现在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梦幻。在《说好不分手》中,我们编剧精心设计了时空关系,把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叙述上用了倒叙、插叙和闪回各种方法。结果制片人说,能不能改一下,按照时空顺序来,我怕观众看不明白。我们就只好改了。

我写过电视剧《楚汉传奇》的剧本。导演之前买过一个剧本,后来主演陈道明老师看过后,对这个剧本不满意,向导演推荐了我和闫刚写的剧本。导演和投资人决定拍我们这一版。但是,因为之前买剧本花过钱了,他舍不得那个钱,就把我们的剧本和之前的剧本掺在一起用。相同的内容,比如说都写指鹿为马,不是说谁写得好就拍哪个版本,而是谁写得长就拍谁,写得长多(拍)出来能挣钱。

所以那个戏里就会出现秦代书生读《三字经》的情景,而《三字经》是宋代的作品。其中还出现了“陛下,陈胜吴广起义了”这样的台词。当然我也听说过别的戏出现过“兄弟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我肯定这都不是编剧写的,有些是演员在现场倒词瞎说的。

写一个楚汉题材的戏,里面出现《三字经》,这是对一个编剧的职业性做出彻底的否定。《楚汉传奇》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是对一个编剧最大的羞辱,这让我当时不得不在网上张贴出我的剧本。

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事故。电影界一直没有意识到,编剧完全有能力凭借一己之力搞砸一部电影。一部影片好,其中有各种原因,但是一部影片差,剧本不行肯定是原因之一。影视行业如果不重视剧本,一定会受到惩罚,然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摘自观察者网“观天下讲坛”第25期(微信公众号:guantianxia2017)

我接触过各种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商,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除了找女演员以外,他们没有别的任何要求,根本不干预我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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