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金银姬是一名韩国网球教练，在一家健身房教儿童打网球。她留着一头长发，如多数运动教练那样，日常穿着是运动鞋和T恤衫。这位曾经的韩国网坛之星，选择了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看着自己的学生打球时，她的笑容总是忍不住浮上脸颊。“他们享受网球，大笑着的样子治愈了我。”她说，“我希望他们成为快乐的运动员，不要像我一样。”
她指的是自己在开启职业网球运动员生涯时曾经历过的那段“黑暗时光”——被教练强奸、殴打，而那时，她也不过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我世界中的王者”
被教练喊去训练场的房间里时，金银姬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只记得痛苦和羞辱，一次又一次。
“我用了多年才知道那是强奸。”金银姬在实名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年内他多次强奸我……他对我说那是他和我之间的秘密。”
尽管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不大，但韩国也称得上区域性体育强国，在射箭、跆拳道和短道速滑等项目上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在女子高尔夫排行榜上，韩国更是人才济济。
但与其光鲜、可见的不俗运动竞技成绩相随的，还有隐匿在体育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的顽疾：封闭的父权制和等级制主导，要想取得成功，人际关系和竞技水准需两者并重。
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想要在竞争激烈的韩国体坛实现自我价值，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包括辍学，接受封闭式训练，不能经常与家人待在一起。他们的青春，是在周而复始的训练中，与同龄人和教练一同度过。
这为某些罪恶特别是性骚扰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被教练控制的年幼选手而言。
“教练是我世界中的王者，能够安排我的全部日常，从训练、饮食到睡觉。”金银姬说，除此之外，教练还在训练中不断对她进行体罚。
侵犯和殴打在两年后停止。教练的受害者，不止一人。其他运动员的家长发现他的“可疑行为”后，向管理部门投诉。
教练在不久后被解雇，转去了另一所学校，继续做网球教练，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调查。
“不再给他机会”
很多受害者被迫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因为一旦公之于众，往往也就意味着自己明星梦想的终结。
“这个群体内，那些敢于说话的人会被视为给体育带来耻辱的叛徒，会被孤立和欺辱。”体育心理学教授郑永哲说。
由韩国体育和奥林匹克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2017年，就有约七分之一的女运动员遭受过虐待，但70%的人未寻求帮助。“‘你们想看着你们的孩子运动员前途被毁掉吗？’某体育官员、往往是施害者的朋友会对年幼受害者的父母这样说。他们很多听后就放弃了追究。”韩国著名体育评论员郑熙俊说。
他说，有关体育组织往往也为施害者遮丑，把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供职。“在对奖牌高于一切的追求中，只要这些性侵者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运动员，体育协会就会（对他们的劣迹）视若不见，他们的恶行会被认作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代价。”
2014年索契冬奥会韩国女子冰壶队教练因被队员举报性骚扰，而被迫辞职。他随后去了另外一支冰壶队执教。
除了性侵之外，还有体罚。
今年早些时候，韩国著名短道速滑选手沈石溪——她曾夺得四枚奥运奖牌，包括一枚平昌冬奥会接力金牌——指责她的教练多次对她拳打脚踢，她被迫接受了一个月的医疗。
她的教练赵载范向警方供认，在国家队集训期间，他打过沈石溪和其他队员，目的是为了“提高她们的水平”。
作为一名前途光明的青年运动员，金银姬曾在韩国国家体育节上赢得女子双打铜牌，却无法因此获得成就感——每当看到男性运动员因为剧烈运动而喘气时，她总是会想起教练的样子，忍不住感到恶心。
痛苦记忆在两年前的一场比赛时达到顶点，她碰到了自己儿时的教练。
“看到当年强奸我的人10多年来还在执教年轻选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惊恐万分。”她说，“我对自己说：‘我不会再给他机会去侵害其他小女孩。’”
她向法院递交了控告他的刑事诉状。去年10月份，当法庭宣判时，她站在庭外，听到那个男人因强奸伤害罪被判十年监禁。
她哭了，“我一直在哭，无法控制，但情绪从悲伤，转向快乐。”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