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斐然
音乐里的人类学家
“……他录制了超过90张专辑……”——“里面有一半是我偷学别人的！”
“……17次获得格莱美奖（注：现已18次）……”——“忘了这件事吧！”
“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不，不，不。那是他瞎编的。”
事实上，所有这些介绍都是真的。马友友，广负盛名的天才大提琴家，4岁开始学习大提琴，6岁表演个人独奏，7岁参加全美电视直播的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家伯恩斯坦介绍登场，台下听众包括时任总统肯尼迪和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16岁之前，他已经和世界最知名的顶级交响乐团合作过，在历史悠久的音乐厅举办过音乐会，录制发行热门专辑。他的确在音乐界的殿堂茱莉亚音乐学院上过学，在少年部名列前茅，但后台的马友友并没有说谎——距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退学了。
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确认，自己要不要成为一个音乐家。离开茱莉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专业是人类学，当时他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毕业后不再拉琴，去当一个人类学家。他在大学期间取消了大量演出安排，专注地研究人，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观察他们的生活，聆听别人的想法，跟物理学家讨论，陪哲学家聊天，和生物学教授探讨人，也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讀唐诗宋词，琢磨《红楼梦》里形形色色的人。
毕业后，马友友回到了起点，依然是大提琴家，依然和世界最优秀的乐团合作，依然录制古典曲目，但他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他开始出现在更多古典音乐边界之外的地方。在儿童启蒙节目《芝麻街》里，在市民公园的角落里，在没有音乐厅的中东冲突前线，在嘈杂的人群之中，马友友在拉大提琴。
马友友热爱音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真正热爱的是人”。他关心他人，不是出于一种礼貌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好奇。“我的人生没那么有意思，不值得写一篇长报道，我也就值得你写一篇很短很短的小文章。不过，我遇到过很多非常有趣的人，应该说，我的经历比我有趣多了。”马友友笑着告诉记者，“音乐是我的空气，它让我能够呼吸。不过，音乐对我来说，像晚上去看满天的星星，或是看一幅世界地图，它让我感觉到在自己之外，有一个更大、更宽阔的世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一个人眼睛里那份发现新知的惊喜，新鲜的发现，新鲜的领悟，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崭新的。我们能从彼此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这位音乐家在采访中用多半的时间讲述他在其他人身上发现的了不起——中国音乐家吴彤在疫情期间写了新曲子;太平洋上的渔夫可以凭借海浪识别方向;他的小孙子如何学会了走路;最后一次在中国演出时，他遇到的西安人设计出很棒的建筑。仅剩的时间里，他也很少讲自己，反过来问我，困在家里的隔离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
正是这样的马友友，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事商量：“有那么多医护人员在防疫前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隔离在家的日子，他开始在线上拉琴给他人听。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给超过1800万个陌生人演奏过改编自德沃夏克交响乐的《回家》《飞越彩虹》，还有“二战”期间的经典老歌《我们会再相聚》。
恢复现场演出之后，他和老朋友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把这些曲目录制成一张专辑，并在高雄举行了演奏会。这张专辑叫《慰藉与希望之歌》，里面既有德沃夏克、门德尔松、拉赫玛尼诺夫，也有世界各地的民歌和小曲子，还有电影配乐和流行歌曲，全部是能够唤起温暖回忆的熟悉旋律。这一切的开端来源于马友友在办公室下的决心，“你看，我这里有一把大提琴，我可以做点事。”
2021年3月的一个周末，马友友到自己家附近的社区学校里接种新冠疫苗。现场空间很大，寥寥十几人隔开很远的距离分散坐着，有负责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还有在同时段接种的附近居民。打完疫苗后需要在现场留观半小时，他又拿出大提琴，戴着口罩为他们拉琴，空旷的大厅回荡着巴赫的曲子和舒伯特的《圣母颂》，演奏结束后，现场的人们热烈地鼓掌。当地记者匆匆赶来，但马友友很快走了，他说，这只是给他人的“一点回报”。
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说，小时候不明白“大提琴家”的意思，看父亲总是拖着一个大箱子去机场，他一度以为父亲是在机场修飞机的工人。现在的父亲还是一样，整天拖着大提琴箱，飞往世界各地演出，“他是一个想要给世界带来改变的人，只是他的手边正好有一把大提琴”。找到自己的声音
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是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的学生，在法国留学完成音乐博士学位，1954年申请回国，因为迟迟得不到回音，只好拖家带口去巴黎的餐馆打工。马友友出生的时候，全家生活拮据，住在又冷又旧的小房间里，后来不得不举家搬到美国。音乐是他们颠沛生活里少有的乐趣，他们的家里常常播放着巴赫，那是父母在和孩子分享美的礼物。
音乐生涯的起点上，父亲马孝骏也监督儿子练琴，但他要求儿子每天最多只练习巴赫的两个小节，能品尝一点音乐就足够了。20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听到7岁的马友友拉的琴，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叮嘱他不能只练琴，“永远要留些时间出去玩棒球”，并告诉马孝骏：“不要给他任何限制，让他自然而然地长大。”
父母在并不轻松的生活中保护了一个孩子的天真。马友友没有参加过音乐比赛，也从没有因为练琴挨过打，他不需要用音乐挣一条出路，也没人要求他这么做。最初学琴的日子里，父亲只让他每天练15分钟琴，练琴是为了学会专注，剩下的时间他们要一起做游戏，吃好吃的，讲有意思的故事。姐姐在家里拉小提琴，马友友拉大提琴，两个人有时候争曲子，“这是我的大提琴音乐，你不能拉”，母亲纠正他们，“音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音乐是大家的”。她常常请求身边的人不要称呼他天才，并反复告诉儿子，你和大家一样，不是异类，也不是天才。
在马友友的世界里，音乐只是音乐，和大提琴相处的时间是一天当中最放松之时。6岁的马友友已经能自己摸索出同一首曲子的不同拉法，每一种发现都是能分享给他人的喜悦，他常追着妈妈演奏给她听，“你喜欢吗？”伴随音乐一起长大的是他的好奇心——为什么大提琴那么大，而小提琴那么小？为什么巴赫会写这首曲子？他写这段旋律时，是开心还是难过？为什么这一小节要这么拉？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音乐始终是快乐、自由、无忧无虑的，不是谋生工具，也跟尊严、地位、生存压力无关。这份纯粹为马友友赢得了音乐上的成功，也带来了并未刻意追求过的名与利。16岁的马友友已经世界闻名，各种声音都对他说，你是天才。因为音乐，他飞到世界各地，在每个有演奏会的晚上都能收到鲜花和欢呼。声名让他的生活变得容易，他能得到任何一场NBA比赛的门票，他跟同学打赌，自己能轻易赢得女孩子的吻。
那时候，美国作曲家利昂·基尔赫纳提醒他：“你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但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这个提醒困住了马友友，自己的声音是什么？音乐意味着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伯恩斯坦曾有一个风靡美国的音乐启蒙节目《年轻人的音乐会》。面对着坐满观众席的小孩子，他让整个交響乐团配合他的讲述，反复演示，向孩子们证明，音乐的意义也许是让你又哭又笑、浮想联翩，但音乐本身不构成意义，音乐里会诞生丰富的感受，但重要的并不是音乐。
找不到自己的声音，16岁的马友友开始抽烟，喝酒，逃课，不按时练琴，下雨时故意
把琴盖打开，让大提琴淋雨。他用“疯狂”来形容自己叛逆的青春期——做一个音乐家？得了吧。从一个音乐厅飞去另一个音乐厅，把古老的曲目拉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音符都在循环，这个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又见到了卡萨尔斯。那是在一场音乐会的现场演出中，“当时他已经是一位90岁的老人，几乎不能再做什么事了，但是一走上舞台，他的音乐依旧震撼、激昂，那种力量是鼓舞人心的。他已经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演奏大提琴，但他赋予每个音符的使命令人久久难忘”。
卡萨尔斯有一句名言：“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音乐家，第三才是一个大提琴家。”他告诉马友友，音乐发生在音符之间，应该去寻找音乐中“无穷的多样性”。马友友去陌生的世界旅行，见更多人，寻找答案。他看到小酒馆里忘情弹钢琴的老人，看到在墓地约会的情侣，“我感觉自己离‘人类更近了一些”。
最大的启示发生在非洲的旅行途中，所有人围着火把一起唱歌跳舞，为部落里生病的人祈福，他不明就里地跟着唱和跳。过了一会儿他问身边的人，我们在做什么呢？后来他说，正是这个答案击中了他——“我们在创造意义。”
音乐只有活在人群中才有意义，这也成为马友友的音乐母题——当音乐响起，房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课堂上、采访里、公开或私下的讲话中，他一遍遍重复着同一个答案：不是有270多年历史的名贵大提琴，不是历代作曲家留下的曲目，更不是演奏这些音乐的自己，而是聆听音乐的人。“一旦失去这一点，音乐的意义就消失了。音乐的成功不在于演奏的音色多么美，乐器多么了不起，而在于它证明了，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我愿意为70个人演奏，40个人也可以，一个人也没问题，因为只要他从音乐中有所收获，我的付出就值得了。说到底，音乐是一对一的人的交流，只要有人需要，我就会想办法给予他，音乐是我能给他人的回报。”
大学毕业前，他在哈佛大学的演奏会因为太多人想去听，有些人没有抢到票。演出正式开始前，马友友穿着即将登台的礼服，扛着琴出来，在走廊坐下来，为那些进不去的人先拉了一首曲子。这种行为打破了演出行业的规则，走廊上人声嘈杂，没有音响，这种演奏也破坏了古典音乐的神秘、庄重和美，可喧嚣中，大提琴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明亮，那就是马友友的声音。
许多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明亮，在战乱中的简易音乐厅，在“9·11事件”的遗址上。父亲临终时，马友友在他的床前为他演奏了巴赫《无伴奏组曲》的第五首“萨拉班德”舞曲，这也是小时候父亲哄他睡觉时给他听的曲子。父与子的音乐始终清澈而纯粹，他们在巴赫的音乐中告别。活成太阳
作为音乐家的马友友有一种罕见的松弛。音乐在他的生命中不背负任何沉重的现实意义。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我喜欢巴赫，累的时候拉一段巴赫会让我放松，不过要是太累了，我也不愿意拉琴，我会用被子闷起头来，呼呼大睡。“音乐并不比世界更大，不比自然更大，它是一种活法，可它也只是活法的其中一种。那些让你开心起来的其他方法，你也可以试一试。”
他有两个孩子，是兄妹俩，从他们小的时候起，他就陪他们出去玩，带他们吃好吃的，教他们开车，但没有教过他们音乐。“我不知道怎么享受音乐。我喜欢音乐，但音乐不存在一个‘如何享受的问题。这就像活着也没有一个手册，指导我们如何生活、怎样做才算对。你听到了声音，它们构成了音乐，你听了觉得开心，觉得自己喜欢它，这样就够了。”马友友说，他常常觉得古典音乐有过于复杂的分类，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它们只有一个名字，音乐”。哈佛大学的校刊里记录了这样的马友友，回学校拜访老师时，老师的妻子当时正在住院，马友友答应去病房为她拉一首曲子，作为康复的祝福。等他真的带着琴进了病房，躺在床上的病人反复说，想吃泡菜。照顾她的人提醒，马友友专程来看望你了，你想要听马友友拉大提琴，还是吃泡菜？听到的答案还是吃泡菜，这位老师无奈地转过头，却发现大提琴家不见了。半小时后，马友友一头汗地跑回病房，怀里抱着五六罐不同口味的泡菜。
马友友会主动适应他人，几乎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有这个感觉。他和他的音乐像水一样，能容纳下形形色色的不同。已故钢琴家莱昂·弗莱舍讲述自己有次和马友友合作，指挥在彩排中途突然改变了对大提琴的演奏提示，这是一次无准备的大变动。他看到马友友只是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很快适应了新的演奏要求，毫无破绽地完成了整首曲子。
这份随和在顶级音乐家身上偶尔存在，但不常见。一个重要原因是，音乐一旦随和就很难有所坚持。指挥家卡拉揚靠独裁者般的暴戾实现了柏林爱乐乐团历史上风格最鲜明的演奏录音，小泽征尔和村上春树对谈音乐时曾感叹，伯恩斯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天才，但他太“想当一个好人”，总是倾听大大小小的意见，绝对的平等主义损害了他统领乐团时的威严，最后，音乐反而失去了统一性。
然而，马友友始终是马友友。他和世界上所有知名乐团合作过，跟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合奏，跟历史上最强悍和最随和的指挥一起工作，他融入了截然不同的背景，却保留了自己的声音。音乐响起时，这个声音把内部迥异的群体牵绊在一起，实现共鸣。
或许这才是这位大提琴家真正的天才之处。马友友活成了音乐的磁铁，古典音乐不再是一个只存在于唱片和音乐厅里的高雅符号，它把原本并不相通的群体吸引到一起，活到了人群之中。越来越多人喜欢上了弓与弦的交响，电视剧、动画片、好莱坞大片、儿童节目、天文学报告会、婚礼、生日宴会上都响起过马友友的琴声。他不止一次带着琴上电视，一边拉琴弓演示，一边解释音乐里的哲学。
马友友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分享生活”，举办一场音乐会的本质是把作曲家、演奏家、听众相聚在同一时空，“演奏音乐的唯一目的，是共同见证真理的诞生”。
他鼓励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接触过马友友的人称呼他是“喜悦的放射源”。美国记者克里斯塔·蒂贝特采访马友友时曾问，即便他不“放射喜悦”，一样能演奏出震撼人心的杰作，音乐的好坏和品格无关，为什么要始终活成太阳？马友友是这样回答她的：“娜迪亚·布朗热（19世纪法国音乐家）说过，音乐家是牧师，音乐是让人进入教堂，你要带着大家把存在升华出更高的意义，至少音乐应该多多少少让每个人变得更好。当然，我们活到了21世纪，我不太确定这样的想法还能不能成立，但是我愿意试试，试着让它成立。”
事实上，音乐回馈了他一份礼物。已经66岁的马友友在现场演奏时展现出的沉浸模样，和当年那个初次登台拉大提琴的小男孩一模一样，他把这个美梦送给了其他人。在他的生命里，音乐是从未改变过的自由、快乐、无忧无虑。
在关于马友友的纪录片里，他的开场白是，“让我来先讲一个笑话”——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对爸爸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个音乐家。”爸爸听完想了想，说：“可是孩子，这两个愿望可没法同时实现。”
讲完，马友友自己第一个笑了起来。第一次拉大提琴的时候，他只有4岁，60多年过去了，人群中依然有马友友和他的大提琴。
（晋耳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