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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人物纪念邮票的主图上，在恰当的位置标注合适的年份，不仅能强化邮票的发行目的，还能使主图的内容更加充实完整，便于集邮爱好者直接从邮票主图上了解到所宣传人物的必备资料。
中国邮政发行的人物纪念邮票，主题明晰，数量繁多，设计精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发行的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1951年10月19日发行）到最近的2018-9《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18年5月5日发行），主图上大多标注了相关的年份。但由于人物邮票发行的主题不尽相同，形式也时有差异，故邮票上所标注的年份也不尽相同，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标注了邮票名称所述事件的起讫年份，另一种则标注了相关人物的生卒年份，现把中国邮政发行的人物纪念邮票上标注的情况梳理于下：
一、“人物组”邮票一般标有生卒年份
所谓“人物组”邮票，是指专门为纪念某组著名人物而发行的邮票，其中有系列邮票与非系列邮票之分。“人物组”系列邮票起始于1955年8月25日开始发行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系列邮票，非系列“人物组”邮票的首套则为1953年12月30日发行的纪25《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到发行于2017年9月9日的《外国音乐家（二）》邮票为止，我国共发行了“人物组”邮票33套，内中有7个系列。这类邮票上，极大多数都分别标注了相关人物的生卒年份，如《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第2图上标有“祖冲之（公元429-500）”字样，又如《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物》第1图孙中山像左下侧标有“1866-1925”。“人物组”邮票由于每套都有多个已故历史名人，人们需要了解各人物所处的年代，故采取主图上标注“生卒年份”的做法无疑是十分得当的。不过，也有标注人物的出生年和纪念年的，如《四位世界文化名人》邮票的第1图屈原像右下方，标上的是“公元前278-1953”，其中“1953”显然是纪念年。个别也有不标注任何年份的，如2000-20《古代思想家》纪念邮票。
二、为某个人物单独发行的邮票从1996年起日趋统一
为纪念某个历史人物单独发行的邮票在人物邮票中数量最多，发行的目的也多种多样，有纪念诞辰的（图5，J.87《郭沬若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逝世的（图6，纪27《约·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也有纪念功绩的（图7，纪50《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6年9月，这类邮票标注不统一，大多标注了出生年与纪念年，如图5《郭沬若诞生九十周年》邮票那样；也有标注生卒年份的，如图8的“列宁”邮票；亦有不加标注的，如图7《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邮票。不过，自1996年9月10日发行《叶挺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起始，邮政司决定此后凡发行已故人物诞辰纪念邮票，均采用生卒年标注方式（见1996年9月25日《中国集邮报》第1版）。这以后，发行的“单人”人物邮票主图上，一般都标注了生卒年份，如2013年11月16日发行的2013-30《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只有极少数漏标，如2016年11月12日发行的2016-32《孙中山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邮票。这类人物邮票上年份规范的标注，并且能长期坚持，非常值得称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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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古代人物邮票现今大多不标注年份
迄今发行的古代人物邮票，数量虽然不多，但对宣传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发行的古人物题材邮票，主图上标注与不标注的都有，如1985年8月30日发行的J.115《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邮票上，标有“一七八五—一九八五”，显然为“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的起讫年份，另外两套J.113《郑和下西洋五八〇周年》与J.136《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亦如此标注了票名所示的事件“起讫”；而1958年6月20日发行的纪50《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邮票，主图上什么年份也没有标注，以后发行的纪93《杜甫诞生一二五〇周年》与J.162《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同样如此。1996年发行“叶挺”邮票起有了新规定后，所有古代人物邮票却没有执行新规定，主图上均没有标注任何年份，其中有2003-17《古代名将—岳飞》、200513《郑和下西洋600周年》、2008-17《古代名将—戚继光》、2010-26《朱熹诞生八百八十周年》及2016-7《世界法医学奠基人—宋慈》。古代人物纪念邮票上没标注人物的生卒年份，显然是个极大的缺失，其原因不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先贤系列”发行的邮票，如《关公》《诸葛亮》《包公》《玄奘》《张骞》《屈原》，虽然是作为特种邮票发行，但笔者认为同样有着重大的纪念作用，最好全套邮票都能标上人物的生卒年份，至少能在小型张上标注，使邮票增加内涵。
在人物邮票上采用“生卒年份”标注的方式，已实践了多年，现已为集邮者所接受，不过质疑之声仍然时有所闻。到底是不是这种标注方式尚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呢？笔者对这些邮票作了仔细地学习与观赏，认为这样的标注符合对人物介绍的惯例，但发现在标注的位置上，确实有深一步探讨的必要。1996年后发行的人物邮票上，其“生卒”所标注的位置大抵有3类：1.与票名处于同一竖行（或横行），如“李先念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与“1909－1992”竖直相连，图9《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二十周年》邮票中则处于同一横行；2.与票名分列两行（或两列），如“一八九六—一九四六”标注在“叶挺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下一行；3.单独标注，如《聂荣臻同志诞生一百周年》邮票上，“1899－1992”标注在主图的下方，而邮票名称则在主图上方。笔者认为，第3类标注的位置比较得当，而第1、2类的标注位置却不够合理。其理由是：1.第1、2类那样的标注年份，难以使人联系到为“生卒年份”，无怪乎“叶挺”邮票一面世就意见纷纷；2.这样标注的年份，容易理解成为“票名”的注释，误读为所示事件的起讫年份，与其他纪念邮票上年份标示方式产生混乱；3.若主图上有多个人物形象，如《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邮票的第2图，或没有人物形象出现，“年份”的如此标注容易产生“多此一举”的感觉。
笔者认为，尽管不能完全统一，但“生卒年份”不要再“紧跟”票名了。建议以后发行的人物邮票上，要么像第3类那样标注在人物的下方或画像的附近，要么采取像“人物组”邮票那样标注在姓名后的做法，使所标注的年份一看即知是“生卒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