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孟献志
哥舒翰是唐朝中前期一位著名的突厥将领，以骁勇著称于世，西鄙人所作《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全唐诗》卷七四八《景龙文官士》，中华书局，1960），便歌颂了哥舒翰在西北地区为国守卫边疆的事迹。同时期的诗人如高适、杜甫等都有诗文歌颂哥舒翰战争时期的英勇事迹。同时，哥舒翰又是一位受过传统中原文化影响且有着爱国之心的将领。《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并且曾作《破阵乐》：“一唱尽属唐国，将知应和天心。”（转自黄进德《说哥舒翰〈破阵乐〉》，《唐代文学研究》，1998，215页）唐玄宗曾经对哥舒翰之子哥舒曜说：“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忧。”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杰出功绩且对国忠诚的将领，却在安史之乱爆发、被授予重任之后战败投降，其中的原因为何？
一起伏的人生三阶段
《新唐书·哥舒翰传》中说哥舒翰为突骑施酋长哥舒部的后裔，母亲为于阗王之女。父亲哥舒道元曾为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世居安西。哥舒翰年少时以恩荫补效毂府果毅，因为“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纵蒱酒长安市”。同时，“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哥舒翰年少时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同时因为种族与其父为官的缘故，哥舒翰有着草原民族豪爽、仗义的性格，且又受到汉文化影响，也有汉族传统文化中深明大义、重义轻利的性格特征，由此可以发现哥舒翰是文化融合的典范性人物。但因为生活较为安逸，哥舒翰在四十岁前不曾有任何突出事迹。这是他生平经历的第一阶段。
在四十岁时，哥舒翰父亲去世，不惑之年遭到如此变故，哥舒翰起初并不想有任何变化，仍居于长安，但却“不为长安尉所礼”，虽然不知何事受到不礼的待遇，但可以想见，从小生活安逸且性格比较直率的哥舒翰肯定觉得受到奇耻大辱，故而“慨然发愤，游河西，事节度使王倕”（《新唐书·哥舒翰传》）。从此，哥舒翰的仕宦生涯真正开始。凭借着胆识与谋略，哥舒翰赢得了多场战争，受到玄宗赏识。天宝十一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之后又官拜至凉国公，兼河西节度使，随后又进封西平郡王，不久进太子少保。可是因为嗜酒，好声色，又得了风痹，所以便养病在京师。这是哥舒翰生平经历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主要为哥舒翰在西北边疆征伐立功的阶段，并一直升到高位。但哥舒翰因性格的原因与安思顺、安禄山不和，被杨国忠利用，卷入了政治斗争当中。
告假养病的哥舒翰并没有享受到半点安宁。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反叛。此时，哥舒翰因其威名以及与安禄山不和的缘故，被玄宗征调“拜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同上），率二十万人守卫潼关。但因为统军将领争权夺势、战略部署受到杨国忠的干扰等原因，哥舒翰在潼关之战中败给了崔乾祐，自己也被部下火拔归仁送至洛阳安禄山处。因向安禄山献策投降，哥舒翰遂“署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上）。之后被囚禁起来，最终被杀。此阶段是哥舒翰生平经历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为哥舒翰与安史叛军直接进行对抗，但因一系列原因，哥舒翰也只能留下了战败投敌的骂名。
二投敌前的政治困境
哥舒翰作为唐廷一位高级将领，不可能与当时政治环境分开，要分析其投降原因，还要考察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如何。胡宝华先生提出“了解古代君主社会的政治环境如何，最合适的观察角度，首先应该是君臣关系。其次是那些具有监督皇权和国家制度运作职能的相关机构与措施”（《浅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态与制度文明》，《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接下来我们便从这两方面对哥舒翰所处的唐廷政治环境进行一下分析。
（一）哥舒翰与唐玄宗的关系
哥舒翰虽以恩荫进入唐廷开始其政治生涯，但真正进入到政权核心地带还是在天宝六年击败吐蕃、玄宗诏其入宫后，“与语悦之，遂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哥舒翰传》）。之后又“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而“朝廷称其义”（《新唐书·哥舒翰传》）。从此，哥舒翰在朝廷中的声望日益高涨。此时的玄宗欣赏哥舒翰的才能与胆识，哥舒翰也感谢玄宗的知遇之恩，两人的关系处于蜜月期。而在此后的时间里，哥舒翰长期驻扎在西北边疆，通过石堡城之战，“吐蕃在河陇地区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完全丧失攻势；唐王朝则不再局限于防守，而是振奋军心，向对方展开全面进攻”（李晓伟《哥舒翰与石堡城之战》，《社科纵横》1997年第6期）。可以说这一战解决了玄宗多年的心头之患，哥舒翰得到重赏也是情理之中。而此时安禄山也凭借在东北地区对奚与契丹战争的胜利，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此时朝中因李林甫的强势专权，使安禄山“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年”条），“国忠素惮林甫”（同上，“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条）。这两位玄宗最为欣赏的官员都如此，便不难想象其他官员了，所以日后两大权臣的矛盾因李林甫的强势而没有显现。但随着天宝十一年李林甫去世，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便爆发出来。但玄宗似乎对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并不关心，反而对安禄山、哥舒翰之间的矛盾颇为在意。但玄宗的调解并没有起到作用，自此哥舒翰便长期驻扎边疆，而与玄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生疏。一直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要求哥舒翰带兵平叛，但哥舒翰此时却只想在家赋闲不愿出兵，而在其被迫出兵后，玄宗又听信杨国忠建议而不听哥舒翰之策，强令哥舒翰出兵进攻，最终导致兵败被俘。这一阶段可以看到玄宗与哥舒翰关系已由皇帝近臣变成普通君臣。而此前与其地位相当的杨国忠却一跃而成朝中首屈一指的权臣。虽然杨国忠此前与哥舒翰联盟共同对抗安禄山，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先是除掉了安思顺，这让杨国忠“由是始畏翰”（《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肃宗至德元年”条），随后哥舒翰军中又有诛杀杨国忠的建议，虽然“翰不应”，但“国忠大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年”条）。这样的君臣关系和与朝中权臣关系的恶化，也预示着哥舒翰最终的悲剧命运。
（二）安史乱前唐廷的政权监督状况
安史乱前，唐廷一直处于权相专政的时代，先是张九龄，后是李林甫。但从历史评价来看，李林甫成了要为唐代衰败负主责的人物之一。唐元和年间，宰相崔群评价说：“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旧唐书·崔群传》）但宋社洪认为：“唐玄宗朝社会经济的变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权于主相。”“当然，是那种忠于皇权，代表皇权，使皇帝放心而感到‘不专’的专权。”（《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李林甫的所做所为其实是得到玄宗认可的，他是玄宗的代言人。
李林甫有了皇帝作靠山后，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便对朝中制度破坏十分猛烈。比如他对唐廷监察制度的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李林甫为相，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则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须大夫同署。”（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年”条）这条记载可以看到李林甫为相时，谏官如要向皇帝提出建议，都需先向宰相汇报，如果汇报完毕还要向宰相说明所谏何事，这样宰相便可控制对自身不利的建议。但这样的谏言也就起不到监督朝政的作用了。同时在御史制度方面，“玄宗后期，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御史弹劾的事例就很少见了”（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55页）。所以说在天宝末年，唐廷几乎没有任何对宰相有效的监督方式。同时李林甫还改变起居注的记录方式：“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四年”条）开元初，唐代修起居注是要求修史官可随宰相进入到内殿记录宰相向皇帝汇报的机务，这样史官便可以接触到唐廷的核心政务。但李林甫专政后废除此制度，这样也就没有宰相以外的人可以接触到自己汇报的核心政务，由此可以直接影响到皇帝的政策决断。李林甫的权势凭借此两种方式有了制度性的规定。故而当时有观点认为“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幸蜀之祸”（《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代宗大历元年”条）。而且这两条制度性改变都延续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也就是一直到哥舒翰投降前，整个唐廷一直处于宰相权力无有效制度监督的状况，这成为了在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擅权的原因之一。而哥舒翰投降不能说与此混乱局面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