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嘉琳
《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收入明代拟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题《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被认为是传世的宋元话本之一。小说讲述旧日东京人杨思温与结拜之兄韩思厚和嫂郑意娘异乡相逢的故事。杨思温因靖康之变，流寓在燕山。元宵之夕，偶遇嫂嫂郑意娘，相互探问韩思厚的下落，得知郑氏祸时为撒八太尉执虏燕山，而韩思厚当时更衣遁走，二人失散。三月，杨思温偶见秦楼壁上词，知郑意娘之死，惊而急寻哥哥韩思厚，以通事体。韩思厚惊疑，故与杨思温同往韩国夫人宅探听郑意娘下落，于宅前遇一东京婆子，得其带路，与郑意娘之魂宅中相会。韩思厚知郑意娘为他守节而亡，大受感动，发誓永不再娶，以求携其香骨共归金陵。惜终是风流之性未变，续娶丧偶女道士刘金坛，违负前誓，双双被郑意娘及刘氏先夫亡魂拽入波心而死。
《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通过一个东京人在燕山遇昔日东京故人的烟粉灵怪故事，寄寓了北宋遗民的故国之思和民族感情，把整个故事置于一种“乡愁国恨”压抑灰沉的色调当中。
在故事里，说话人刻意安排一个流寓在燕山的东京人杨思温，借由他的行动、双眼，引出许多与昔日东京有关的人、事、物，使整个故事笼罩在一片怀旧追忆、感叹无奈的氛围之中。故事开端，说话人先以一句“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引入其中一个主要角色杨思温，成功惹起台下一片乡愁情恨。从杨思温看燕山元宵起，就处处“他乡遇故知”，先在昊天寺遇到往昔东京“大相国寺河沙院行者”，再偶遇昔日京师嫂嫂郑意娘。其后在燕山秦楼碰见“东京白樊楼过卖陈三儿”及“东京寓仙酒楼过卖小王”，随后又遇上旧日相识苏、许二掌仪和哥哥韩思厚。在与哥哥韩思厚寻访嫂嫂时，又结识同样来自东京的婆婆。而在杨思温“他乡遇故知”的过程中，说话人不断在其中穿插着许多昔日东京事物。在昊天寺前，抬头就见“上有金书‘敕赐昊天悯忠禅寺’”。
在宋史中，有不少有关悯忠寺的历史事件，宋钦宗赵桓被俘后曾拘留于悯忠寺；徽宗赵佶死后，洪皓曾在悯忠寺设奠；谢枋得被拘在悯忠寺，绝食而死，可见悯忠寺在北宋遗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除此之外，故事还提及了东京地标白樊楼、寓仙酒楼，以及京师人市语。这一切一切皆是带有浓厚东京味道、承载着昔日东京记忆的标志性事物，说话人故意在叙述过程中一再有意无意地提及，一方面勾起台下听众对时移世变、故国离愁的切身感受，一方面营造出强烈的讽刺意味，流露出深切的悲哀，故人、故事、故物今却只能在异乡相遇相得相见，不可谓不讽刺，不可谓不悲哀。
说话人在故事里，巧妙地将“故人”与“故国”联系起来，所以“故人”今如何，即“故国”今如何。说话人借郑意娘之口，道出“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点出北宋灭亡后，人鬼相杂，有思故国而坚贞者，有忘故国而甘乐者。此一番话充分体现了北宋遗民思国守国一派对甘心享乐派之痛恨，及对偏安宋室之怒其不争。在故事里，说话人把出场人物分为“人”“鬼”两途，分别暗喻南渡后社会上政治取向载然不同的两派人：明显的，郑意娘虽身作鬼，却心为“人”。她先为撒八太尉相逼，“义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而且明言自己“与丈夫守节丧身，死而无怨”。她的骨匣上“有两个鍮石环儿”，正是暗喻郑意娘“磐石无转移”，坚贞之心不改；杨思温亦是“人”一途，他自感“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元宵”，每“认得是故乡之人，感慨情怀，闷闷不已”，并想方设法寻访哥哥、嫂嫂，可见其眷恋东京的一切，对故乡故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将酒饯别哥哥时，还“再三叮咛：‘哥哥无忘嫂嫂之言’”，可见他深为嫂嫂之义举感动，亦同是性情中人，拥有一颗坚贞之心；旧仆人周义亦属“人”之一途，他感郑夫人之贞节，在家挂牌位儿供奉夫人。在听说韩思厚再娶时，为夫人抱不平，气忿忿地到冲到韩宅前“一头骂，一头哭夫人”，也是一个怀旧感恩的性情中人。外人尚为郑意娘之义行所感动，但身为丈夫的韩思厚却忘恩负义，显然不配为人，当入“鬼”途。说话人早借郑意娘之口，点出“他风流性格，难以拘管”，日后“怜新弃旧，必然之理”。这一番话明指韩思厚，实喻宋室，指出宋室原因贪安而使北宋覆亡，现在亦恐死性不改，依旧只顾享乐，忘了驱逐金兵之壮志，丢了复国之雄心。然而，北宋遗民始终还是对宋室留有一丝念想，抱有一丝期待的，就像杨思温抱乐观心态想“哥哥今来，不比往日，感嫂嫂贞节而亡，决不再娶”似的，盼望宋室思国，痛改前非，发奋复国。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宋室不可雕，亦不可期也。所以“一个也不追荐丈夫，一个也不看顾坟墓”，只顾“倚窗携手，惆怅论心”的韩思厚和刘金坛，正正就是“鬼”的典型代表，亦是当时享乐派和偏安宋室的最佳写照。
故事中，曾先后两次出现《好事近》词，可见这词在故事里占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好事近》一词，一方面在故事里担当着预示和讽刺的叙述功能：第一次出现时，暗示郑意娘和韩思厚好事将近，与一直心心念念之人相见有期。第二次出现时，暗示韩思厚、刘金坛二人“好事将近”，带有强烈的反讽色彩，词中最后一句“趁江南春色”更是把反讽效果推到极致；另一方面，它是郑意娘的哀词，弹尽其心中肠断泪血，诉尽其“何计可同归雁”的殷殷期望。然而，“何计可同归雁”，又何尝不是道尽北宋遗民的哀肠？
在这个忠贞女子负义郎故事的背后，是南宋臣民的浓浓乡愁情恨，北宋遗民的斑斑无语泪血。说话人责的不单单是“怜新弃旧”的韩、刘二人，还有贪安弃恨的宋室，叹的也不单单是“古今负义人”，还有古今忘国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