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考试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惟一正途，宋人甚至夸张地说：“不中进士举，无由得朝廷之官。”（吴潜《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万众一心挤向科举考试之“独木桥”，才力智商不及者、富贵多金者、权势显赫之子弟，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群，在科举制度疏漏或管理不严格时，总是期望通过一定的作弊手段，让自己更早地通过科举考试。只要有考试，总存在着作弊现象或作弊的企图。
唐代科举不实行弥封制，考官直接面对考生，科举录取随意性很大，甚至考生的录取及名次考前就决定了。《唐语林》卷七载：“崔相沆知贡举，得崔瀣。时榜中同姓，瀣最为沆知。谭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沆瀣一气之现象，在唐代科举中极其普遍，所以，唐代考生无需挖空心思在考试过程中作弊。宋初科举考试制度沿袭唐代，然宋代帝王依赖文臣士大夫治理国家，格外重视文官素质，所以，一开始他们就高度重视选官制度之源头——科举制度。在没有弥封等制度的前提下，他们只能通过“人治”的特别措施，力图为科举考试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如，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因翰林承旨陶穀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复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以下简称《长编》）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长编》卷二六）。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朝廷“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长编》卷六八）。在帝王有意识的抑制之下，北宋初期的达官贵族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石林燕语》卷八载：“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
此外，宋代朝廷对科场弊案处置非常严厉。宋太祖开宝五年（972），枢密使刘崇矩门下客郑伸挟怨“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黄金，私托翰林学士扈蒙与羲叟甲科”，最后证实乃诬告，朝廷的处理居然是“崇矩罢为镇国节度使。赐伸同进士出身，酸枣县主簿”（《长编》卷一三）。矫枉过正的处置，表明朝廷对科举作弊零容忍的态度。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朝廷诏云：“或假手以干名，或挟书而就试，渐成浇薄，宜用澄清。”（《宋会要·选举》三之四）没有制度的保障，宋初只能依赖案例之警示和临时之诏告，努力澄清科场之环境。
依靠一次次的临时措施，终难抑制科举丛生之弊端。从宋太宗后期开始，朝廷逐步变革科举制度，陆续建立起锁院、弥封、编排、誊录等系列制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朝廷推出新定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复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长编》卷七六）至此，朝廷基本上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科举考试制度。
制度一旦建立，相应的考试作弊手段便一一发生。尤其是北宋后期以来，朝纲松弛，朝政混乱，科举考试中之作弊现象也愈演愈烈。徽宗朝以来吏治之败坏，便与科举考试中作弊现象越来越猖獗密切关连。
科举中的作弊现象，南宋孝宗时礼部郎官范仲艺总结说：“近日科举之弊，如假借户贯，迁就服纪，增减年甲，诡冒姓名，怀挟文书，计嘱题目，喧兢场屋，诋诃主司，拆换家状，改易试卷，如此等弊，不可胜数。而代笔一事，其弊尤甚。”（《宋会要·选举》五之五）宋宁宗时，臣僚再度归纳科场弊端说：“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曰吏人陪《韵略》钱，曰帘内胥吏乞觅帘外胥吏，曰试宏博人怀挟、传义，曰诸色人之弊，曰帘外诸司官避亲，曰印卷子。”（《宋会要·选举》六之四八）其中最为常见的作弊手段是怀挟和代笔。
宋代的科举考试怀挟文字，就是偷偷携带各种文字入考场，以便考试时抄袭。这是最古老最普遍的考试作弊方式。宋代制度规定：“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宋史》卷一五五）除上述韵书和字书外，不可以挟带其他文字入考场。太宗年间已经有对“挟书”的禁令，真宗景德二年（1005），更是“就座搜获怀挟书册节义者十七人”（《宋会要·选举》三之七）。为了应对怀挟之弊，考场开始规定考生进入试场必须脱衣搜身。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认为：“皆解衣阅视，虑其挟藏书册，颇失取士之体，宜令止之。”（《长编》卷七七）随着考生的增多，“怀挟”之弊愈演愈烈。欧阳修《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说：“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北宋中叶，已经出现专业制作作弊文字的抄手，这是印刷术未发达时的情景。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带来考场作弊书籍之大量出现。岳珂《愧郯录》卷九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宋代福建路建宁府是当时图书刊印销售的一大中心，《方舆胜览》卷一一称其“书籍行四方”，且云：“麻沙、崇宁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此地集中制作怀挟书籍。考生考试结束，即将怀挟文字弃置考场。北宋后期，“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积”（《宋会要·选举》四之七）。徽宗年间几乎年年为此发布禁令，但收效甚微。南宋考场秩序更加混乱，考试期间，居然“蝇头册子，山积案上”（《宋会要·选举》六之九）。为了抑制怀挟作弊，朝廷尝试过多种做法。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今后省试、太学国子监公试、发解铨试，并试刑法。令国子监印造《礼部韵略》、《刑统》律文、《绍兴敕令》格式，并从官给。’上先谕宰执曰：‘自来举人许带《礼部韵略》入试院，多缘此夹带别文字，难以检察。’故有是诏”（《宋会要·选举》四之二九）。
怀挟之盛，宋人诗词中皆有言及。王珪《和景彝诮扶出者》诗，讥讽因怀挟被驱离考场的作弊者，诗云：“天子重论秀，待之以公卿。志士抱奇节，犹或场屋轻。学能苦自琢，诗书腹纵横。胡为怀袖间，挟册角群生？诃卒窥其旁，执衣来叩楹。狂狙就新缚，跳突哀且鸣。岂不念寒孤，顾有素令明。利禄非可苟，辱甚舍弗烹。”抄袭被捉之片刻，“狂狙就新缚，跳突哀且鸣”，非常形象生动。《苕溪渔隐丛书》后集卷三九所载，亦极生动幽默：
政和元年，尚书蔡薿为知贡举，尤严挟书。是时，有街市词曰《侍香金童》，方盛行。举人因其词加改十五字，作“挟怀”词，云：“喜叶叶地，手把怀儿摸。甚恰恨出题厮撞著，内臣过得不住脚。忙里只是，看得班驳。骇这一身冷汗，都如云雾薄。比似年时头势恶，待检又还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寻著。”
代笔，就是由他人替代答卷，其作弊方式大约有三种。其一，考生与枪手同时入场，答卷完毕，互换试卷。前文所言“拆换家状，改易试卷”就指这种情况。嘉定十年（1217），臣僚奏云：“日来多有冒名入场之人，颇骇人听。如甲系正名赴省，乙乃冒名入场。……场屋制备卷，以防正卷之阙失。今乃预买备卷，冒名出试，则以场中之文，令正身誊上。及至中榜，计赂吏胥，抽换场中之卷，虽一二千缗，亦不惮费。”（《宋会要·选举》六之二九）其二，雇枪手冒名顶替，全程替考，所谓“全身代名”者。乃至部分考生，“身不入场，榜出高中”（《宋会要·选举》六之三四）。其三，将考试题目外传，再将代答程文传入。方式大致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考官锁院期间家书往来，挟带答案。嘉定六年（1213），臣僚言：“试院有平安历，不过以报平安。今则不然，其出也，所书项目，监门莫得而见；其入也，所传件数，监门莫得而稽。囊复封识，不知所藏何物。名为药裹，安知无简札往来？号为家书，安知无消耗漏泄？其弊有未易言者。”（《宋会要·选举》六之一一）另一种是借助考场建筑空隙，传递答案。就在这一年，臣僚再奏云：“贡院墙壁，本自低矮，年来颓圮，如西边一带，抵靠别试所晨华馆，而断垣及肩，践踏成路，传泄之弊，多由此出。最后正通大理寺前，居民搭盖浮屋于墙上，亦作弊处，莫可堤防。东畔墙虽稍高，却与封弥誊录所相邻，而缝穴最多，关防须密。”（《宋会要·选举》六之一三）
绍兴十八年（1148），礼部言代笔之弊，即涉及此三种方式：“访闻就试举人内，有势力之家，多输贿赂，计嘱应试人换卷，代笔起草，并书真卷。或冒名就试，或假手程文，自外传入，就纳卷处誊写。”（《宋会要·选举》四之二八）宁宗时大理寺少卿费培亦云：“吏辈肆奸，了无顾忌。欲拆换卷头，以甲为乙；誊写程文，以伪为真；受他人之嘱，毁坏有名试卷，亦可也。”（《宋会要·选举》六之四）代笔猖獗，见于记载，大都在南宋年间。其为害之烈，远超怀挟。怀挟还需自己有一定功底，以抄袭补不足，代笔则可以让完全不读书的纨绔子弟高中科名。故南宋臣僚云：“代笔之弊，最其甚者。显行贿赂，略无忌惮，或替名入试，或就院假手。故有身躐儒科，而不能动笔，污辱搢绅。”（《宋会要·选举》五之三十）
怀挟、代笔之外，最为常见的作弊方式是冒籍，发生于地方“解试”中。宋代地方“解试”有“牒试”法，规定：“随侍见任守倅等官，在本贯二千里外，曰‘满里子弟’；试官内外有服亲及婚姻家，曰‘避亲’；馆于见任门下，曰‘门客’。是三等许牒试，否则不预。”（《宋史》卷一五六）由于是转运司主持，故又称“漕试”，或“漕牒”。宋代地方“解试”，“以终场二十人解一名”（《宋会要·选举》一六之二）；牒试北宋时“每十人解三人”（《宋会要·选举》一五之九），南宋则“七人而解试一人”（《系年要录》卷一〇二），录取比例远高于一般解试。因此，考生当然要奔走钻营，以获取“牒试”资格。绍兴六年（1136），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即云：“科举冒滥之弊，无甚于牒试。”（《宋会要·选举》一六之五）乾道元年（1165），臣僚又云：“科举之制，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漕司所解，其数颇宽。士取应者，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至于冒亲戚、诈户籍而不之恤。且牒试之法，川、广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则密迩王都，亦复牒试；见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阙得替官一年内亦许牒试；本宗有服亲用此可也，而中表缌麻之亲，亦许牒试。或宛转请求，或通同托嘱，至有待阙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馀名者。”（《宋会要·选举》一六之一三）此类弊案，史籍记载甚多。
另一种冒籍法类似今天高考中的“借考”，即改变户籍，从录取比例低的地区转移到录取比例高的地区应试。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云：“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地方录取比例的巨大差异，两宋期间一直存在，借地参加考试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乃至频繁酿成群体事件。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四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镇江府发解举人，而闽人有冒贯者。举人周晋等持梃欲击之，守臣直秘阁林大声率府僚往视，为飞石中其帻，吏士有被伤者”。又如《宋会要·选举》一六之三七载：嘉定十七年（1224），“光州进士秦万全妄诉林应辰冒贯就试，群众打林应辰濒死，士人惊散，几坏科举”。
最简单的作弊方式是考官与考生考前约定暗号，见试卷上暗号即录取。举二例以见之。《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杨大年为翰林学士，适礼部试天下士。一日，会乡里待试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则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贡举。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选。”《齐东野语》卷八载：“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李壁季章、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类省试。二公皆以文名一时，而律赋非所长。乡人侯某者以能赋称，因资之以润色。既书卷，不以诗示侯，侯疑其必有谓。将出门，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后。至纳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观，以小金牌与之。吏取以示，则诗之景联皆曰：‘日射红鸾扇，风清白兽樽。’侯即于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选。二李谢主司，主司问：‘此二句，惟以授于昆仲，何为又以与人？’李恍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闻，终身与侯不协。”要在众多试卷中寻找到有暗号的卷子，难度很大。况且，试卷分房，考官多人，有暗号的试卷恰好落到约定的考官手中，也有难度。这种作弊方式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很不容易。偶尔为之可能，多处记载更像是传说，而非事实。
宋人科场作弊，花样繁多，主要是上述几类，其他不再一一细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