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知道，我们一些前辈国学大师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一些基本的估计，像早年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就说过，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也都在他们的著述里反复地强调过宋代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钱穆先生也多次提到了他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估计。讲到中国古今的社会之变，当然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佐竹靖彦先生，在他讲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概要时,讲过一段话，他说社会构造的变化、文化状态的变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表现。谢和耐是法国法兰西学院的资深教授，他在他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里面，也对蒙古人入侵前，也就是南宋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状况有很高的评价。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宋代士人的生活圈，或者说是他们生活的氛围和基本的环境。这里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宋代的立国形势，其次是在这样一种立国背景之下士人的文化活动，以及通过这种文化活动所结成的人际之间的网络关系。第三个方面想讲一下宋代的一些士人在“游于艺”的过程里面，对于意境的追求。唐代前期的疆域图（局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34-35页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宋代的立国形势开始讲起。宋代的立国形势是跟唐代后期的政治形势、政治格局分不开的，下面展示的是一张唐代前期的疆域图。这个疆域图是以盛唐时期也就是安史之乱前唐玄宗的那一阶段作为时间基点，这个时期的疆域格局。从这个疆域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唐代的领土是非常广袤的，而这个广袤的领土基本上是由东边一个区域和西边一个区域构成的。在东西两大块之间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河西走廊，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地区也是属于河西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现在我们说敦煌是一个东西文化荟萃的宝库，但是即便是今天我们去敦煌也不是很容易，那里仍然是一个地理上很偏远的地区。当年的东西文化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荟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敦煌扼守着河西走廊这样一个咽喉地带，它在这个咽喉地带的出口处，这样东来的西往的一些人物，以及当时的一些艺术形式在这个地方荟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唐代前期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版图，在西北的这一大片，包括东北的大片其实是投入了大量兵力的，这种局面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安史之乱是当时的地方胡族军阀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在这之后唐代元气大伤，领土也急剧缩小。而这个局面也没有能够长期维持，当时的节度使其实就是大军区藩镇割据的情况之下，一些重要的藩镇或者在火并的过程里面崛起的一些大藩，掌握了武力上和财力上的优势地位。公元907年，驻扎在开封地区的宣武节度使朱温，取代了唐王朝的政权。在这之后就有若干地方性具备实力的节度使摇身一变，从一个节度使变成一个政权的国主。当时便出现了一种政权林立的局面，我们现在就把它称之为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彻底分裂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少，而且有的时候分裂年代也持续得很久，比如说二百年、三百年这样的时段。但是，如此彻底的分裂在历史上应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这样一个分裂的局面后来被赵匡胤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的版图基本上就是恢复了唐代后期的版图，也就是五代十国的时候被分裂了的这样一个版图。就这个疆域的广度而言，宋代和前代相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疆域的狭小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赵匡胤，因为这个疆域并不是他丢掉的，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之后长达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疆域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宋代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里面疆域最小的，而且这个时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应该说其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的时期。跟宋相伴随而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跟它对峙的北方势力，早期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后来有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再后来有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和元，所以宋始终不是一个统一的王朝。
如果我们把北宋的疆域和自然地理的区域叠压一下，看到的就是另一张图，这个图其实跟刚才那幅图是一个范围，只不过我们把它抽象了一下。这张图把整个疆域划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东部季风区，也就是来自海洋上的季风最远能影响到的地区。换句话说，这是现在我们说的湿润地区和半湿润地区。隔开第一个区块的这一条线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以东主要是适宜于农耕的地区，除了东北比较高寒的地带以外，基本上也是农耕民族长期以来活动的地区。而第二个地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西北干旱区，传统上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第三个区块是青藏高原区，在地理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或者说比较特别的一个区块。这三个区块划分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北宋北部、西北部、西部的界限，和由山川地理形势反映出来的自然地理区域的分割线基本上可以说是重合的。而它最北部的那条线有一点特别，这条线是五代时期的遗留问题。后晋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他当年为了争取契丹人支持他做皇帝，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的十六个州都割给了契丹，这样就换取了契丹对他的支持，果然他后来成了后晋的皇帝。这十六个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幽云十六州”或者“燕云十六州”。这十六州割给契丹不仅仅是领土面积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图上会看到一些锯齿状的线，那个就是长城。我们知道过去的长城多半都是建在山上的，所以长城这一线标出来的实际上就是燕山山脉。燕山山脉长期以来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是一道自然的分界线，但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之后，燕山山脉就再也不能构成一道天然屏障了，就完全变成了契丹境内的一座山了。这样南北政权的对峙线就南下推到了华北平原。我们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就是最强的战斗力，过去的山脉、长城都是为抵挡骑兵的，但是华北平原的地形就非常有利于骑兵，而不利于过去中原王朝倚仗的步兵的力量了。图2北宋的疆域和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图因为这样一种对峙的形势，宋代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尽管宋代在对峙线一带开了很多塘泊，像今天的白洋淀等等，用来防范契丹的马队，但是不管怎样，宋朝的无险可守是造成它后来在军事上一贯非常被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看到的宋和其北部政权对峙的大体形势。
过去我们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就宋代的情况来讲，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宋代的内政始终是处于外部压力之下的内政，宋代的内政选择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宋这个王朝是非常求稳的，非常谨慎、非常小心、非常因循，而这样一种内政选择，这种政策方略的决定是和它面对的内外形势有直接关联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政治地理格局，所以当时的人对于一些概念的理解开始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概念。“中国”这个词其实出现得非常早，先秦的时候就有，《诗经》里面就讲到“中国”，但是在上古时代，当时的华夏族基本上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他们认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天下之中”，中土，他们建立的早期国家称之为“中国”，而认为周围就是所谓的“四方”或者“四夷”，《诗经·小雅》里面就曾说到“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所以“中国”和“四夷”是相对而言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在那个时候人的心目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空间范围，而这个“中国”的无限延伸就是“天下”，或者换句话说，天下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延伸、秩序延伸。所以一直有学者说，在早年的时候，人们概念中的“中国”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并没有固定的疆域。而到了宋代，我们就会发现非常不同，因为北宋建立的时候，它周边民族建立的政权或者那些民族实际控制的地带都已经非常明确了，宋代这样一个政权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立在契丹这些民族政权之后的，契丹等政权的存在是北宋政权建立时面对的一个事实上的历史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宋政权，它一定就有疆域方面的考虑、疆域方面的认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他们的疆域再也不是无限延伸到整个天下的疆域了，变成了现实中的有限空间和当时宋人所处的政治、地理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
有一本书，叫Chinaamongequals，说的是中国在一些对等政权的包围之下要怎么发展。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讨论10到14世纪的中国”，我们知道10世纪后半正好是北宋的前期。在宋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理解真正有了固定的疆域的概念，而且宋代和辽结盟的时候很明确地划了边界，到了南宋跟女真人和谈的时候很明确地规定了边界，所以它的王朝是有明确的疆域的，在疆域之内是可以行使它的主权的。疆域和主权这两者，应该说是近代国家的基本要素。这个概念在宋代的时候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从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格局的意义上来讲的宋代的立国形势，它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从天时地利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从当时的自然条件角度来讲，宋代也是处在一个充满严峻挑战、充满忧患的历史阶段。
竺可桢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气象学家，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就曾经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到1970年代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在这篇文章里，他就说到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当时气候转化，温暖期趋短，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正是历史上北宋这段时间。气候的转寒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都是农业立国，国家的赋税收入跟天时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老百姓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天时会影响到农业的收成，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气候转寒对于中原政权更为直接的威胁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如果看过《狼图腾》，我们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游牧民族抵御天灾的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如果连续一段时间气候比较寒冷，而且又相当干旱，那么他们在非常严酷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逼迫之下，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向温暖的地方转移，这样就会进入传统上农耕民族所活动的地区，从而和农耕民族发生摩擦，严重的就会导致战争。曾经有一些学者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环境背景，发现许多时候都伴随着气候上的变化。宋代所面临的气候环境应该说是比较严酷的。
另外，从地利的角度讲，宋代经常面临着黄河泛滥的威胁。这里有张图，图上中间这一条是黄河的正常流向，在它之上的是黄河向北边摆动时候的流向。下面这一条是黄河夺淮河口入海的流向。史念海先生、谭其骧先生都曾经说过，黄河在东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中期，几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大的泛滥，可以说是一段黄河的安澜时期。这个安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东汉陷于分裂之后，北方有一段很长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进入到了黄河流域中游，而他们并不是来这里种地的，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把这里变成牧场，这样过去在东汉时期已经得到开垦的土地这个时候就撂荒成了草原。这当然对农业生产是有影响的，但是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当地的水土得到了涵养，所以水土流失就不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黄河的淤塞也就没有那么厉害。因此，一直到唐代的前期，黄河有几百年的时间很少有大规模的泛滥。但是当唐代民众安居乐业以后，又开始大规模开垦土地，可能二十年、三十年没有问题，但是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有很明显的影响。所以到唐代后期黄河又开始频繁地泛滥，而宋代就接下了这个局面。北宋的时候，黄河有数次大规模的决口改道，两宋之交的时候曾经夺淮河口入海，这个对于当时粮食的主产区有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威胁。图3黄河不同历史时期流向图当时的天时、地利对于宋代都有各种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在宋代经济、文化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史学方面的专家，会说宋代出现了农业生产中的绿色革命、还有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等，从不同的方面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我个人来说，不很赞成“革命”这种说法，因为“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实际上经济、文化的变化都是在前期的变化积累基础上的一种继承性的发展。但是不管怎样，既然有这么多的学者称之为“革命”，至少让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经济文化的进步是相当突出的。（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