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6年，我考进台湾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哲学系。大一的时候，我选修了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大二时，我又选了方东美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那时期，当代西方出现两派对立的思潮——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刚刚同时传进台湾的大学校园。殷先生倡导的是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论，我和一些喜欢文学性哲学的同学则比较喜欢存在主义。由于偏好的不同，因而在哲学专业上，我渐渐地跟随了方先生的方向。研究所期间，方先生是我撰写尼采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1960年代以后，两位老师在我的学术人生与现实人生上都产生了毕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倡导逻辑之外，殷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启蒙教育家，他的兴趣时常跨越出专业范围。在课堂上，同学们体会到殷先生更多的心思是放在运用逻辑推论分析时政上。他那清晰而低沉的语调，常使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不时流露出的关切现实人生的情怀。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殷先生1948年11月4日曾经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这篇震撼大江南北舆论界的文章问世不久后，殷先生便东渡到了台湾。
1947年，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殷先生曾获洪谦教授引介到金陵大学教书，讲授哲学概论和逻辑的课程（这件事情，是1985年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时访问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洪谦先生，他亲口讲述给我的。洪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教授，也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1949年殷先生赴台，又经熊十力先生向方东美先生推荐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熊先生在1949年6月16日致信殷先生，说“方东美先生来信，云汝事曾有人向校长推荐过，委实无缺，俟将来留意云云”。不过殷先生最终还是得以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这件事是殷先生亲口告诉我同班同学赵天仪的，殷先生对他说：“那时我带着熊先生的信去看方先生，方先生说你只能担任讲师，副教授再说吧。”为此我特意回校查过，方先生在台大出任系主任的任期为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而殷先生的聘任正是方先生接任系主任期间）。
殷先生1954年升为副教授，1957年升任教授。这一时期他沉浸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我们每一次去看他，都是他亲自开门，小小的客厅里有很大的书架，上面全都是英文版的专业哲学论著（殷先生过世后，殷师母清理他的书籍共910本，其中西书占755本，后全部放在台大图书馆特藏室）。
自1948年发表了《赶快收拾人心》这篇社论以后，殷先生沉寂了近十年。1957年8月1日，沉思多年的他，忽然在《自由中国》第17期的社论上发表《反攻大陆问题》。这篇文章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官方与极右派调动报刊、电台等多种媒体制造舆论，连续发动猛烈攻击。官方认为这篇社论是在倡导“反攻无望论”。在这种形势下，胡适出来打圆场，提出“反攻大陆”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不能碰的。这以后，殷先生连续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政治神经衰弱症》（1958年6月16日）、《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1959年4月1日）、《“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1960年5月16日）。这些文章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和深远的影响。殷先生的言论激荡人心，他划时代地、阶段性地取代了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力。在那“沉默是金”的年代里，这样的言论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当然，也构成了殷先生日后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根本原因。
殷先生的学生中有很多优秀的、有时代感的文法科学生以及港澳侨生。在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在当时扮演了从民间沟通两岸的重要角色。殷先生晚年经常托他们传递信息、购买海外书籍。严格来说，我只是殷先生的学生，而非他的弟子。殷先生倡导逻辑、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师兄罗业宏、刘福增，学弟林昭田、何秀煌等，在专业上走殷先生的道路，有些（不少）殷门弟子在大学毕业后陆续前往北美留学，殷先生晚年病困时，他们多不在身边，殷先生也就更多地和我们这些留下的学生相往来。我们不仅与殷先生共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时刻，有些需要跑动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其间。比如，殷先生晚年的一些紧要信件，有些是由我通过友人吴大中悄悄带出境外的。
殷先生的海外通信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给林毓生和张灏的信。师兄林毓生、张灏与殷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讨论学问，还是沟通感情，他们与殷先生之间的交往，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殷先生晚年，我们的联系较多，最初的单独接触就是从一起谈论存在主义、庄子等话题开始的。
一师生谈论存在主义与《庄子》的读书心得
大学期间，逻辑和哲学概论是我们的必修课程，我上了殷先生的逻辑课，对比之下，远比哲学概论收获大得多。逻辑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在研究所毕业，各校兼课的那几年，我也曾前后五六年教授逻辑。从学逻辑到教逻辑，这一过程对我日后思考问题、论述学理，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相比于概念哲学，我个人更钟情于文学性的哲学。我和殷先生偶尔见面交谈时，也并不曾以逻辑作为话题。课堂以外，我们师生私下的接触开始于我读研究所时。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哲学会举办了一个讲座，在存在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我讲了《失落的自我》这个题目。当晚，殷先生也到教室听了讲座。第二天，我又在研究室门口遇见他，他问我是不是研究尼采，我说是，因为我喜欢尼采那股生命的冲创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生命的冲创力”，他便在研究室听我漫谈起了对于尼采的一些看法，临走时，还抄了几本有关尼采的书单。这是我和殷先生的第一次单独谈话。
我由尼采的生命哲学走进欧美存在主义思潮是很顺当的事。正如W·考夫曼的《存在主义》所说：“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没有尼采的话，雅斯培、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遥远的回音。”那时的台大校园中，不少同学都对存在主义怀有特殊的兴趣，例如包奕明、叶新云、王尚义、孟祥森，他们和我因为研读存在主义作品而成为知心朋友。
尼采的“Godisdead”成为存在主义的开端，我由此而研读《圣经》，写了一篇《约伯，最早的存在主义者》送给殷先生，第二天就接到他的限时信，说对问题很感兴趣，希望见面谈谈。
殷先生看书，喜欢在书上加批注，我编了一本《存在主义简介》送给他，他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评语：
这篇作品在哲学上过分简化而武断，在社会的经验知识上浮泛而空茫，但是，对时代的黯淡心灵样态，有颇为贴切的感触，清幽且富直观的透视力。
后面还写了两句他自己对存在主义的看法：“存在主义乃玄学及现代文明肥肿的清泻剂。但它自己并非终结。”这看法颇有见地。
委实说来，我对存在主义的关注主要源于时代感的引发。萨特的戏剧与加缪的小说是帮助我理解存在主义的一条进路。可以说，我们更多的是带着自己的时代问题，接近并了解存在主义这一思潮的。在我的同学中，叶新云对于存在主义重要典籍的用功较深。而在我的学长中，傅伟勋有关存在主义的研究最令我敬重。有一天，我邀傅伟勋到我景美的住处与殷先生见面，餐叙的两个多小时中，他一直讲着存在主义的议题，殷先生不太讲话，只是静静地听，并且不时地点头。
殷先生病重期间，曾经口述《病中遗言》，由我笔录。前一天的记录稿，第二天整理出来后，殷先生都要亲自修改。这便是《蚕丝——病中遗言》（2016年版改为《病中沉思》）。在《大脑与心灵》一则中，殷先生表达了他对存在主义的看法，他说：
实在说来，存在主义所要对致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现代人大脑过于发达，而心灵一点儿也不充实，而且愈来愈空虚。这是时代的根本问题。……我们可在传统中找到一些理性的根苗，而将传统加以批评性的接受。对于传统，我是个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殷先生晚年最关注的是心灵的问题而不是头脑的问题。2016年2月初，我在美国西岸柏克莱的寓所中细读了殷先生与林毓生的往来书信，意外地看到殷先生在信中托师兄购买MarjorieGrene的Introductionof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导论》）一书的情况：
我为什么急于要读这本书？原来老早有人说我有颇深的存在主义的时代感受，而且我的思想构成中有这一面。我对于这一点并不太自觉。（1968年4月22日）
为此事，我在2016年3月初特地到台大图书馆特藏室找到了Grene的这本书。（殷先生去世后，师母将他的藏书都赠给了台大图书馆。）这本书上有殷先生阅读时做过的标记，同时也有我的标记。
殷先生过世近五十年了，这次再版前，我又重新阅读了殷先生的书信和遗稿，发现他不仅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明确提到存在主义；也还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用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观点批评美国的现实，他说：“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确实是状貌堂皇，可是它的‘精神内容’却多少走向空漠的原野。这由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之盛行可以概见。”
在关注存在主义的同时，我进入了庄子的精神园地。同样是在《殷海光老师的一些往事》一文中，我也记录了和殷先生谈论庄子的情形。他欣赏庄子的心境和生命情调，觉得《齐物论》从认识论的问题入手，剖析虽然极为锐利，但最后呈现的混一境界，理论层次并不清楚。
在1962年6月10日写给学生伍民雄和罗业宏的信中，殷先生也曾提到：“二位说在人生观上喜欢道家，这又是志同道合了。我看不出，一点也看不出，就内容说，我们现在喜好的哲学与道家的人生观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喜欢清静寂坐，喜欢自然。”他对道家的兴趣，渊源有自。1969年8月24日，在给徐复观的信上，殷先生也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喻，说道：“际此是非难辨之世，吾人必须学习隔离的智慧，抖落一切渣滓，净化心灵；然后跨大鹏之背，极目千里，神驰古今。”
殷先生晚年用英文写作《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一文，其中，他也特别谈到对于庄子的一些看法：
他的哲学表现于优美如诗的散文中，到处洋溢着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隐喻，充满了无比高洁的美感想象，既富于超越的趋向，礼赞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你可以在其中寻觅出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却找不出一点对教条的迷信和盲从。在老子和庄子这些书中，文章的形式虽然如许精简，然而，毫无疑问地，它充溢着提示性，以及自由而富于创意的思想。（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道家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