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最值得介绍的是隋朝裴矩（547-627）的《西域图记》，唐代杜环的《经行记》、贾耽（730-805）的《皇华四达记》，还有最早的海上丝路上的官方使节杨良瑶（736-806）的那次旅行。
一裴矩《西域图记》：最早的丝路全图
裴矩（547-627），字弘大，出自著名的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裴氏家族。历仕北齐、北周、隋、唐。北齐灭亡后，他为定州总管杨坚所启用，入隋，他南征陈朝，北伐突厥，颇立战功。大业年间，他又是隋炀帝的宠臣，贞观初年依然受到唐太宗的器重。北朝隋唐时代，王室本来就出自六镇及关陇贵族一系，朝臣跟着朝代一起改移，并不鲜见。裴矩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他在隋朝做出的。
裴矩曾在杨广麾下参加了平定陈朝的战役。统一之后不久，裴矩受命巡抚岭南，还没出发，从江南吴越到广州就都发生了叛乱。裴矩带三千兵卒，一直打到南海，巩固了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世人皆知隋炀帝对于江南的爱慕，却不知道他对西域的热情不减江南。他是历代帝王中，第一个到过河西走廊的人，第一个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率军征战的人。推动隋炀帝西巡的就是裴矩。
裴矩有与突厥多年的交往经验，隋炀帝任命他以重臣的身份主持西域工作。他注意采访来张掖（河西四郡之一）参加互市的胡商，并搜集其时的书传记载，撰写了三卷本的《西域图记》（大约书成于606年初）献给炀帝，激发了炀帝经营西域的热情。
《西域图记》这本书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推动了隋朝对于西域的经营。《隋书•西域传》称:“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实际上炀帝并没有出玉门关，最远到达燕支山，即今甘肃永昌西、山丹东南之焉支山），置伊吾（今哈密市）、且末（塔里木盆地东南边，今仍称且末县），而关右暨于流沙。”这段话包含唐初对于隋炀帝的批评，却也道出了炀帝的雄心因为裴矩的《西域图记》而得到满足的事实。
其时，阻碍丝绸之路交通的，是地处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部族。西域胡商之所以只能在张掖互市，一个原因就是吐谷浑的势力威胁到内地与张掖之间的通道，所谓“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隋书•裴矩传》）。裴矩联络铁勒（西北边游牧民族，一度曾成功反叛突厥），联合击溃吐谷浑，隋朝设立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西海郡治所，在吐谷浑故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的铁卜恰古城），郡下设宣德、威定二县，威定县的治所大约在今青海省都兰县境，就是今天的格尔木地区。格尔木以东是西宁，以北是敦煌，以南是拉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关键枢纽，汉武帝时代也不曾纳入版图。正是因为设立了西海郡，清除了吐谷浑的威胁，609年隋炀帝西巡张掖，才有安全保障。这是内地皇帝西行最远的地方。炀帝在张掖召开的西部地区“丝绸之路博览会”，吸引了27个国家的君长出席。次年，这个盛会又搬到了洛阳，推动了丝绸之路沿途政权与中原内地的政治互信和经贸文化关系的发展。隋朝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西方商人来长安，比如要求沿途各地要热情接待外国商贾，并为他们提供种种费用。在丝路要冲设立军政机构，并大量屯田，以保证丝路行旅的供应。
裴矩《西域图记》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保留了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这本书记载了44个西域国家，并且附有地图和图画，多为丝路商人“周游经涉”的地方，以及“利尽西海（地中海或阿拉伯海），多产珍异”。这部三卷本的文献，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只有《隋书•裴矩传》中留下了其序言，保留了裴矩对于丝绸之路三条西行路线的记录。序文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即由敦煌至“西海”的三条路线。这里的“西海”究竟何所指？从《隋书•裴矩传》所残存的内容看，应该是指地中海、阿拉伯海（含）波斯湾或者是印度洋。
裴矩所记三道分别是：北道从伊吾（哈密市），经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至拂菻国（东罗马），达于西海（地中海）。其中道从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疏勒（均为今新疆同名地区），经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至波斯（伊朗），达于西海（波斯湾或阿拉伯海）。其南道从鄯善（今新疆鄯善）、于阗（今新疆和田），西行越过葱岭，又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北婆罗门（印度），达于西海（印度洋）。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记载说，天宝年间，唐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掌管蕃国接待等事务）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如果《西域图》就是裴矩的《西域图记》的话，说明其时已经没有全本。
二唐朝前期对于西域地区的经营
唐朝建立以后，中西陆路交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根本特点就是中央政府通过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和广置羁縻府州实现对中西陆路交通更为直接的经营与管理。
唐初，西域地区虽然还处在西突厥控制下，但西域各国国王都曾派使者来长安或亲自来访以示归附，因此唐王朝很快就恢复了西域交通。特别是在贞观十四年（640），唐朝政府平定阻挠中西交通正常进行的高昌后，在高昌设立西州并置西州刺史。贞观末年，又设置安西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屯驻军队以镇守整个西域地区。
高宗平定突厥阿史那贺鲁部叛乱后，在原突厥聚居的天山北部设昆陵、蒙池两都护府，并下设许多都督府和州，而此前太宗曾在天山以北建立瑶池都督府。这些无疑都体现出对丝路北道的高度重视，因为平定西突厥直接促成从前由西突厥控制的丝路北道日趋重要和繁荣。武后长安二年（702），唐朝政府又从原安西都护府中划分出北庭都护府，治所设在庭州（今吉木萨尔），以专理天山以北的广大西域地区，重点自然就是丝路北道。安西都护府从此只管理天山以南地区。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设立在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构，其下还设有都督府、州、县、军府等军事与行政机构，它们为中西陆路的畅通提供了可靠保证。显庆三年（658）唐朝政府平定西突厥，在原西突厥统治的中亚河中地区相继设立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等羁縻府州。
龙朔元年（661），唐朝政府更在于阗以西至波斯以东的十六国分别置都督府，并置州八十、县一百、军府一百二十六，所涉地区虽绝大部分位于今中亚地区，但也涵盖了西亚（如波斯）和南亚（如罽宾）的个别地方。这些机构都属于羁縻府州性质，均以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
唐朝并不干涉当地行政，不加重当地经济负担，保持该地区对唐的友好态度，以之为安西都护府的稳固外围。但唐朝政府有征发羁縻府州军队的权力，而且羁縻府州虽然没有固定的贡赋义务，唐朝政府却也可以向他们征发贡赋以作为临时军需。此外各羁縻府州必须定期向中央政府朝贡。设立羁縻府州不但加强了上述地区同唐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也进一步保障中西陆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为保护丝路行旅和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唐朝政府除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和众多羁縻府州外，在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有专门的“捉馆官”负责。驿馆供给过路商人和官员食宿与牲畜的草料，大大便利了商人和官吏在丝路上的往来。此外，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到天山南北的各条大道上，凡称军、镇、城、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以保护交通和地方安宁。在丝路沿线的主要地区，如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高昌等地，唐王朝还组织屯田，据载仅龟兹、疏勒、焉耆、北庭四地屯田就达二十七万亩，屯田军队加上官员、家属及当地居民，形成众多的繁华城镇。唐朝政府也进一步严格了过所制度，过所上详细登记持过所者的姓名、年龄、随从、所带之物、从何处来、欲往何方、所行目的等内容，主要关卡要在过所上签字、查验，无过所者不得通行。近年所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有多件这样的过所。
751年是唐代西域形势发生反转的关键点。这一年，唐将高仙芝攻打中亚国家石国，激起西域国家的反抗，在怛逻斯城（Zhambyl，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被东进的阿拉伯军队击败。加上几年之后的安史之乱，抽调西域镇守军队平定内乱，唐朝大大收缩了对于西域地区的控制。
三杜环《经行记》：一个战俘的西游记
在751年的怛逻斯城之役中，有一个叫杜环的唐军士兵，被伊斯兰军队俘虏，他在西亚、北非生活了十馀年。762年搭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杜环是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杜佑（735-812）的族侄，由于杜佑在《通典》卷一九二、一九三中引用了该书而保留了部分内容。杜佑曾在西亚蕃客云集的广州担任岭南节度使，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曾任宰相之职。杜环的游历和见闻很可能丰富了唐朝官方对于西亚地区的认识。
杜环的记载，涉及到中亚、西亚、北非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如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拂菻国（东罗马）、摩邻国（今北非摩洛哥）、波斯国（今伊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大食（阿拉伯）、朱禄国（末禄国，今土库曼斯坦马里）、苫国（今叙利亚）等国。
杜环《经行记》记中亚国家云：“拔汗那国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二千馀里，西去石国千馀里。城有数十，兵有数万。大唐天宝十年，嫁和义公主于此。国主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又有野鼠，遍于山谷。偏宜蒲陶、馣罗果、香枣、桃、李。从此国至西海，尽居土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着靴。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典•疏勒》）
关于黑衣大食国，杜环记云：“一名亚俱罗（库法）。其大食王号暮门（《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作茂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指戴头巾）。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每天礼拜五次）。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教堂），容数万人（《新唐书•大食传》作“容数百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所记大食王说法内容，主要包括两大要点，一是告诫莫要作奸犯戒：“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二是参加圣战获福报：“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杜环说，这些道理，“率土禀化，从之如流”。又记其习俗风物云：“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提到“茂门王所都缚达城”，缚达城即巴格达，黑衣大食迁都巴格达是在762年。这一年正好是杜环回国之年。
《经行记》又说，“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对于阿拉伯人扩张兼并，也有察觉，“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又记载说，“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这些内容都是很准确的。
杜环对大秦（东罗马）的记载也比较详细，云：“拂菻国（拜占庭东罗马）在苫国（叙利亚）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
杜环记载了流落在中亚和西亚的唐朝各种工匠，金银匠、画匠、纺织技工，虽然他没有提造纸匠，但是，怛逻斯战役结束后不久，撒马尔罕就出现了造纸工场，绝非偶然。撒马尔罕盛产可用于造纸的大麻和亚麻，“撒马尔罕纸”以其精美适用的优点，闻名于大食统治下的亚洲各地。794年，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总督的建议下，当时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的哈里发哈仑•拉西德，按照撒马尔罕的模式，在巴格达开办了西亚第一家造纸工场。此后，大食帝国境内的也门、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哈马、太巴列等地，陆续建立了按中国工艺生产纸张的工场。在长数百年的时间里，距离欧洲最近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成为欧洲用纸的主要产地，以致“大马色纸”长期以来是欧洲人对纸的另一称呼。
但是，造纸术传播到北非，则是藉阿拉伯人之力，于9世纪初传入埃及、摩洛哥等地，并在十世纪取代纸草，成为埃及的主要书写工具。11世纪时，纸张在埃及的用途已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1040年，有位波斯游客来到开罗时，惊奇地发现，卖菜和卖香料的小贩都用纸张包裹所售之物。由于纸张在埃及被普遍使用，用来造纸的破布，也从一文不值变为身价百倍，竟至市面破布缺货。于是有人不惜搜掘古墓，以盗取木乃伊的裹尸布，卖给造纸工厂获利。10世纪以后，摩洛哥首府非斯成为造纸中心，并以此为基地，在12世纪中叶，将造纸术传入伊比利亚半岛，继而传至欧洲各地。直到18世纪以前，欧洲各国造纸工场中采用的技术和设备，依然都是中国的传统方法，工艺和质量还远不及中国宋代的水平。（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