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宋书•州郡志》：“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据谭其骧估算，自西晋永嘉至刘宋南迁人口约有九十万（参《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童超认为南渡人口有六七十万，其中到达江东的三十馀万（参《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对南渡人口数量的估算虽有出入，但其数不在少则是可以肯定的。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些南迁人口的社会阶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上层阶级为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为北方次等士族；下层阶级为低等士族和一般庶族。其流动方向亦不同，低等士族分散居住于吴人势力甚大的地域，而为吴人所同化。次士族则居于京口晋陵一带。而南渡的北方上层士族由于政治、文化上皆有最高的地位，因此随着皇室移居于新首都建康及其近旁之地。但建康是东吴旧都，吴人的势力极大，北来士族若在此地求田问舍、殖产兴利与吴人竞争，则必招致吴人之仇怨，这与东晋政权笼络吴地士族的政治意图相背，因此“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代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69页）。所以南渡之后，会稽迅速成为建康之外重要的士族聚居地，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也指出：“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4-65页）
南渡士族的到来极大提升了会稽的文化品位，而会稽一带山水秀美也促进了士人山水审美力的发展。《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43页）又“王子敬曰：‘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同上，145页）从“人问山川之美”看，说明会稽山水之美已闻名遐迩，顾恺之、王子敬所言亦颇能形容。又如《嘉泰会稽志》载谢安高卧的东山，云：“东山，在县西南四十五里，晋太傅谢安所居也，一名谢安山。岿然特立于众峰间，拱揖蔽亏，如鸾鹤飞舞。其巅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址，千嶂林立，下视沧海，天水相接，盖绝景也。”（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1990，6874页）李白《忆东山》云：“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写的就是此处。这样的山水对北来的士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所以会稽一带留下了很多士族名士的遗迹，如《嘉泰会稽志》载有“谢安石东西二眺亭”“王逸少书堂”“王子敬山亭”“许询园”等，这些人文景观丰富了会稽的文化内涵。
进一步促使会稽成为东晋中期清谈和文学创作的中心，还与东晋思想文化政策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咸康五年（339）王导去世后，庾冰代之辅政，其为政方式与王导颇异，《晋书•庾冰传》载：“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在政治文化上庾氏更为崇尚礼法，孙绰《太尉庾亮碑》虽然谓其“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但事实上庾氏对玄学的兴趣要比王、谢诸人淡薄很多，所谓“以玄对山水”大抵虚饰的成分为多，《世说新语•轻诋》载：“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说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太平御览》职官部四十三太子中庶子）。《晋书》谓庾氏兄弟云：“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可见其家风还带有比较明显的儒学色彩。而王导虽也重实干，但文化思想上则着力提倡玄学，《世说新语•文学》载其“过江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所谓的“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正是指其玄学清谈的造诣。经过西晋后期大动乱的破坏，东晋玄学清谈重新得以发展兴盛起来，实有赖于王导等人的努力和倡导之功，孙绰《丞相王导碑》说王导“雅好谈咏，恂然善诱”（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1813页）。东晋前期最著名的一批清谈名士，如卫玠、殷浩、谢尚、王濛、刘惔、谢安、王羲之等人皆与王导有密切的关系，常预其谈席。因此在思想文化政策上，庾冰也与王导颇为不同。在对待佛教上，王导是比较支持的，他与帛尸梨蜜多罗、康僧渊、竺法深等僧人皆有交往，如《高僧传》载帛尸梨蜜多罗“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汤用彤先生认为王导“奖进僧徒，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93页）。庾冰则由维护儒学和皇权而排佛，《弘明集》卷一二载：“晋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尽敬王者。”他代晋成帝下诏曰：“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岂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矣，将何以易之？然则名礼之设，其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将无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义将何取？继其信然，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岂方内所？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明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由来，百代所不废。”（释僧祐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66页）虽然在何充、褚翜、诸葛恢、冯怀、谢广等人的反对下，庾冰之议未得施行，但这却成了沙门是否敬王者争论的开端，东晋后期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即特别提及此事云：“晋成、康之世，车骑将军庾冰，疑诸沙门抗礼万乘。所明理，何骠骑有答。至元兴中，太尉桓公亦同此义，谓庾言之未尽。”（同上，254页）可见庾冰之排佛对东晋佛教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庾冰的排佛在一定程度上使东晋前期建康的玄、佛发展受到抑制，《高僧传》载竺道潜“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中宗、肃祖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山门”（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156页）。这里所谓的“以避当世”，其实正是元帝、明帝之后，朝廷文化政策的变化促使僧人离开建康，尤其是346年何充去世后，离开建康的士、僧人数可能更多，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认为何充主政后，“对佛教在南方的兴盛所做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同期的政治家。……因此，我们可以把346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是东南地区士大夫佛教的初创阶段，其间佛教开始渗入并开始植根于社会的最高层”。又说：“（何充）与同盟褚氏在都城中多方刺激佛教的发展。何充与竺道潜和支遁关系密切；实际上，他是我们所了解的高级官员中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徒。”（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1、132页）《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二条载：“何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又第五十一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云：“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给沙门百数。”《法苑珠林》卷五五引《冥祥记》谓何充“弱而信法，心业甚精。常于斋堂，置一空座，筵帐精华，络以珠宝，设之积年，庶降神异。后大会，道俗甚盛”。何充本即奉佛，又其为政理念、政策皆与王导相契，深得王导器重，谓必代己，《世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谓何充“思韵淹济，有文义才情，导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誉，遂历显位。导有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正是这种佛教热忱及为政理念，使何充成为东晋最重要的佛教支持者。因此，随着何充的去世（346），建康的佛、玄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由建康迁移到会稽的士、僧人数可能更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云：“盖在康、穆二代(343-361）的活动，支遁先在吴而后在剡,先是竺法深已在山。同居之名僧不少(如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其时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极盛一时也。”名僧、名士渐从建康转移到会稽，这个时间大概从庾冰在咸康六年（340）的排佛开始，此后成、康二帝，接连有桓温、殷浩北伐，朝廷的政策发生变化，未能如元、明之世注意提倡清谈，加以颇能继承王导政策的何充去世，故以346年为标志，清谈中心明显地从建康转移到会稽。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建康为六代三百馀年不曾迁徙之国都，在当时各国都城中最为稳定，加以东晋、南朝士大夫本尚玄学清谈，佛教义学重义理论辩，与士大夫谈玄风尚正相契合，互扇互发，蔚为时风，君主皇室又从而礼重高僧……故南朝佛学愈后愈盛，而建康尤为全国佛学之最大中心，群僧竞相讲研，阐明义理，殆亦愈益精密，为四方僧徒所向往，故群趋建康。”（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8页）从东晋南朝的整体来讲，建康自然可以说是南方最大的佛教中心，但是具体到某些时期，则需详加分析，如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名士名僧多聚集于会稽，可以说其时的佛教中心已转移到会稽。
名士、名僧群集会稽，是东晋时期会稽文化发展的一次重要的机遇。《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刘孝标注引《妇人集》：“太傅东山二十馀年。”《晋书•谢万传》载：“万再迁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假节。……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据《资治通鉴》，谢万为豫州刺史受任北征，在穆帝升平二年（358）谢安随谢万北征，此前则隐居东山，因此谢安大概在338年之前就已入东山。许询则一直居住在会稽，支遁大概在永和初到会稽，王羲之则在永和七年（351）任会稽内史。《晋书•王羲之传》：“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世说新语•文学》也说支遁、谢安、王羲之、许询等在会稽“渔弋山水，言咏属文”，至此会稽的清谈和山水游赏的风气达到鼎盛。永和九年（353）兰亭雅集更标志着会稽已成东晋中期山水游赏与诗歌创作的中心，《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云：“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参加兰亭雅集者达四十一人，赋诗的二十六人，共创作了37首诗，数量上是很可观的，可以说这是东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诗歌盛会，这么大规模的文士雅集同题赋诗，在后世也极少看到，这说明会稽在永和年间的确是当时名士聚集的中心，其山水文化在此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明代释妙声《送臻上人西游序》云：“会稽山水名天下，由晋以来群贤所游集也。”正是东晋中后期名士群集会稽，奠定了会稽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