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贯史是本书写作的另一特点。文中以迭出新见的史学视角，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整体趋势，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认知角度。《中国人物画史》对大量文献材料的梳理和别具匠心的理论解读是在一般画史中难以得见的。近七十万的文字内容、五百多张的图片资料，足以见证作者所下功夫之深，这也是作者朴质和艰辛态度的显现。文中十分考究对画史材料的运用，因为有些杰出的作品的作者在无法完全确定的时候，画史的撰写就必须谨慎而又加以机智处理。作者往往运用如下方法：一、利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见解，如顾恺之、吴道子、张萱、周昉等画家，他们或为摹本或为传作的作品，学术界基本上可以认定并能大致体现他们的画风特点。二、利用与其同一时期的壁画以及石刻作品来进行参证。三、用我们前面提到的文字资料来加以佐证。这些方法实可成为探索艺术真相的必由之径。
作者根据人物画史发展历程的不同特点，对相应时代的史学情境和背景进行了多重的勾勒，将读者带入历史，溯本探源。文中切入各时代的视角是不同的。比如在史前至先秦前期，作者认为要了解原始人物画所蕴含的创作动机，“只有从原始文化观念的整体结构中去寻找”，原始文化观念的整体结构在此被创建性地分为了生存需求、巫术心理、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和形式表达，这是五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层次；在两汉时期，作者从“重经授学”“天人感应”“行孝敬老”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人物画中透视出的文化背景；唐代人物画的重大发展以政治昌明为切入点，论及唐代文艺“重法”的审美风范（包括唐代律诗、散文、楷书、绘画），并且作者对苏轼认为的唐代人物画“重法”的代表为吴道子一说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献资料和绘画作品分析的双重推论，认为能代表唐代人物画“重法”的代表为周昉。凡此种种，都映射出作者深厚的理论、艺术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
文中个案考析与宏观叙述相济相成的考察方式，让读者既整体又具体地把握了人物画发展的历史脉络与个案特定的内涵意义，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一般理论的阐发与艺术经验论述相互割裂的障碍，使独立完整的人物画发展系统得以凸显，既使得艺术作品不仅有其直观的可视、可知的表象特征，而且又着眼于内在本质的审美透视。个案考析与宏观叙述得到了周详而严密的结合。
作者以优美生动且富有逻辑性的论述语言，使艺术史的叙述方式与中国绘画的美妙本性契合无间，令人阅之生敬，神思往返其间，趣味横生而流连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