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我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后，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甚至到退休都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直到政府下令拆迁才离开。在这个院子里留有我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和不能遗忘的历史记忆——“文革”10年的迷茫和苦难，“改革开放”30年的幸运和机遇。在这个院子里留存着我们国家这段特殊年代的痕迹。
我的丈夫吴汲安是1963年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我比他晚一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我们服从国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工作。1967年春节我们结婚，当时所里分配给我们一间房子就是十三条105号中院北房的西耳房，10多平方米，从此我们的户口就落在此地，有了这儿的户口本。
这是座高档四合院，历史悠久，是清朝时期的高官或大富商建造的宅邸，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家所有，分配给中科院使用，中科院拥有其产权。我们入住的时候宅院还基本保留着它那当初的格局：三进式院落，推开双扇厚重的实木门进入门楼，正前方映入眼帘的是影壁墙和紧连着西边高台阶的二门楼。二门楼是垂花门，经过它入中院，这才是四合院的正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并踏入北京古朴典雅又雍容华贵的庭院，宽敞的庭院中莳花置石，石榴树、香椿树和葡萄架。宽宽的转角游廊把正北房与东西房连接起来，就是那种四梁八柱的纯木结构宫殿式建筑。走上游廊进屋，东西屋要上三个台阶，正北房要上五个宽台阶。屋子很高，地面砖是那种50厘米见方的厚青砖，每个屋子都只有朝院子的一面窗户，窗户是木棱构成的各种图案，置于整条宽厚实木的窗台中间。正北房内的隔断墙也是硬木屏风，上面有精美的图雕。住进这样的宅院，沐浴在北京古建筑文化优美的环境里，对我们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真的很高兴！尽管给我们的只是一间10多平方米的耳房，但房檐下栖息着同样的“王谢堂前燕”。当时正北房东边的两间住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华海峰一家，西边的一间住着物理所的一对夫妻，三四年后，他们搬去中关村，我们就从耳房搬入这间正北房了。在这之前，这间大北房是我所一个留苏副博士的家。
这座大四合院总共住了二十几户人家，几乎是一间屋子（20来平方米）一家人家。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屋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厨房，更没有卫生间。中院靠西屋游廊边用水泥砌了个半米高的方水池，只有一个水龙头，供前院和中院住的十几户人家四十几口人用。后院也只有同样一个水池供后院五六户人家十几口人用。好在那时我们年轻双职工大多时候在所食堂用餐，很少在家里做饭。每家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冬天放在屋里架上炉筒做饭取暖两用，过了冬天放在自家屋门口廊檐下，用破木板或破铁皮围着炉子挡风。一个水龙头供那么多人用——洗菜、淘米、洗衣服、刷尿盆，一切用水就只靠它供给。用水自然常会排队，不过大家都很谦让，自觉等候。洗澡去街上公共浴池，我们家人基本上都在北新桥浴池洗，离得近。十三条胡同里一般居民院子中已经不设厕所了，人们都去胡同里的公厕方便。我们105号四合院却还留有一个厕所间，全院人共用。这个厕所间在中院的西北角，是与我住的正北房的西耳房呈直角的一间小西屋。用这个厕所间作短边，西房的北山墙和我住的西耳房各为南北长边，基本上围成一块宽3米、长5米的矩形西北角小跨院。小跨院的中间就是化粪池，也就是说化粪池就在我的屋门前。隔一段时间郊区的农民赶着粪车来掏粪，这种农民赶着牲口拉的粪车进北京胡同民宅掏粪的一幕，也算是老北京城胡同居民历史上特有的一道生活风景线吧！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落后境况永远的消失了，它成了历史的记忆。掏粪者打开粪池盖子，一霎时奇臭满院，掏完粪，把一个长条形大石板盖上粪池，其余善后事情他们就不管了。粪池就在我屋门前，自然就得我来清理了。规定厕所的卫生，用的人家轮流做，但凡是公共的事情是很难保证做好的，因为我靠厕所住，我只好去维持厕所的卫生，我常从所里拿些废盐酸清洗便池。更令人苦恼的是有那么几个人从厕所出来总是习惯性随地吐痰，就吐在我家门口。直到70年代末胡同西口（在东西北大街东侧）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公厕，院子里的人都放弃使用这个厕所了，我们家的生活环境、住房条件才随之得到了改善。在这个院子里留存着我们国家这段特殊年代的痕迹
大杂院里永远充满着生活的气息105号院子到70年代初，遭到了彻底的“毁容”和“大剖腹”。听从“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之号令，1972年把中院整个“剖腹”深挖，建成一个大防空洞。而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差不多都生了一个或两个孩子了)，各家都设法扩大住房面积，居室外延至游廊不说，还肆无忌惮地再外延盖小厨房、煤棚，水管接进自家做了上下水，有的还盖了冲澡间。大门楼里也分给一家人住，二门楼被拆除，其两边游廊邻近谁家就成了谁家的地盘。这么延盖下来，整个院子中间的宽度就只能过一辆三轮车了。就这样，标准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干部工作可以两地互调，北京市的调动工作同时还许可互换住房，院子里不断出现新的面孔。进入80年代，单位建了几栋宿舍楼，不少同事去住楼房了。由于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东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我们不愿离开这儿。后来邻居搬走了，三间正北房中的两间为我家所住。我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被折磨致双目失明，需要人照顾。经过所行政领导批准并派工人把那个厕所间改造成住房，我们自己花钱装了一个抽水马桶，父亲住进去，他摸着床边就可坐上便桶方便了。父亲的户口也就落在了我的户籍上。而那个小到不能再小，又相对独立而僻静的小院，成了我很满意的居处，当时我想这就是我们永久的家了。
我在小院里种了一棵石榴树，一棵香椿树。每年初春香椿树的嫩绿叶芽椿香飘满院，院子里人都来摘鲜；接下来就是石榴树上满树红花绽开，那么火红，那么灿烂，到了中秋石榴压弯枝条，每年丰收，我们分送邻居共同分享。这永远是我难忘的美好回忆……墙根摆放几盆植物，房檐下挂两盆金边吊兰，小院子清香、优雅、整洁，居委会检查卫生每次都给我们插红旗。大四合院遭破坏了，这小跨院倒让我住出了温馨和书香气息。两个孩子出生于此，成长于此，在这里读完小学、中学、大学，出国读学位，直至成家立业。这里有我们不无苦涩而又夹杂着些许欣悦的缅怀。在这个院子里成就了我完满的一生。这里有我人生多方面的复杂又丰富的记忆，那是我和我们国家几十年特殊命运的历史留给我的记忆！现在门口的大街宽敞整洁2007年5月10号，北京市东城区房产管理局公告：北京市建5号地铁线需扩展道路，东四北大街向东扩50米，从北到南这一带，即从雍和宫向南到东单这条街向东50米的住宅都属拆迁房。7月份办理有奖励，每平方米两万五千元，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价不会变。钱由地铁公司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拆迁办公室就设在我们105号后院，工作人员动员居民拆迁，居民们思想浮动不安，苦恼的是住宅面积按原始蓝图算，后盖的基本不算，20平方米拿到50万元，用这笔钱当时在四环外也难买到两居室，一家人无法住；而且工作单位大都在市内。我们这个地段与之前拆迁的东皇城根地区、王府井地区相比，人们不贪心地说每平方米也应在5万元才算公平。拆迁费与居民的心理公平价码相差太大，事情僵持在那儿。
拆迁搬家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有对旧家的一种情感、一种眷恋！西屋王师傅的老伴王嫂本来身体不太好，在此期间不幸去世就与此有关。我们105号院到了8月份也只有两家办理了拆迁手续。我的儿女一直劝我办理搬迁，他们也深知父母对老房子的留恋之情，但总纠结着，担心我们身心健康受到影响。但我们是没有钱买公寓房住的，我们的年龄也没有贷款资格。我们只好搬到儿子家里住。我们响应政府指令按规定搬迁了。我们搬出了，规定的拆迁日期也过了，国庆节临近了，拆迁工作却停下来了，什么理由只字不提，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拆迁办公室不声不响地撤了。
人们私下分析说：5号线地铁9月7号已正式通行，其上民宅平安无事，施工过程中也没出现塌陷事故。最初政府考虑这方居民的安全才决定拆迁的，因为这条线上的住宅都是老平房，更远的有明清时代的建筑。现在看来老百姓应感谢政府未雨绸缪为民的体恤安排，也为北京老四合院建筑的牢固而震惊，竟然扛过地铁这样巨大工程的考验！更为我们国家地铁建设者们的高超技术而惊叹和佩服。
但是，不管怎么说，拆和不拆，都是政府决定的。决定拆时出了公告，现在不拆也应把理由告诉居民！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改造应有发言权的。既然政府现在决定不拆这一路上的房子了，那么这一带东城区老胡同的格局，精彩古老的四合院就有幸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恢复它固有的景观。多年来，社会名人、学者、专家都在呼吁保留古建筑，保留北京的老四合院。保留古迹、保留古建筑，不能总停留在文字、照片！
（编辑·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