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华文出版义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中国政府部门开始实施出版“走出去”政策。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通过出版传播到世界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多重意义的战略实践话题。在研讨出版“走出去”的背景中，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占有核心地位。研究或探讨的文章有很多，大多集中在政策解读与策略探索两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作总结和新闻报道。
出版“是人类知识的载体”，书籍是“知识和灵感的载体”［1］。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出版走向世界，主要是走向西方世界，必须立足于世界接受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当今，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面临的首要也是主要的社会文化语境，无疑就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这也正是本论题提出的客观背景。迄今对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非常少，本文旨在从学术理念上予以提出并进行探讨。
二、华文出版的再定义
“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是2003年出版“走出去”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坛。该论坛由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事业管理研究所于2005年合作创办，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07年加入。此后形成了三家单位共同主办，每年一届的论坛模式，迄今已举办了11届。
笔者迄今连续参加了9届该论坛，对华文出版定义作了持续探讨，其他论文也都立足于此探讨基础之上。本文是结合第十一届论坛主题——华文出版与传统文化研究，从华文出版视域中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现代性视角，对华文出版定义的再思考。
华文出版，海外又有称之为华语出版的。显然，无论是华文，抑或是华语，都是从语文角度立论并指称的。那么，究竟何谓“华文出版”呢？笔者在2007年下了一个定义：“华文，不仅指一种具体的语言文字，同时指一种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文化。从逻辑关系上讲，前者显然隶属于后者，即语言文字意义上的‘华文’应当属于中华文化的大范畴之中。所谓华文出版，指的是主要承载中华文化，并以中华民族的任一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出版语言的出版。”［2］2011年，笔者又指出：“华文出版之定义，是具有世界出版或国际出版的一种中华文化场域之文化出版。”随着近些年华文出版的不断发展及笔者的跟踪研究，笔者认为这个定义还可以进一步增加两个具体义项，即华文出版还应包括：一是海内外华文出版主体以世界其他语言所从事的出版；二是海外出版主体以其他语言所从事的关于中国内容的出版。
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华文出版，从外延上讲，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三、传统文化之国家界限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主题为“华文出版与传统文化研究”，显然，最为关键的词语就是“传统文化”。其实，如果再加上“中国”一词，即“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更加周延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传统文化不仅中国有，欧美国家也有，一切有历史的国家、民族、地区都有其传统文化。
这就涉及两个基本概念，即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研究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学界特别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已经作过比较充分的专门探究，兹不赘述。
简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外延上讲，是一个有着严格国家界限的历史文化概念。在此指明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界限，为的是明确中国传统文化出版“走出去”的世界坐标与历史坐标问题。
四、华文出版概念之世界性
“华文出版与传统文化研究”是一个很有文化意趣的主题。这一文化意趣主要来自于这一主题文化内涵中的逻辑冲突或意义张力，即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冲突与张力。
简言之，这一主题喻示了一个颇具悖论色彩的基本问题：“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当然，前提是我们已经设定了这一主题（问题）。换个角度，若将主题确定为“中国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什么悬念、张力了。原因就在于华文出版与中国出版不是一个概念。如前所论，“华文出版”作为一个世界性［3］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中国文化概念并置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意义冲突及其张力。
在此姑且不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详尽的专门讨论，而是将其简化并提炼为一个基本问题，即华文出版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显然，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难回答的问题，很复杂、很丰富，也很有内涵、很有张力。理论回答很有难度，实践回答也许更有难度。如果把问题改成：中国出版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那就相对容易多了，答案基本上是现成的标准答案。然而，这一问题又是海内外华人出版界必须面对、正视并思考解答的基本命题。
五、华文出版解码中国传统文化
华文出版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过去的理解失之简单化了。显然，华文出版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传播关系。其中，文化并集、交集、合集，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文化异质与同质兼具。简言之，华文出版对中国传统文化，客观上需要文化解码。就其解码原则而言，大致有如下原则。
1.传承与弘扬
这是华文出版的基本准则，否则所谓“华文出版”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文化依据。出版界显然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图书的主力。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出版方式向世界扩大传播中国文化。出版界已经做了不少实践工作，新闻媒体基本都有报道。如人民出版社积极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将《中国民俗史》等优秀图书输出到海外。2013年，我国出版社在海外图书馆馆藏排名中，中华书局位居第一。中国书局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题材出版强社。既有出版实践表明，实践的局限与困境，亟须学术上或认识上的突破与解围。
2.和而不同
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历史文化，必须采取一视同仁的平等眼光与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员，理应与世界文化其他成员平等相处，在平等交流中进行传播。既要凸显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边界、独立性，又要在和平交融中合理规避不必要的冲突、碰撞乃至交锋。例如，可以通过广义文化传播协作方式实现渐进式出版传播，对以往的线性出版传播思维作出调整，以免急于求成，欲速而不达。可以通过数字媒体、自媒体实践传播。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图书源源不断地大量翻译传入我国，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进行研究，反观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践，显然具有直接的启示。
3.融入
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相对于世界文化而言的，并非一种“自言自语”式的文化。失去了世界，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首先要注意的是“融入”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经由华文出版的媒介途径，如何才能有效融入世界文化的汪洋之中？融入意味着接受、改变、适应、新生等。没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出版的世界定义也就无从谈起。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论及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时，给我们提供了值得警醒的有趣资料。
（1）语文融入对于写作与出版的关系
顾彬提到：在1949年以前，有很多中国作家用外语写作，如张爱玲、林语堂、卞之琳、郭沫若等。我自己觉得鲁迅的成就也跟他的德语和日语水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从某一角度来看，鲁迅就是中国的路德、中国的歌德，但是他的传统到1949年以后就消失了。现在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看鲁迅作品，觉得他的作品从语言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了。如果要恢复民族文学的话，应该从国外，而不是从国内着手。
（2）编辑性（或被编辑）翻译式融入
顾彬提到：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姜戎写的《狼图腾》在我看来是一本很有问题的书，我的学生把全书翻译成德文，但出版社查阅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发现葛浩文把书的最后一部分，即姜戎自己的一篇文章删去了。那家德国出版社也如法炮制，且没有告诉我的学生。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出版社都把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删去了呢？如果我们从德文来看《狼图腾》，就会发现，特别是最后一部分，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是非常非常浓的。在德国人看来，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葛浩文自己是犹太人，他不可能把《狼图腾》中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翻译成英文。除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外，作者在书中的某些思考、反思汉族的问题，葛浩文都删除了，德文版同样如此。《狼图腾》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成为畅销书呢？如果没有葛浩文的话，这本书也许就不会畅销，可以说是葛浩文创造了一本畅销书。因为是他决定了该书的英文版应该怎么样，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的，他只考虑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市场。德国的出版社也知道这本书是很有问题的，德国的知识分子都不会认同它，所以德国的出版社考虑的是普通老百姓和文学水平不高的人。［4］
可见，顾彬在此以德国人、汉学家、汉语写作者三重文化身份来看待中国作家的世界性。他说“鲁迅就是中国的路德、中国的歌德”，其实就是一种融入的视角与观点。他揭露的葛浩文“决定了该书的英文版应该怎么样”“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也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华文出版世界化的融入式修正问题。
4.现代性阐释
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问题是华文出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正视并需要合理解决的重要时代命题。当然，这里并不是排斥和否定华文出版的完整主体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文本出版。其实，如果这一独立性及原典能够始终保持“纯粹”，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这显然只是就绝对历史语境而言。事实是，在历史演变与现实语境中，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呈现为动态结构。特别是近代迄今，除去少量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生存在真空与绝对静止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在中国范围之内，其定义结构也是“苟日新，日日新”的生态。放眼世界，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正视并处理好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问题，既要“独善其身”，又要“与时俱进”。例如《周礼》，“原封不动”地实现华文出版的意义，真是不好设想。这需要翻译者身后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地道的语言转化功力，实难为也！例如美国散文家梭罗在其散文中对中国《论语》《孟子》多处引用，但都极具现代性。
当然，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性、后现代性，无论关系呈现多么复杂、荒谬、怪诞，但绝对不能失去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与“正身”。但是，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正面相迎，“执子之手”，实施完美解决方案。
5.全球化
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世界“大同”，亦即“国际化”思想。至少，对于现今的“国际化”是富有启示和想象力的一种智慧思想。尽管“国际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全球化”，但这两个概念在特定意义上似乎也可通用。当今，科技、网络、数字化时代远非恍如昨天的历史时期可比，在此姑且不对“全球化浪潮”作专门探讨，只是就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而论，因为置身的世界乃是明显“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必须清醒地考虑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及其应对方案了。也许，过去我们对所谓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了，狭窄得近乎一厢情愿，近乎自言自语，在“全球化”语境中，以“走出去”口号而突然呈现为“欲嫁”文化心理，抑或“抢婚”文化心理。
简言之，笔者认为：华文出版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全球化”，应取两种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有为方式，充满自信，兼容并蓄，大胆实践，大胆前进，宁折不弯；二是“禅修”的静观方式，心存远境，明心见性，永远保持初衷。
研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接收实践，不无启发。例如对刘震云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一书名，英文译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文译为“我不是荡妇”，德文译为“中国式离婚”，瑞典文译为“审判”，等等［5］。这完全是基于本国历史文化语境，基于本国读者接收需要的一种译法，而距原作书名意义远矣。
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历史及传统文化也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华文出版现今面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世界文化，华文出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如今已然是一种世界出版。
注释：
［1］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2：24，33.
［2］田建平，杜友君.华文出版走向世界的关键词及其冷思考.出版广角，2008（6）：53-55.
［3］笔者一直致力于对华文出版世界性的研究。2012年，曾指出：“华文”一词，关键是“华”字，应指中华民族。应当明确其三个具体的义项：华人、华语、华夏文明。华人，指分布于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族裔，长期以来，观念史表明对这一概念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把华人当作汉人；华语，指全部中华民族语言；华夏文明，指全部中华文明。华人、华语、华夏文明这三个具体义项是一个统一体。从另一个角度论，则此三者又完全可以“华夏文明”一词概括。
［4］这突出反映了外国研究者眼中中国文化的华文出版现代性问题。原文为汉文，见沃尔夫冈·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2）.又见张柠，董外平.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舒晋瑜.“潘金莲”出国旅游.中华读书报，2016-08-24（10）.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