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因为孤单，节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头家蹭饭。
汪曾祺在文坛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如下：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合。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练，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他年轻时四处漂泊，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我第一次吃鸡从，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酱面拌油鸡从，味道仙绝。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和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当然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话也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十二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味道更接近北京家常菜，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之后看到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遗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加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的“食本主义”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对于食物的历史渊源和掌故，他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代文人，鲜有其格。
他也有不及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汪先生送我朝鲜泡菜的事，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老头儿居然还会做泡菜，他自己都没有尝过。我很是得意。
我到北京十余年，与汪朗的往来也慢慢多了些，时不时地还在一起切磋食经。他的嘴巴很刁，我推荐的饭店他总能品出其中的最好味道。我写的一些小文，他时不时鼓励一下。
前不久，他电话邀我吃北京的爆肚儿，我说“好啊”。那一天，他还从家里拿来茅台酒。酒过半巡，他说出原委：“我的书重版，你写个序吧。”哈哈，原来是“鸿门宴”。我们都乐了，其实还是想找个理由在一起喝酒聊天。那天喝得很高兴，手拉手兄弟般畅谈。
汪家人厚道、实在，汪朗犹胜。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他的一次举动让我感到意外。2011年5月，我女儿结婚，汪朗自然要作为座上宾。宴毕，众人散去，汪朗还在电梯口。我说：“你还没走啊？”他说：“我帮你送客人呢。”我说：“都走了。”他说：“我得等他们都走了，我才走。我虽然比你大，但你和我父亲是一辈儿的，你家里有事，晚辈我该最后走。”
家风如此，文风自然。
（田晓丽摘自微信公众号“王干作文坊”，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