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信息社会，网络不仅是（海洋、太空、极地之外的）第四大“全球公地”或（陆地、海洋、太空、极地之外的）第五空间，更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维空间，甚至，在网络空间跟现实社会的不断交织和融合以后，现实的海陆空间都已被网络消融。各国角逐“新边疆”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的斗争相当激烈。
就信息权力而言，约瑟夫·奈曾提出：当我们被所面临的大量信息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的人就取得了优势，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的来源。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全球网上信息资源的90%，并以其资金、技术上的巨大优势牢牢掌握着互联网建设及信息发送的主导权。
一、社交媒体影响印度政治的“会话方式”
随着1990年对外开放的步伐，印度放松了媒体管理政策，美国各路媒体开始进军印度市场，并在20年内形成巍然大观之势，其拥有的内容控制权、事件解释权更通过社交媒体的“一超独霸”而得到加强，像Facebook、Twitter这样的“跨国信息集合中心”几乎垄断了印度市场——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绝不仅仅是有助于把印度带入信息社会。
自2014年以来，印度社交媒体行业就成了全球增长最快的社交媒体市场之一，不断提高的手机和互联网普及率意味着越来越多印度用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印度国内社交媒体五花八门，Facebook、Twitter、Lines、WhatsApp、Google+、LinkedIn、微信、Skype、Instagram等都有大量使用者。Facebook在印度注册用户的数量居高不下，预计在2016年中，其用户规模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印度的政治家们已经开始从战略和政策层面主动将互联网应用纳入各种政治进程。在2014年超过5.5亿人投票的印度人民院选举中，作为Twitter上最受追捧的印度政治家和Facebook上最受爱戴的印度领导人，莫迪以其在古吉拉特邦的政绩为资本，使得个性被置于党派前面而成为候选人的品牌——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英·甘地总理以来所首见的；而且，选举打破了3000多年种姓制度造成的分裂——过去一个地区选民只把选票投给代表自己种姓的政党。这与莫迪得风气之先，抓住青年选民信息获取及意见形成的习惯方式，很早就在社交媒体上投棋布子、塑造品牌不无关系。由此，印度媒体将此欢呼为本国“第一场社交媒体选举”，在印度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
不过，这种社交媒体格局的现实效果是复杂的。就像《今日美国》所称，最大的赢家其实是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印度国民对于美国的互联网产品有着特别高的接受度。比如，美国社会化问答社区Quora在印度的流量赶超美国，成为该网站最大的流量来源。根据Alexa的网站的统计数据，许多美国知名的互联网站点，都有大量来自印度的流量访问，许多网站访问量甚至稳居在第二、第三的位置。面对推特、脸谱、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锐不可挡之势，不能及时给各种风波降温已成为很多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的一大软肋。2012年8月，传播仇恨与恐慌的手机短信曾引发数万人从印度东北部逃离，印度政府将矛头指向社交媒体，并为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限制谷歌、脸谱、推特发布煽动、恐吓或威胁类的信息。而美国国务院则趁机施压，要求印度“遵守对自由、基本人权和法制的承诺”。
尽管本土有实力的科技和通讯公司也纷纷推出相关产品，加入激烈竞争中，但影响力都不大，缺乏号召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这些全球化媒体已经影响了印度国内“会话方式（语言以及一切使某个文化中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显示出网络空间复制与重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巨大影响力：社交媒体的新闻内容以转载西方主流媒体为主，从而使得英美发达国家基本垄断国际社交媒体上的重大事件的信息流，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设置了国际社交媒体舆情的议程；同时，互联网3/4的网页使用英文，这不仅加速了濒危语言的消亡，而且，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它保证了英美政治话语的正当性。
二、国际社交媒体信息流动严重失衡
印度的情况绝非个案。互联网系统与应用已经成为信息供给领域的主要增长点。那些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交媒体跨国集团精心设计自己的产品，周密安排文化商品的流动，努力使其在穿越国界时畅行无阻，其强大的功能与交流和便利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几乎没有本土的有竞争力的互联网力量。
这种普遍现象直接导致全球信息传播秩序长时期地处于一种不平等结构之下，全球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单向度地从强者流向弱者：根据一项抽样研究统计，社交媒体转载美国媒体新闻的数量最多，占48.65%，这个数量，基本可以影响社交自媒体用户关注、讨论哪个话题。由此导致的现象是：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报道框架比第三世界对自己的报道更有解释力和影响力——在许多重大事件上，甚至包括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事件，其解释权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媒体手里；他们怎么报道和分析新闻对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及媒体）产生着重大影响。
这种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缺少对西方传媒进行有效平衡的局面，会使一国媒体和公众沿着西方媒体指引的方向去寻找相关问题的答案，从而与现实产生差距和冲突。不仅是新闻产品，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也越来越高度依赖西方的传播科技和文化产品。这些文化形式是作为散播消费主义与其他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这些价值观系统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视角的控制，同时也阻止他们按照自己意愿享用这一国际竞技场。
信息与新闻并不单纯是对世界的反映，而且是一种明确的建构并展现了关于世界的知识。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内容都源自海外，那么当地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知识就会被这些进口信息所形塑和设置。从而，在无意识之中，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他塑。
三、社交媒体已成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布鲁金斯学会成员、数字化外交研究作者弗格斯·汉森坦承，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在操纵着一个“全球媒体帝国”。美国掌握着面向全球新闻网络的超强竞争力、扩张力和渗透力，关心自己的国内主张超过关心世界的呼声，常用自己的尺度去恣意裁剪别国的模样。
自然地，美国会把凌驾于全球之上的社交媒体传播能力，与本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相结合，不仅进行“自我称义”式的宣传，还会对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吸引与诱惑，使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达到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的目的。《纽约时报》曾言，社会化媒体外交已成为奥巴马“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在削减甚至关停老媒体（如VOA的广播版）的同时，对社会化媒体外交的利用却越来越倚重、成熟。《纽约时报》也曾指出，希拉里·克林顿所主导的“21世纪治国方略”并非只是改个名称，把广播换成微博，它代表着形式和战略的转变——扩大传统外交行动，用技术解决一些难题，鼓励网络行动主义。
实际上，在干预世界局势和一国内政方面，美国对新媒体的利用绝不手软：2009年5月授意微软公司切断了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五国的MSN即时通讯服务端口；同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时指示“Twitter”网站帮助伊朗反对派传送信息等等。作为代言美国政策对他国实施公共外交影响的新渠道和新载体，新媒体为不同政见者提供舆论舞台，通过传递反对派声音，向该国政府施压；作为技术操控能力强大的世界数字技术发展的领军之国，美国可随时控制网络服务端口，予取予夺；通过新媒体联动现实，从所在国“内部”巧妙发起革命等等。
在全球信息的自由市场上，强势的美国媒体更是通过营造有利于己的权势结构和政治话语，诱惑并形塑世界的认知：通过制造主要是娱乐和时事新闻方面的全球性产品，引领世界潮流和人类的自我观念；通过创办本土化的地区频道，美国媒体与当地媒体进行思想与意识的竞争；在无界的网络空间，Facebook、Twitter等源自美国的社交媒体不仅为非西方国家提供政治互动的平台，促进跨文化传播互动与融合，也为美国的“语言霸权”和“文化输出”提供保证。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以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为具体表现的全面转型时期。在这其中，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使一些全球大国也发现市场和国际舆论迫使他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因此，如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摆脱美欧的媒介帝国主义的危害，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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