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诞辰100周年。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多个领域，赵俪生都是开创性的奠基人，顾颉刚赞其为“史学界的杨小楼”，后辈学者、华东师大终身教授王家范则说：“20世纪上半叶讲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20世纪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
2006和2007年，赵俪生和夫人高昭一相继去世，女儿赵絪开始撰写回忆父母的文章。近日，这10年来的文章集结为《孤灯下的记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因为父亲的“右派”身份，赵絪从小被打入“另册”，沦为“狗崽”，虽出身书香门第却无法接受正规教育。读到初中毕业，赵絪便辍学在家，不久又赶上上山下乡运动，去了甘肃河西农场劳动，待到恢复高考时她早已结婚生子、人到中年，无法再进一步深造了。不过父亲从小的培养让她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历经坎坷后终也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从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退休后，赵絪在家中照顾父母二老长达十余年，平日常与父亲切磋交流，也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家和作家。
谈及回忆录的写作，赵絪告诉本刊记者：“我写回忆，绝不用‘权威’‘大师’‘大家’称呼父亲，我只用‘学人’‘教师’这样比较实际的称谓。”赵俪生30年代在清华读书时醉心于文学创作和翻译，得到叶圣陶、朱自清、茅盾、郑振铎等人的欣赏，后来兴趣转向历史研究，经胡适、傅斯年的赏识举荐进入史学界，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学术成就可谓卓著。其一生经历也颇为传奇，早年参加革命，上过前线，做过情报工作，和政界军界皆有来往。然而在女儿心中，一个研究学问、教书育人的读书人，就是父亲最本原的形象。赵絪说，在最极端的“文革”时期，全家人受父亲的影响“无一人堕落，无一人绝望”，“父亲就是一个教师，既教育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的子女”。
赵俪生在晚年也仍对赵絪耳提面命，时常督促其读书作画，若是几天没有作品呈上，他便要说：“你不能这样‘耍流氓’啊！要好好干，交几份作业来我瞧瞧。”在他眼里，偷懒不写作就是“耍流氓”，是“不务正业”了。如今这本《孤灯下的记忆》出版，赵絪说：“我终于给父亲交上了这份迟交的作业。”
“一二·九”一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12天之后，清华大学外语系“大三”学生赵俪生悄悄锁上了宿舍的房门，携带几件换洗衣物，只身离开了北平，前往太原参加抗日战争。出发前赵俪生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是将自己翻译的20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的译稿用挂号信寄给了茅盾。从清华园离开，他便流转于全国各地，跟着游击队打游击，自己的学历也就停留在“大学肄业”。
离开清华前的赵俪生，爱好文学又热衷政治，正是一个多才且激情的青年。同时考上北大和清华，他嫌弃北大太古板，进了清华外文系，学英文文学，兼听中文系的课。虽然当时清华名师云集，他也并不满足。赵俪生后来在回忆录里对老师们一一点评：吴宓“神经质太厉害”，张申府上课不讲正题，朱自清人望很高但“讲不出东西来”，心里最佩服的则是闻一多。提及学长钱钟书，钱认为无人配做自己导师而拒绝留校读研究生，赵俪生写道：“我十分佩服他的这种高傲。”可见，他心里多少也是有这种高傲的。
既然有如此傲气和才情，自然在课外闲不住。写小说、搞翻译，主编学生刊物，出任清华文学会主席，都是赵俪生大学期间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运动的参与。
据赵俪生回忆，当时的清华学生已经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学生领国民党津贴，往进步教授身上扔生鸡蛋，中派学生不问政治，一心念书，包括赵俪生在内的左派则组织秘密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赵俪生走上左翼道路，有时代大潮的影响——毕竟在当时的黑暗政治面前，学生老师中较有才情和正义感的多偏向于左翼以求变革，但也有个人经历的原因。赵俪生出身读书人家，但到他那一代已经落魄，少年时在青岛度过了几年相当穷困的城市贫民生活，这让他从小对贫富差别有很深刻的认识。赵俪生的外孙、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邱锋对本刊记者说：“外公信仰共产主义是想让人与人之间达到比较平等的状态，这是他一辈子的理想，这个理想跟他童年贫困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赵俪生夫妇和女儿们合影，怀抱者为赵絪（摄于1946年陕西蔡家坡）（图片出自《孤灯下的记忆》）作为活跃的左翼学生，赵俪生和他的同学们很快在历史舞台上得以亮相。1935年末，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央。各大学校长及名教授联名发布宣言反对，北平学联乘机发动各校学生起来行动，决定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这次由中共实际领导的请愿及后续一系列游行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是继“五四”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学生运动，民国知识分子的代际也就被这两次运动所划分，“五四”一代如傅斯年、罗家伦，“一二·九”一代如蒋南翔、姚依林。清华是“一二·九”的中心，而赵俪生又是运动中清华的主力，历次游行，都是他担任执旗人。
“一二·九”这一代是发挥了承前启后作用的人，他们受“五四”熏陶长大，年轻时受民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正值壮年，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叱咤风云，他们成为民国和共和国之间的纽带。他们个人的人生，基本也历经坎坷，抗战、内战，以及历次运动，全都完整赶上了。邱锋说：“他们这一代人将来拍电影的话是非常好的题材。他们处在政治上最动荡的时期，各自背景、性格和追求的不同，造成了非常大的分流。”经历五四运动洗礼，新旧文化之间已无需过多争辩，这一代人最主要的分流体现在对政治的态度上。“一二·九”运动之中和运动退潮后，赵俪生这一批清华同学们就发生了大分裂。
杨联陞、何柄棣、徐高阮这些人，拒绝或是“背叛”了左翼运动，此后去了美国或台湾，过着学者的生活。赵俪生晚年时去美国访问，曾与正在哈佛任教且享有颇高威望的杨联陞有过遭遇。两人在电话中言语不合，赵俪生毫不客气地对杨联陞说：“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了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呢？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可见，赵俪生对于这一种选择是颇不两立的。不过，做出最大学术成果，被国际上承认为第一流学者的，却也正是这些跑去了美国的人。赵絪（黄宇摄）积极参加运动的人里，许多都成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蒋南翔、杨述，赵俪生当时的清华同学里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部长级官员的就有十余人。然而，赵俪生又不同于这些人。他积极革命却拒斥组织的规训，这让他一生远离权力。“一二·九”运动之后，蒋南翔亲自发展赵俪生入党，却遭回绝：“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老革命”，一生也没有入党。他选择成为思想意义上的左翼，而非政党意义上的左翼。
进“儒林传”
1941年，清华同窗王瑶造访赵俪生。此时正是抗日高潮，屋外日军飞机一架架飞过，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二人探讨起了自己的未来，得出一段著名的结论：“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
王瑶日后成为北大中文系的资深教授，他的学生钱理群在文章中写道：或许就是在发生这段对话的那一刻，作为“学者”的赵俪生与王瑶诞生了。
王瑶来访前的一年，赵俪生因为一场恶性疟疾暂时远离了游击与宣传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做起了中学教员。因病而来的教员生涯，却让赵俪生体会到了教书的乐趣。教学自此成为赵俪生一生的一大乐事。赵絪回忆，改革开放之后父亲重新有机会站上讲台，每次去学校上课之前，母亲都要准备好一套干净的换洗衣物，因为父亲一定是酣畅淋漓地讲了课、博得学生满堂喝彩，浑身汗湿而归。
做中学教员期间，赵俪生重新捡起学术上的兴趣，方向由文学转向史学，因为“（史学）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是他积累的读书心得。这篇文章受到胡适的赞赏，赵俪生又受傅斯年的推荐获得了大学教职，由此正式步入历史学研究者的行列。日后，赵俪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思想文化史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在山东大学时是“八大金刚”（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陈同燮、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之一，调到兰州大学后成为兰大文科当家教授。
不过赵俪生作为一个非历史科班出身的自学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又兴趣极广，一生中多次大幅转变研究方向，做农民战争史时是通史研究，治土地史时侧重晚唐以前，做思想文化史又主攻明清，不专于某一具体历史分期，与今日人们对“专门学术”的狭窄定义并不相符，一些人也因此颇有微词。赵俪生外孙、兰大历史系副教授邱锋目前的研究方向正是史学史，他告诉本刊记者，爷爷赵俪生那一代民国学者做的是学问，而不仅仅是“科研”，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趣与关怀的色彩，不仅仅是专业化的学院操作。
的确，赵俪生一生的历史研究与他的生命经验和思想立场密切相关。他研究思想史无外乎是要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对农民战争、土地制度的研究则与其左翼立场密不可分。像给予自己最大精神影响的恩师闻一多一样，在赵俪生身上，创作、研究和革命活动这几者不是能完全分得清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赵俪生晚年最出名的学生秦晖，这样评价自己老师的学术取向：“赵先生平生治学一出于‘爱智求真’的纯粹兴趣，二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热情与责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领域成为‘名家’的目标，他是不在乎的。”
“看得清”却“忍不住”
赵絪回忆父亲到晚年便从不去开会，她说：“父亲这一辈子最反感的就是开会。他作为教员的本职工作都能卖力地完成，但不愿意去开会。他也不参加各类组织，他说多一个组织就多一个开会的地方。”
赵俪生不愿意开会，确实也不“善于”开会。解放前后的两次人生重要转折，事端都由开会而起。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华北大学任教的赵俪生受邀参加讨论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会议。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像陈寅恪这样身体不好，又已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是否有必要亲自来军官会登记报到。华北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来，不能请家人下属代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这是个态度问题！”此话一出，会场上鸦雀无声。赵俪生看不惯这种把与知识分子合作搞成“受降”的姿态，坐不住了，要求发言。
赵俪生讲了列宁和巴甫洛夫的故事，巴甫洛夫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列宁都以礼相待，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工作。赵俪生最后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然后又提高嗓门，“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三天之后，赵俪生就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丧失了以“胜利者”身份进城接管的权力，被贬至山东一年。
解放后，赵俪生再次回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因为兼任科学院学习组组长，得以列席院务会议，但没有发言和表决的权利。然而仅仅是这“列席”的会议，让赵俪生再次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北京。
赵俪生“静观”的过程中，看到了院长郭沫若是如何羞辱训斥副院长吴有训和陶孟和等人的。赵俪生又“忍不住”了，他跑去人民日报社反映意见，指出“科学院领导同志的一些作风问题”。人民日报社维护郭沫若的复信让赵俪生“憋了一口气”。在科学院，郭沫若和关肇直等人的一系列做法终于让赵俪生“气越憋越厉害”，提出了辞职。
“忍不住”，是赵俪生的一项重要人格特质。但他的“忍不住”不是因为怀着对政治的天真幻想，而是看透看清之后还决定要说，还“忍不住要说”。
作为解放前的“老革命”，解放后的“老运动员”，赵俪生对政治时局的理解是异常深刻的。赵絪回忆，父亲晚年从报纸中解析政治时局的精准判断力令大家印象极为深刻，到事后每每佩服父亲的“神机妙算”。早在初到延安时，赵俪生就看出来了“此地不宜久留”，张国焘与反托派两件事让他嗅出了危险的气味，察觉了延安“不圣”的一面，于是与妻子很快离开了延安。“反右”之前的“大鸣大放”，赵俪生也预感事情不简单，甚至特意躲进了疗养所避免抛头露面。当被问及赵俪生是否如当年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怀有对高层领导人的崇拜之情，女儿赵絪和外孙邱锋几乎异口同声且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赵俪生以前会提到《国际歌》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如此种种表现，足以说明赵俪生绝不会对现实政治抱有太幼稚的幻想。即使如此，他却仍然“忍不住”，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中倔强、拒绝向世故妥协太多的一面。
钱理群曾撰文谈及80年代赵俪生门下研究生的答辩风波，比较了自己老师王瑶和赵俪生之间行事风格的区别。“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答辩，王瑶深知此事非同小可，连夜向钱理群传授答辩秘诀，以防“不测”。而赵俪生则“太大意了”，以为学生论文写得好就自然能通过答辩，结果受了人事上的暗算，五个研究生里有四个被刁难，其中有的只好推迟获得学位。
洞察与智慧兼具，宁愿在现实中吃亏却也要坚持自己的一点脾气，这就是赵俪生的为人之道。然而终究如钱理群所说：“今天看来，两位先生不同的处世办法、风格，都有说不出的感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