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何藩五六十年代便因拍摄香港街头成名，但他生前很少与家人提及作为摄影师的历史。
对女儿何诗敏来说，摄影师何藩是一个她基本不曾了解的身份。她出生时，何藩的摄影生涯已经结束。1979年何诗敏到美国上学，从此与母亲和弟弟一直生活在圣荷塞。在她眼里，何藩就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旗下的演员，情色片导演，好脾气的父亲。80年代何藩独自留在香港拍电影，往返圣荷塞看望家人的时候，何诗敏印象中父亲很少拿起相机，也从没教过自己和弟弟拍摄，即便家庭合影，也是母亲负责拍照。
1997年香港回归，65岁的何藩退休，移居美国与家人团聚。习惯了忙碌生活的何藩突然闲了下来。他应邀当了几次电影节的评委，此外无所寄托，直到1999年遇到画廊主马克·平苏卡亚纳（MarkPinsukanjana）。会计出身的马克喜欢艺术，刚刚在帕罗奥图（PaloAlto）与人开办了Modernbook画廊，旨在将小众艺术家的作品和画册推介出去。马克告诉本刊，如今回望，正是由于自己没有专业的艺术教育背景，随心所欲的眼光反而让他看到了何藩作品的价值。
那时何藩每周会去马克的画廊买画册，很快和马克成了朋友。有次何藩无意间说起，马克才知道自己的这位朋友曾经在香港是名摄影师。马克记得，他第一次看到何藩的摄影作品时特别震惊。何藩拿了14张黑白照片，两人在画廊一张一张看，聊了整整一下午。马克当天就给自己的朋友伊莱恩（Elaine）打电话，后者是当时旧金山湾范围内收藏摄影作品最多的藏家。伊莱恩随即开车去了马克的画廊，当场买下了这14张照片。从此马克决定代理何藩的作品。
20年来，马克售出了上千幅何藩的摄影作品，帮助何藩整理了上万张旧底片，并将何藩的作品带到了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圣塔菲、芝加哥、迈阿密，也包括伦敦、巴黎、曼谷等美国之外的地方做了50多次展览，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收藏了何藩的作品。
在纪实摄影为主流的五六十年代，何藩运用光影、几何等方式，将街头题材带到了艺术摄影的范畴，这种观念远远超前于当时中国的其他街头摄影师，也正因此，如今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依然不觉过时。
2012年，何藩的个人作品展“昔日香港”第一次回到香港AOVertical影廊展出，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头面貌，通过他的摄影，在50年后重新呈现在香港人眼前。2014年他在香港举办了第二场个展“香港回忆录”，也是移居美国20年后，第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回到香港。“其实我第一次在香港办个展是在1952年，那时我才21岁，还在大学念中文。”那次何藩就跟采访他的那些记者感慨。不过，他1952年办展所在的中环思豪美术馆已经成了商场，高楼林立的中环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景象。他在香港生活将近50年，也是巨变的50年。
细诉香港光影”展品：《日暮途远》（1955年）
《靠近阴影》（1954年）《好久不见》（1963年）
《午后闲聊》（1959年）
年轻时的何藩用那台伴随他一辈子的RolleiflexF3.5相机记录香港市井
街头漫游者
何藩1931年出生在上海，是富商家庭的独子。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后，1947年何藩随家人移居广州，两年后，又与很多新移民一起到了香港。那年何藩18岁。
父亲曾一度想让他继承家族丝绸产业，但何藩没有经营头脑，而是狂热地爱上了文学。在香港读高中时，他沉迷于阅读，因此导致头痛，医生无法确诊他的病因，只让他至少休学一年。休学的何藩经常在香港街头散步，父亲建议他可以趁机拍拍照片。他买了一台当时非常流行的禄来双反相机RolleiflexF3.5，从那时起，这台相机伴随了他一生。
香港靠山临海，有贫穷的村落也有高耸的大厦，游荡在香港街头，何藩被这座城市丰富的形态和复杂的生活吸引。他那时常从半山麦当劳道的家走到中环的娱乐戏院或皇后戏院看电影，随身带着相机，看到什么拍什么。他在中环、西环、上环、湾仔等步行所及之处拍了大量照片，石板街、楼梯、街市都是他的拍摄场景，苦力、商贩、街上玩耍的孩童都是他的拍摄对象。
《后巷》（1955年）
《背道》（1956年）
《在爸爸的怀里》（1966年）50年代是香港社会阶层对立最明显的时代。1951年，战后新生一代加上大量的内地新移民，使得香港人口突破200万，人口的急速上升令社会负担加剧，木屋、茅棚和天台屋成了大批贫民的住所。社会底层的生活成了何藩的拍摄主题。
在50年代，摄影是有钱人的爱好，而很多有钱人往往喜爱拍摄美丽的景色。出身中产家庭的何藩，尽管也拍摄了很多帆船与海景，但他对横街窄巷里的市井生活显然感兴趣，这一点与同时期同样出身富裕家庭的法国街头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有着相似之处。
何藩捕捉城市的线条，电线杆、台阶、晾衣架、窗框、砖墙、斑马线，它们像城市的脉搏，令画面充满优美的节奏感。
禄来RolleiflexF3.5相机的腰平取景设计为何藩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不必举起相机放在面前，而是端着它放在腰前，微微低头，便可准确取景对焦，完成拍摄。这样即便他身着干净考究的衬衫和西装外套站在穷街陋巷，整个拍照过程也不会引起任何街上行人的注意。
只不过，在50年代的香港，摄影还远远没有成为一项公认的艺术形式。因为没有正式的专业学校教授摄影技巧，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何藩加入了香港摄影协会，他还成为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认识了当时数一数二的摄影师简庆福。
俱乐部的这些摄影师自称“业余摄影师”，因为当时的专业摄影师是指在影楼拍摄人像和婚纱照的人，或者为新闻、时装、广告、杂志拍照。大部分业余摄影师只是单纯地追求拍照的乐趣，并不以此为生。
那是一个香港街头摄影蓬勃发展的年代。1955年，美国摄影学会刊登了34幅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获奖摄影作品，其中至少有11幅作品来自香港。美国摄影学会评价，来自其他国家摄影师的作品多侧重静态的人物刻画，但中国香港摄影师镜头下的作品，能够捕捉生活的脉搏。
何藩不只想简单记录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他还试图寻找人们生活中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最直接地来自于光线。他在清晨时观察黄包车夫拉着车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拍下车夫印在地上的影子。在午后的中环街市里，他跟随几位身穿黑色长衫边走边聊的妇女，拍下阳光勾勒出人形的瞬间。他爬到楼顶上，等待行人走过两栋楼影子间隙的阳光地带，然后拍下来。
为了拍摄作品，他几乎偏执。他常常在街头看中一个地点，布置好构图，然后等待主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几天等待，才能等到光线和人物都完美的瞬间。他摸清了中环每条街道楼梯最佳的光线时间，往往等到下午3点45分至4点时再去拍摄。由此，何藩获得了自己的街头摄影语言。
光影与几何
“尽管如今何藩的艺术价值在亚洲已经得到了很高认可，但最初是欧美的评价体系先认可了他。”马克对本刊说。
在欧美，何藩常常被称作中国的雷·米茨克（RayMetzker），后者被誉为美国现代派摄影大师，尤其以使用黑白光影著称。他们同一年出生，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但两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极其相近，大多取材于城市街头的拍摄，而他们的照片都呈现出了对线条、阴影和几何结构的表达。
所有看过何藩作品的人还有另一种感受，这些黑白影像虽然取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头，但如今看来依然没有过时的感觉，不会像其他老照片一样让观众产生怀旧之情或者对故事时光的多愁善感，何藩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现代感，甚至说是一种接近恒定的美。
他20多岁时，已经成为作品入选国际摄影学会沙龙最多的香港摄影师。1956年，英国摄影学会推选他为会士，1966年美国摄影学会也给予他同样的荣誉头衔。1958年，何藩在美国摄影学会的排行榜上位列榜首，并于接下来的10年，在世界最佳摄影师排行榜上位列前十。
何藩在1959年出版的《街头摄影业谈》、1972年出版的《现代摄影欣赏》两本书中，谈论了他所追求的摄影理念。他将摄影划分为“写实”与“画意”两种类别。在他看来，画意摄影不记录客观现象，而表达主观感受，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美”的意向。他自称1956年拍摄的《日暮途远》是他“日后街头摄影之先河”——夕阳残照下，冷清的街头只有一辆三轮车缓缓走过，如此情景正是庾信《哀江南赋》里“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意境。
何藩认为自己50年代末60年代的作品则是在追求写实与画意的结合，通过拍摄大都市中的小人物，“用感官的具体物象或符号表现出超现实的具有暗示性的意蕴”。《后巷》《午餐》《在爸爸怀里》《午后闲聊》都是其中代表。
后来的香港摄影评论家、策展人冯汉纪将何藩视为“都市漫游者”。这是本雅明所提出的概念，后来被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发扬光大：“摄影师是一个有备而来的独行者，他们在都市游走，穿梭于城市中天堂与地狱的极端景观，怀着欣赏与同情之心，在城市漫游者眼中，世界永远‘风景如画’。”
电影浪潮
何藩曾在新亚书院（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成员书院）读比较文学，但没有兴趣从事学术性职业。他也在父亲的丝绸厂里当过经理，但怎奈没有商人头脑。此时的何藩刚刚结婚，为了照顾家庭，他决定寻找出路。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报纸上看见一则小广告，一家电影公司正在寻找新演员，何藩决定试一试。登小广告的这家电影公司是刚刚成立不久的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影业1958年在香港成立，60年代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私营片场——邵氏片场。
在香港念大学时，何藩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大学生活电影会”，看法国新浪潮电影，写影评，也制作实验电影。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成了香港文化和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罗卡成了电影评论家和学者，负责香港国际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统筹，吴宇森成了大导演、编剧和制片人。
何藩想成为“香港的费里尼”，但邵氏需要的是演员。1960年，何藩与邵氏兄弟签了一纸8年的演员合同，演出了《新不了情》《双凤奇缘》《宋宫秘史》《女秀才》等电影。1966年，何藩出演何梦华导演的《西游记》，在片中饰演唐三藏，一举成名，之后他又陆续演了《铁扇公主》《盘丝洞》和《女儿国》。
何藩成了邵氏公司的当红小生，享受着明星待遇。但他没有失去自己做街头摄影师的平视之心。有一年夏天，片场拍戏期间，他看到一位临时演员穿着厚厚的戏服卖力表演，浑身湿透。何藩让自己的女助手给这位年轻人送一杯水，但女助手拒绝了，表示她只为主角服务。于是何藩要了两杯水，亲自将其中一杯递给了这位年轻人。这个大汗淋漓的临时演员，就是刚开始表演生涯的成龙。几十年后，两人在旧金山的电影节上重逢，成龙在台上演讲时发现了人群中的何藩，立即跳下讲台，与何藩握手问好。
尽管何藩的表演事业一帆风顺，但他并不想继续当演员。实际上，他每每在表演前感到焦虑，在镜头前永远没法放松下来。他觉得“在镜头后我可以找回真正的自己”。1969年，何藩与邵氏签订的合同到期之后，他放弃演员职业，决定成为导演。
尽管初期他拍过一些实验艺术电影，但导演生涯发展的轨迹与他最初预期的并不一样，他最终成了一名三级片导演。在80年代，这类电影深受香港大众欢迎，票房甚至超过主流电影。何藩将自己在摄影中对光影、蒙太奇的理解全都放进了电影中，《春满丹麦》《长发姑娘》和《三度诱惑》成了他的代表作，《三度诱惑》更是香港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的三级电影。1992年台湾金马奖想邀请何藩为评委，一度引起争议，但最终他还是应邀担任了评委，也算是确认了他的地位不只于一位艳情片导演。
何藩的息影之作是1994年的《玉蒲团》。该片在慕尼黑赢得大奖，在欧洲电影院线上映，后来也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材之一。张艺谋还是学生时，就看过这部电影，他曾表示这是他最爱的情欲片之一。
“艳情片不是我的目标，我只是为生活而制作这类电影。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坚持制作实验和艺术电影，但现实不容，我不能靠没有票房保证的艺术电影生存，我唯有投降，跟随着投资者的品位。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会以自己的尊严为先，也会坚持创作艺术电影的梦想。但很可惜，人只可以活一次。”晚年的何藩曾经这样说道。
从当演员时期起，何藩便很少再拍照了。移居美国前，伴随了他一辈子的那台RolleiflexF3.5禄来双反相机也坏了。他离那一条条斜阳下的香港街头越来越远。
何藩开始整理以往的旧底片，支撑他度过了最后的退休生活。那些整理出来的五六十年代香港街景黑白照片让他重新获得了认可。他和很多喜欢他照片的人一样，在心底，香港的街道是黑白色的，光影斜照。
（感谢张伟民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图片由香港苏富比提供）（驱动传媒供图）
戏剧《酗酒者莫非》剧照（上、下）（驱动传媒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