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铮TextbyGuZheng
摄影家拍摄的照片，不仅需要，而且能够通过像杂志这样的现代平面纸质媒介来传播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摄影集这样的平面空间来展开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与信息传播。另外当然还有在美术馆展览这么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制作和编辑摄影作品集，无论是从摄影文化的意义还是从印刷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充满了魅力的文化挑战。
时至今日，尽管有通过iPad的APP这样的影像展示方式，但纸质摄影集仍然是摄影家达成自我表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而且形态已经是五花八门，达到了高度成熟与发达的水平。
可以这么说，纸张所带来的触摸感与重量感，以及纸张、油墨所散发的香味，还有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本身的摄影集的不可抗拒的美感与魅力，对于任何一个受印刷文化与摄影文化双重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摄影家个人来说，展览开得再多，最终在艺术简历上只是增加了一行字而已。当然，还会收获散落在媒体上的一些展览广告、报道和评论。人们，包括后来人也无法从一些展览现场照片去体会其作品的魅力。而一本摄影展览图录或一本摄影作品集，则可以成为反复把玩、品味摄影家的艺术实践的对象。这个“对象”，在英语中，是object，同时又有“物件”之意。所以当然成为我们以身体与之接触的对象。而艺术批评与摄影的历史书写，也主要根据那些留存下来的实物文献来加以评判。
因此，对于一个职业摄影家来说，阶段性地编辑出版一本又一本自己满意的摄影作品集，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作为作品展示方式之一的摄影集，对于名副其实的摄影家来说，既是自己艺术专业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为将来保存的历史文献。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轻视的、与创作并重的头等大事。
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摄影家在逐步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摄影题材、深化自己的摄影表现语言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摄影集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这当然他们的经济条件与摄影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逐步变化与发展有关。渐渐地，在中国，自费出版与官方出版社出版，成为了摄影出版物出版的两个不同面向。但实际上，还有不为人知而且也不为外人所理解的一种变通方式，那就是由个人向官方出版社购买国际书号（ISBN），这样便可使自己设计、印刷的图书进入官方流通渠道，以此收回一些成本。这类书（包括摄影集），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以为是官方正式出版了。当然，其实由谁出版并不重要，人们（无论是今人还是后人），还是只从包括了摄影集本身质量在内的作品来作出评价。下面主要介绍几本在新世纪出现的摄影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摄影集意识虽然萌生于1990年代，但在各方面都相对成熟的摄影集，还是要等到新世纪才出现。
《家族图谱》（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是现在居住、工作于北京的邵译农（出版发表当时用名为邵逸农）、慕辰的摄影成名作。他们走访邵氏家族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家人，请他们穿上象征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服，站在他们的照相机前，以人物绣像的形象把一个已经分散的大家族连缀于一书。在书的文字部分，他们请这些家族中人分头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展现时代大背景之下的个人命运。通过这种将家族史与个人史结合呈现的独特方式，《家族图谱》展示了中国现代史的沧桑与波澜。这本摄影图书按照中国传统册页的方式设计，因此阅读时始终处在折叠、拉开与收拢此书的过程中，别具一种特别的时间与空间感觉。同时，这种设计方式也较好地体现了摄影家对于历史与记忆的态度与立场。这本书在展现了摄影家夫妇对于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摄影集的认识的同时，也预示中国在摄影集创作方面的新势头。
而刘铮的《国人》（2004），也是一部他作为摄影家的成名作。《国人》是由一张张单页辑合而成的摄影作品集。这种散页形式的摄影集，有利于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把这些作品再作各种排列组合，使其通过并置（不仅仅只是两张并置，也可以、可能是三联或更多联并置等）而产生、呈现新的意义。他以严谨的正方形构图，为他在中国大地上遇见的各式人等造相。这些作品，可以令人联想到奥古斯特·桑德、黛安·阿巴斯、乔尔－彼得·威特金等人作品的风格与影响。在这部作品中，他还穿插了些许风景与物件形象，由此编织出一部格局宏大的影像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有关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个人化的影像总结报告。无论从作品的观念还是从作品的完成度看，这都称得上是一部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作。当然，《国人》也一定会成为摄影画册史上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