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以下简称朱）：1988年之前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摄影》杂志的图片编辑，主要负责处理杂志来稿、编辑摄影作品等。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摄影艺术研究室，我就从《中国摄影》杂志社调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刚开始，摄影艺术研究室就我一个人，我就考虑怎么着手开展工作，我想既然是摄影艺术研究室，总得有一个研究项目，体现研究成果。我就想着要办一本兼具学术性和专业性，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印刷也是最好的摄影刊物，而且由文化部（现为文化与旅游部）主管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这是名正言顺的。
段：您在创刊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创刊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朱：确定要办杂志之后，我马上开始准备。人员方面，我开始从其他单位借调一些人，算是外聘，比如《中国摄影》杂志的图片编辑、文字编辑跟我关系都不错，我就邀请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协助我做这本杂志。稿源方面，主要依靠之前我在《中国摄影》的底子，我在那里工作了10年，认识很多摄影师，我就跟他们约稿件。经费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是自负盈亏，艺术研究院是不给经费的。但出第一本杂志，总得有印刷费、稿费吧。我们几个人就到处去“化缘”。我找到跟我关系不错的《中国环境报》摄影部主任，把要办杂志的想法跟他说了，他说，我们仓库有些废品，你把它们卖了，卖的钱就给你们做经费。我记得当时我们拉着一辆板车，把那些废报纸、废画报、废杂志都拉去卖了，大概卖了37.5块钱，这算是我们的第一笔经费。从筹备到创刊号出版，大概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办刊初期基本是以杂志折稿费，因为当时很困难，没有任何经费来源，杂志上也不兴刊登广告。杂志最初是季刊，1998年改为双月刊，2001年改为月刊，一直到现在。
马小焕（以下简称马）：为什么叫《中国摄影家》杂志？
朱：当时也有很多其他的意见和建议，但我坚持要用这个刊名。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虚荣心作祟，我觉得带“国”字头的刊物更能体现权威性和专业性。当时带“国”字头的刊物是很难批下来的。最开始我们没有书号，只能一边打报告等审批，一边先以文化艺术出版社代书号，那时国家还允许“以书代刊”。为了获得审批，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找合作方，找艺术研究院，当时李希凡副院长也帮着跟新闻出版总署协调，他们也觉得有必要由艺术研究院主办这么一本摄影杂志，所以大概在1989年年初就批了《中国摄影家》为正式出版物。
段：那个时候摄影杂志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除了已经创刊31年的《中国摄影》，创刊30年的《大众摄影》，市场上还有什么摄影杂志？它们是不是已经垄断了摄影杂志市场？留给《中国摄影家》杂志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朱：198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10周年，全国各行业各领域都在寻求变革，积极发展，摄影也不例外，那时全国冒出许多摄影报纸和杂志。报纸方面，山西有《人民摄影报》，北京有《摄影报》；杂志方面，北京有《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摄影世界》，深圳有《现代摄影》，香港有《国际摄影》。
可以看出当时的摄影杂志市场比较繁荣，我们在那个时候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一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决定重点在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方面是在内容上，我们的编辑思想更为开放，更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当时已经有很多国外的摄影画册、摄影刊物进入中国市场了，我们的眼界急需打开，急需介绍更多与时代接轨的作品。而且我们是自筹经费，杂志不算体制内刊物，所以我们办刊的自由度很大。另一方面在印刷质量上，我们决定在当时印刷条件最好的深圳排版印刷，为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朋友和小型企业帮助，这是其他杂志比不了的。
段：当时具体的办刊方针和思想是什么？
朱：我们那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时代要求，摆脱旧思想，旧观念，摆脱文革时期“大光亮”的东西；如何与中青年摄影群体相结合；如何研究摄影家个案。这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中也有体现：
我们觉得，这摄影终究还是要看摄影家的。我们准备在刊物上拿出比其他摄影杂志更多的篇幅来介绍和研究他们的创作和思想，给他们一个更广阔而又自由的天地，让他们尽情地去创作，尽情地来展示，这样我们也就活了。另外，台港澳和海外的所有黑头发黄皮肤和黄头发蓝眼睛的摄影家们，也在我们的介绍和研究范围之内。摄影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更属于文化的范畴，在当今世界文化日趋交融混合的大潮中，学习和借鉴，交流和吸收，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把外面好的拿进来，更要把我们的好的送出去。如此说来，便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而绝没有说话时的这份轻松了。
介绍和研究摄影家，我们以为是头等重要的事。将个体的面貌结合起来，便是整个摄影的面貌。研究和介绍摄影家，不仅应该研究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思想，而且还应该介绍和研究他这个人，看他的性格，看他的经历，看他的生活，看他的所喜所怒所悲所恨。研究和介绍摄影家，还是为了鼓励提倡个人风格的追求和形成，为了鼓励提倡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进一步发扬。而这一点仍是目前我们所欠缺的。
……
当然，除了研究摄影家，也要研究摄影本身和摄影发展的过程与趋向，这本是办刊物的分内之事。研究摄影的发展潮流，探讨摄影的走向趋势，批评摄影时下存在的弊病，这也是我们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古人说得好，温故而知新。我们觉得回顾摄影的发展历程，会对摄影的发展进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我们看了不少二、三、四十年代老摄影艺术家们拍的艺术摄影作品，感到其中确有许多精彩之作。可是我们过去对此很少研究和介绍，长期的断裂致使现在的艺术摄影都显得底气不足。所以我们又想了一招棋，准备慢慢系统地介绍研究一下中国二、三、四十年代的艺术摄影发展状况，补上空了好长时间的这一课。
鲍昆作品《读书》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1988年创刊号段：在这样的办刊思想指导下，创刊号主要刊登了哪些作品？
朱：创刊号封面是于云天的《蓝色梦幻》。国内作品方面，主要刊登了吴新华的《羌塘众生》，鲍昆的《读书》，于德水的《故土系列》，杨延康的《无题》，雍和的《街景》等。国外作品方面，做了一个“外国人体摄影”的连载，刊登了美国摄影师韦罗什卡（Vervschka）的《变形作品》，还有英国摄影师戴维·拉奇（DavidLeahy）拍摄的一组广告摄影作品《工业文明与自然》。
马：创刊号出版之后，引起了哪些反响？
朱：最明显的是来稿数量大幅上涨，还有就是我们的印刷质量引起很多人关注。
段：在您主持杂志事务的那些年中，有没有哪些作品或摄影师之前默默无闻，经过杂志的推广和发表之后获得了关注和成功？
朱：那有很多。比如车刚的西藏系列作品，周万萍的长城系列作品，上海的陆元敏，新疆的赵承安，等等。杂志陆续在全国中青年摄影群体中发现和推广了一大批优秀摄影师，之前他们的作品从未在其他摄影媒体发表。这其中以纪实摄影作品为主。
马：后来杂志慢慢走上正轨，一切运转都正常吗？
朱：那时我们是自办发行和邮局发行相结合，工作量非常大，编辑、印刷、发行。不过基本上两年以后，我们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段：初创时期杂志取得了哪些成功，比如策划过哪些有影响力的专题，举办过哪些大型活动？
朱：我们策划的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活动是“沂蒙金秋”，请了很多摄影师去那里拍摄，规模很大，各方面人员加起来有100多人，就像后来的中外摄影家大PK。“沂蒙金秋”在当时可以说是全国首创，杂志也出了专刊。
段：在杂志社工作那么多年，您最感到欣慰的事情是什么？
朱：最欣慰的就是这本杂志没有夭折，在我离开后继续办下去了，一直到今天。杂志始终跟着党走，始终贯彻国家文艺方针政策，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没有脱离最初的创刊宗旨，始终坚守学术性和专业性。吴新华作品《羌塘众生》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1988年创刊号
车刚作品《天路，无尽的心路……》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2001年3期段：在杂志社的工作对您个人的摄影或者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
朱：杂志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通过杂志我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因为杂志而认识我，认可我。
段：您想对现在30岁的杂志说些什么？或者提些什么建议？
朱：2002年我退休离开杂志社，但每期杂志我都看。现在纸媒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困境，我希望杂志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办下去。杂志走过这30年也不容易，大家应该认真梳理、总结一下目前业界存在的几本摄影杂志，研究一下彼此的异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办出自己的特色。
在内容方面，要注意比例问题。过去的老照片占的比例要控制在5%—10%，要多刊登体现当下的作品。国外的作品占5%—10%就可以了，还是要多刊登我们自己的优秀摄影作品，这样更有意义，更能起到引导作用。
马：学术研究方面还需要如何改进？
朱：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杂志，理论是这本杂志的基础，理论的正确导向很重要，但理论也不能占太大比例，8%左右就可以了，因为理论不像作品，不会那么高产，所以高水平的理论文章产量较低，这方面杂志要把控好。
（朱宪民，1988年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并任主编至2002年，现为《中国摄影家》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