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梦的国家传播战略研究》负责人、首席专家
文明传播秩序
什么叫文明传播秩序，这是人类传播活动有序化扩展的最高精神目标及其成果。
文明的最高品质，不在于一个短暂历史时空内的扩展辐射，而在于她能跨越一切外在形态的演化变迁而在不同历史时空内获得传承、延续。文明的传播秩序，就是这一传播活动的有序化运作，就是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崇高精神秩序，具有规范全人类一切文明事业的“高度规定性”和“内在规制性”，犹如柏拉图所谓“理型”或“理式”，又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谓“目的因”或康德所谓“合目的性”，它是人类通达天地万物、囊括宇宙生命的崇高道德责任和全球普世价值或文明价值的高度设定、建构与表述。具体来说，就是不同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对普世价值或文明价值的主导话语权体系。
中国古语“饮水思源”，今天全球文明危机与挑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毅然纠正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分科的狭窄、偏执、割裂等深刻流弊，对人类文明活动赖以奠立、建树、演化的博大根基—全人类组织公共秩序和私人生活秩序的价值基础，亦即对融贯、渗透在所有人类生活领域中的“文明共识”，展开多系统动态综合的考察与深入的探索。
穷本溯源，我们发现，古今一切“文明共识”的凝成，根基在人类生命、万物生命之间的“可传播性”，即：每一生命个体，都热切渴望与他人分享深刻的生命体验，都具备从另一生命体的生命处境中获得自我认同与彼此认同的巨大潜能，这一生命个体之间永不停息的交流、分享、认同过程，始终贯穿着深刻的同情、理解、欣赏、确认等价值传播过程，中国贤哲用一个词概括了这一“文明共识”的凝成过程：“仁”，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人都渴望与他人共处于某种价值相通、交流、共享的情境中，从而获得珍贵的自我确认与彼此认同，这一价值情境的凝成过程，就是“文明共识”的形成过程，也是我们所谓的“文明传播秩序”的根本涵义所在！
中华文明传播秩序的历史演进
历史地看，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般的众多文明中心，就在伏羲时代的《河图》思维与原始文字、原始婚配制度等一系列文明建制的基础上融合起来，更在炎黄尧舜时代凝聚成“华夏民主制”的高级形态，即天子、诸侯、百官等政府构成，依据其道德威望和治理成就而普选产生，即“大同民主制”，尧舜创设的《尚书》宪法制度体系，成为中华宪政文治政府此后4500年的宪政根基和中华文明传播秩序的根本机制。
夏商周宪政机制更趋完备，《尚书周书》和《周礼》规范天子、诸侯、百官、士绅、百姓之间分权制衡的一系列宪政制度体系，中华文明的传播极度辉煌，直接孕育产生晚周时代各诸侯国的经济繁荣与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堪称“小康民主制”即联邦王政的机制。
秦汉大一统中央王政时代（直至唐宋元明），进一步完善宪政文治系统、太学教育系统、书院教育系统、地方道德自治与法治配套系统等一系列政体传播机制，奠定今天中国发展的国土规模、人口规模、民族特点、宪政治理机构和道德人文主义的普世秩序，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和文明未来广大绵延的不朽根基；
满清、民国、当代为中华新宪政试验期，源于明初的废宰相建内阁机制，在满清僵化为“乾纲独断”的皇族专制，广大知识分子和百姓，在政治、文化高压、种族歧视政策下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排满革命”，建立民国，但在引进西方宪政、西方学术方面教训多多，足为殷鉴。
当代中华政治文明，也就是中国的宪政思想及其建制，应当在华夏古典宪政、具体国情和西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宪政的若干优点基础上综合融贯、提升、创新而成。
重新发现中华文明的全球典范意义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一万年的时间跨度内，从各地不断汇拢、统一、凝聚众多民族为一个价值秩序整体—华夏大一统文明，这个文明在大跨度的文明时空中不断获得两大可持续的传播奥秘：
一、其文明的开创者、诠释者、传承者，融贯古今现实，不断成功地在全民族中建树、确立、完善其“文明共识”，凝聚在“仁义礼智信”这个区分文明与野蛮、标举全人类大同、“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最高价值尺度。
二、中华文明标举的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宇宙性胸襟和广大自由的传播品质与传播境界。
三、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时空中逐步积累了在生态、经济、社会、人文四大系统之间保持了均衡、协调、公平、和谐、稳定、繁荣等一系列高度可持续性的文明传播秩序与特质。
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的时空传播中居于核心地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基本模式，一是在文化统一之后寻求政治统一失败的希腊模式，一是在文化统一的基础上成功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这一历史今天还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继续存在。”汤因比依据这一诠释框架，在1972、1973年与池田大作对话的《展望21世纪》中，极富远见卓识地指出：“未来统一世界的，不是西欧，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中国此后几十年的惊人崛起，印证了这一惊世预言—“汤因比预言”。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等，也被推许为“文明传播学”的伟大典范和解释过往、把握现状、预见未来、全面更新文明传播秩序的著名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