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费尔南多·莫勒里斯（FernandoMoleres）撰文/约翰·卡林（JohnCarlin）
尽管塞拉利昂的法律严格规定嫌犯未满18岁不能关进成人监狱，但仅在2010年就有超过30名未成年嫌犯被送到这里。
早上8点到下午4点，犯人们只能在监狱的公共区域中活动。在停电缺水，没有卫生间的恶劣环境中，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煎熬。
每天早上，Pademba监狱的一些犯人都会被押送至法庭，他们不知道要去多少次才能等来最终判决结果。彼得是负责押送的狱警之一。
被禁锢的“自由城”
如果你看过电影《血钻》，那么对这个矿产丰富的非洲小国—塞拉利昂共和国应该不会陌生。这里曾是欧洲奴隶的供应来源地，经济水平尤为低下，如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还是排在世界后列。首都弗里敦（Freetown），意译“自由城”，听起来让人心向往之，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世人熟知的塞拉利昂内战，那一场对当地民众来说长达11年的噩梦战争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生命的死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即使在结束后的这些年里，很多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譬如，这个自由城中耸立的那间灰色牢笼—Pademba监狱，仍然禁锢着上千名孩子的自由。
在Pademba，羁押有很多青少年嫌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寻求帮助，也无法为自己赢得足够大的社会关注度，被家庭、社会忘却的他们，只能花费数年时光待在这所牢笼中，等待审判。
2010年2月，我和朋友，也就是摄影师费尔南多·莫勒里斯来到这里，探望一个孩子，史蒂夫·莱宾斯。17岁的史蒂夫因偷羊罪被法院判刑三年。按他的年纪本不该在这里服刑，这是一所成人监狱，但实际上这里还关着很多和他年岁相仿的少年。处在监狱最底层的他们，无人理会，如同捕鱼人网中的鱼，挣扎翻腾，仍是徒劳。
史蒂夫身上的疥疮溃烂得很严重，不仅如此，长年处在阴暗潮湿的牢房，还让他染上了其他疾病，孱弱的身子和无精打采的神情让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糟透了。其实在这里，患病者的数量很庞大，恶劣的卫生条件更是让疾病蔓延的速度大大加快，但除了祈祷他们无能为力。见面之前我曾看过史蒂夫的照片:双眼无神、面色枯黄，看上去就是一个惨遭遗弃、食不果腹的孩子。而实际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的父亲死于内战，母亲死于疾病，无家可归的他和亲戚间的关系也很淡漠，所以从未有人来探视过他。内战后的塞拉利昂，像史蒂夫这样的孩子不计其数，他们不会因为身世悲惨就能得到怜悯和帮助。
当费尔南多几个月后又一次去探望史蒂夫时，得到的却是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想到生前的史蒂夫如同无人问津的流浪狗，而我们却爱莫能助，这种无力的感觉让人更加愧疚难当。
二次探访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随后得知另一名和史蒂夫情况相似的孩子，阿卜杜尔·施沙尔。费尔南多和我决定再次奔赴塞拉利昂。
我们在Pademba门口就被警卫拦了下来，他声称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必须上交手机和身上所有现金。我在心里考虑了一下就老实地把手机递了过去，但裤子里还有一些零钱和票据我没有一并交出，幸好他们也并未有搜身之类的举动。我看到门边一块黑板上写着“1307”，他们解释这是囚犯的总数。一名身穿墨绿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被指派给我们作为“向导”，同行的还有位年长的神职人员。当时是早上11点，而直到下午4点，我们才得到批准进入。我们的想法是先跟着他们进去，再找机会摆脱他们，兴许单独接触阿卜杜尔和其他一些孩子，才能有所收获。
穿过大门，眼前出现一大块空地，四栋大楼耸立在中央，墙体从深灰到浅棕逐步淡化，波纹状的铁皮屋顶看上去厚重而压抑。空地上有很多身穿灰色或是棕色囚服的犯人。费尔南多和我走过去，很多人看到我们立即停下手中事情一拥而上，将我们围住。“费尔南多！费尔南多！费尔南多·托雷斯！”他们大声喊着，嘴唇颤抖，有些人甚至眼含泪水。
当然，托雷斯并不是费尔南多的姓氏，他们口中的费尔南多·托雷斯是费尔南多·何塞·托雷斯·桑斯，一名西班牙足球运动员。对于他们说，两个费尔南多虽身份不一样，但都能给他们阴郁的生活带来一点活力与一丝希望。上一次，费尔南多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为他们拍摄照片，这个过程中通过聊天谈心所建立的情谊，让如今的再次到访，就如阔别多时的老朋友聚会一般，熟悉而亲切。他们都很喜欢费尔南多，在这个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和不平等的地方，好脾气的费尔南多给予所有人以同等的关爱和尊重。
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饭食让犯人们看上去都瘦骨嶙峋、面色极差。
默罕默德·卡马拉，23岁，因暴力犯罪入狱两次。身上的一道道疤痕是他被逮捕时自残的结果，触目惊心。
在监狱里，唯有祈祷可以减轻一些无力感。
这个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地存放着所有囚犯的资料，要查找某个人的资料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
犯人们每天的主食就是把土豆和木薯叶清洗干净后碾碎浇在米饭上。早餐通常是茶和一片面包，这里也提供鱼或肉类，但绝大多数人无力支付。
疟疾、伤寒、霍乱和拉沙热等病在塞拉利昂极为常见，对深受疾病困扰且得不到及时治疗的囚犯来说，治病是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之外最大的渴望。费尔南多以前是一名护士，对他们的身体状况之前就大致了解，所以也带来了一些药。他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支药膏，挨个给围着他的人都倒了一点，他们接过后把裤子往下拉，均匀地涂抹在溃烂发痒的腹股沟上。费尔南多随即又掏出一些红色小药片分发给他们，据说这对疥疮有更好的疗效。我们在空地的每一个角落来回走动，不断重复着被围住、然后发药的过程。这一刻的费尔南多似乎是他们心中的南丁格尔，呼唤他名字的声音从未停下。
这些人当中不乏一些重刑犯，但这一刻面对他们，我毫无恐惧，甚至没有一丝慌张。他们一个接一个走来，主动和我握手、聊天。而带我们来的那名未佩带任何武器的“向导”看上去也没有丝毫的警惕，一脸淡然。
之后，我们被领到一间昏暗房间，准确地说是这里的“工作室”。囚犯们在这里学着做一些事情，比如木工活、做家居饰品、做鞋子，还有缝纫等。他们三三两两分散坐在不同地方，锤子、针线和一些金属物散落在地板和凳子上。这个画面稍显诡异，尖利的器具和被关押的犯人，每一样都足以成为他们手里致命的武器，但所有人又都在低头忙着手中的活儿，整个场面平静而无害，这一刻已然让人忘记他们是因何被关进来，似乎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厂车间。一名囚犯还向我展示了他亲手缝制的童装，带着一脸的骄傲，竟像个等待夸赞的孩童。而一旁监视的狱警看上去也很放松，他说拥有一技之长对日后出狱的犯人大有裨益。他还说他们会买下囚犯制作的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售卖，赚到的钱用来买水和肥皂，运送回监狱后再兜售给犯人。Pademba监狱极度缺水，不用说洗澡，饮水都是个大问题。我记得当时还看到一个幸运儿，一丝不挂地站在操场洗澡，看上去畅快淋漓，很是享受。其他人眼巴巴地看着他，羡慕和失落两种表情在他们的脸上交替，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在这里，最好的季节莫过雨季。当大雨倾下，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一场免费的“沐浴大典”，对于他们，这是一场狂欢。食物短缺造成分配不均是常态，而未成年人则是其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经常因抢不到食物饿肚子。用餐时间是狱中生活仅有的放松时刻。排队领饭的囚犯们稀稀拉拉地组成一列无规则的队伍，有瘦骨嶙峋的老者，也有肌肉强健的大块头，但无一例外都在嚷嚷着谁先排第一。那天的饭食好像是拌着木薯叶的米饭，实在让人毫无食欲。一名囚犯低着头喃喃自语:“就算是一只狗也不愿看到这样的食物吧。”但这不妨碍他随后就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还有一些囚犯半裸着身子，或蹲坐地上、或蜷缩在角落里，大口嚼咽。他们每个人还能发到一小瓶水，浑浊的水装在又旧又脏的塑料瓶中，光是看一眼都会让人感到不适。但对于要等上一天才能领到第二瓶水的他们来说，却尤为珍贵。雨季是犯人们最期待的时节，站在雨中他们可以洗个痛快。
2008年因被控告偷渔网而入狱的伊萨，因为患有严重的痢疾，他已经这样躺在医务室的地板上好几天了。
60余名囚犯挤在一间约30平方米的牢房里，狭小拥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身伤病，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整个房间的气味令人窒息。
穆罕默德·康特，14岁。因被控告吸食大麻判刑3年。他需要支付10万利昂币才可以保释出狱，但家人无力负担也不愿帮助他，他只能在监狱里等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左图）
阿卜杜尔·施沙尔。（上图）阿卜杜尔·施沙尔
据说，Pademba的常规牢房在设计之初是两人间，而现在基本上都是七八个人一间，床位不足，大多数人只能以地为席。每间房里有一个铁桶作为马桶，狭小的空间，闷热的空气，长时间不能洗澡的身体，以及马桶散发的恶臭，这一切混合出的味道让人窒息。想到长期处于如此环境，就很容易理解他们内心的悲凉和绝望了。
在一间相对宽敞的牢狱中，我们见到了阿卜杜尔。这间面积差不多有半个网球场大的牢房里大约住了60人，阴冷潮湿，墙体斑驳。阿卜杜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瘦小，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面色苍白暗淡，他身上一大半的皮肤已经布满疥疮，情况实在不容乐观。他和史蒂夫有太多的相同点，同样的身世、同样令人堪忧的健康状况和同样空洞混沌的神情。阿卜杜尔称自己16岁，可瘦削的身体让他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他的父亲早在内战中丧生，母亲也患病离世。2003年，年迈的奶奶因无力抚养，让年仅9岁的阿卜杜尔离开村子自己找活路。他只身一人来到弗里敦，白天打一些零工，在市场上售卖竹篮，晚上则睡在一个停满废旧车辆的墓地中。谈到入狱的原因，阿卜杜尔回忆当时有好几个人冲向他，把偷来的收音机一把塞到他手里便跑掉了，蒙掉的他完全无法反应，只能傻站着任由追上来的警察抓住后以抢劫的罪名逮捕。交谈中，我看到墙角有两个穿着网眼背心的大个子，他们看上去并不友善，凸起的肌肉和凌厉的表情跟电影里那些杀人犯如出一辙。他们的目光一直紧紧锁在我们几个身上，意味十足。我尝试让自己镇定下来，继续谈话。我们询问阿卜杜尔，当时还未成年的他如何就被批准逮捕了，他沉默了一下，有些笨拙地脱下裤子，说当时警察就是这样要求他，并在看完他的身体后指责他撒谎，说他肯定有19岁而非未成年，就把他关押入狱。我们哑然，如此不负责地乱下定义简直让人啼笑皆非。我问他是不是原告向执法人员施加了压力，或是以别的方式贿赂他们，因为这在当地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阿卜杜尔没有回答也没有否认，低下头开始小声的啜泣，随后又点头默认了这一说法。过几天他就要开庭，检察官表示如果支付5万利昂币就可以保释出狱，相当于13欧元。我和费尔南多相视沉默，达成共识，我们决定帮助阿卜杜尔。
囚犯们经常聚在一起下棋赌钱，但往往都是以争吵和打架来结束。
大多数的未成年嫌犯都是孤儿，被关进来后，就从未有人来看过他们。离开监狱后，我们去咨询一名律师。她开门见山地说：“在塞拉利昂，弱者和穷人最容易被人轻贱。如果你没钱，就意味着你永远无法得到你想要的公正。同理，有钱你也能把任何人扔进监狱。”连年的战乱不仅让塞拉利昂的经济受到重创，各种因政府不作为而产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好在据说已有人打算着手建立可靠有效的公设辩护律师制，旨在让弱者得到他们应得的公平和正义，重拾尊严，不再出现只因贫穷和弱势就如同蝼蚁般被践踏的情况。
第二天我们去了阿卜杜尔受审讯的法庭，找到了负责这起案子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承诺可以力保阿卜杜尔出狱，但提出必须支付16万利昂币的酬劳，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还有很多关系需要打点，这远远高于之前阿卜杜尔提过的价格。但其中的利害是非我们也不想再去深究，只想尽快帮助阿卜杜尔脱离苦海。此前我们还去找过一些收留流浪孩子的机构，看看日后能否把他安置在那里。但遗憾的是，由于涉及很多规章制度等原因，我们没有成功。因为有别的事情，费尔南多在当天晚上就飞回家了，我一人留下处理剩下的事情，在第二天下午返程之前，我还得仔细考虑如何安置阿卜杜尔。嫌犯易卜拉欣和阿列乌，比较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一个青少年权益保护的民间机构的帮助，为他们聘请律师辩护。终获自由
费尔南多在临走前给了我一沓厚厚的资料，是20多名犯人写的一些话。从笔迹和语言上能看出大部分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基本上都是以“亲爱的费尔南多”或是“亲爱的先生”为开头，内容无一例外都在陈述他们在狱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食物的短缺、环境的恶劣、卫生状况得不到保障以及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等。其中一个叫伊萨·卡马拉的15岁的孩子写道：2010年2月5日，是我入狱的第一天，因为打破车窗我被判刑三年。很久之前我就离开了家，父母都还在，只是他们无力抚养我。牢房很小，住了七个人。疟疾让我浑身难受，没睡过一个好觉。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狱，我希望能重返学校，努力念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再找个好姑娘结婚。我很想念我的父母，我要回家向他们忏悔，我希望一家人能好好生活。亲爱的上帝，请帮帮我吧。
看完这段简单但也还算流畅的话语，我不禁有些担心，阿卜杜尔如果出狱，他又能去哪里，去干什么？伊萨至少还识字，阿卜杜尔并没有受过教育。可眼下情况，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开庭那天上午十点我就到达现场，我的计划很简单，把保释金交上去后，带着阿卜杜尔先去药店尽可能多地给他买一些药，再去咨询那位律师，看看她是否能给阿卜杜尔日后生活一些建议。约翰·苏米利亚（中），16岁。以前曾是木匠学徒，因被控告偷盗收音机入狱两年。我看到一位年长的法官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和不同的人交谈，看上去非常忙碌。据说他深谙塞拉利昂法制体系中的各种利弊关系，在每个案子中都能起到关键作用，老实说我真希望我认识他，或许能对阿卜杜尔的案子有些帮助。走进审判室后，一位一脸严肃傲慢的红发女士坐在当中，听说她也是当地法官。整个审判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大约有10名囚犯在排队等待裁决，阿卜杜尔就在其中。他看上去有些无措，我挥挥手示意他镇定一些，他点点头。
审判开始了，那名女法官按例询问了阿卜杜尔一些基本问题后，就和一旁的同事不停地讨论案件。随后，负责这起案子的那两名工作人员提出要32万利昂币保释金，毫无商量的余地。这样反复随意的更改价格实在让人恼怒。我算了算还剩下的现金，再算算到机场需要的花费，心中有数后我同意支付这笔费用，毕竟我们的初衷就是要帮助阿卜杜尔逃离牢狱。
趁还未出结果的时间，我出去兑换了一些现金，回来后法官告知还有一个小时阿卜杜尔就可以释放，我松了一口气，当时是十一点，距离起飞的时间还有四小时。弗里敦的天气极其闷热，加上事情并未结束，让我的心情愈发焦虑。我出门买了一瓶冰镇汽水，试图让自己稍微冷静下来。门口有不少人，或踱步或轻声交谈，他们和我一样也在等待某个人的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丁点儿阿卜杜尔的消息。我算了算，返回酒店拿行李再赶去机场至少所需的时间，我必须在一小时内出发，否则就有误机的可能。正思量着，远远看到阿卜杜尔跟着法官和警察走向我，难得地面带微笑。因为还要签署一些文件，我和他到另一个房间。文件、纸张散落一地，房间里挤满了人，有衣衫褴褛的乞丐、一脸严肃的警察、穿戴华丽的贵妇、以及西装革履的律师。当时已是下午两点，我有些焦虑，越到最后越是担心哪个环节出错而导致之前所做全都徒劳无功。每天早晨把犯人带到当地法庭的大卡车。
费尔南多·莫勒里斯（FernandoMoleres）西班牙摄影师，擅长纪实摄影。“塞拉利昂青少年监狱”和其他摄影作品均获过荷赛奖等众多奖项。费尔南多一直把目光锁定在渴望庇护的弱势群体上，记录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
终于，阿卜杜尔办完了所有手续，考虑到所剩不多的时间，我塞给他40欧元，嘱咐他一定要去买药，尽可能去找一些能帮助他的亲人。阿卜杜尔紧握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此刻我们都有些激动，我向他承诺，不久后我和费尔南多一定会再来看他。
我用仅剩的钱叫了一辆出租车，路上我凝视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象，在堆积成山的垃圾堆旁走过的百姓，受战争所累在街边乞讨度日的残疾人，路边还留着战时烧焦的、墙体布满弹孔的房子、城中河水污浊不堪，蝇虫乱舞。这般景象实在是令人心生唏嘘。虽然我心里一直在惦记回程，但老实说我还是希望能为阿卜杜尔再多做一些什么，当然这也正是费尔南多所希望的。记得当时还有一个男孩坐在阿卜杜尔旁边，差不多的年纪，形容枯槁，不知还要等待多久才能等来他的幸运。我们的能力在这些无助的脸庞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太多不公平发生在他们身上，而善心的举动却少之又少。只是因为该死的贫穷和不可控的战争，他们在最好的年纪深陷牢狱。我不知道将来还能救助几个“阿卜杜尔”，很多时候我也只能像他们一样等待、祈祷，不至于被绝望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