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杜威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这原本是一次纯粹消遣的旅游，但他的中国学生得到消息后，立即协商请他来华，其中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的胡适。留学美国时，他曾师从杜威。
杜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对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在杜威到达中国之前，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曾师从杜威的学生纷纷撰文推介自己老师的生平和学术思想。胡适概括的“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这一实用主义的治学方法，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
到中国后，杜威在各地发表讲演，阐述他的教育理念，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下，杜威毅然决定继续留在中国，以便近距离观察这场变革。而他“思想自由”的理念，同处于启蒙状态的中国广大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伴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杜威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1919年12月《亚洲》杂志上撰文：如果还有人对中国人的爱国力量持怀疑态度，那么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
杜威中国之行的影响大大超出了预期。胡适曾评价：“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而胡适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也即将投入中美交流的大潮中，成为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人。
1937年7月20日，一份电报呈于胡适案头，电文言简意赅：国民政府敦请胡适出任新任驻美大使。胡适醉心学术，曾发誓“不入政界，不愿为官”，这令他在内心深处对这份邀约颇为抵触，但当时战火中祖国的呼唤，又促使他毅然受此重任。为宣传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他在美利坚大地四处奔走，发表了大量演说，“场数之多，水平之高，影响之大，为历来中国驻外使节中所罕见。”胡适的这些工作，给与他经常打交道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眼中：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纽约时报》也曾这样评价道：“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中国赢得支持。”胡适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太平洋战争后中美携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威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的学生胡适则为中美两国携手铺路搭桥。胡适与杜威的故事，就是中美两国故事的缩影。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绩溪人。曾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辑、北京大学校长等。主要著作有《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等。在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之际，国民政府亟须美国的支援与帮助，故特任胡适为驻美全权大使，开始艰难的外交之旅。图为胡适呈递国书前与美国国务院大礼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