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女郎出游图民国瓷绘名家毛子荣所制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之局部。（左图）
■毕竟全身无色相，善如龙女雨相随。毛子荣所制粉彩时装人物帽瓶，高47厘米。（右图）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将时代新女性予以理想化的形象运营，一洗传统古装美人瓷绘之程式化形象。它的出现，标志着瓷绘艺术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审美求变意识，开启了瓷绘艺术关注现实世界的新篇章。只可惜生非盛世，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景德镇瓷业萧条，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仅仅盛行18个春秋即告夭折，犹若流星划空，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也正是由于其生产时间短暂，加上经过战争及“文革”的破坏，使得它的存世量尤其稀少，所以也弥足珍贵。■不爱浓妆巧画眉，天生美质世间稀。民国瓷绘名家洪步余所制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之局部。（左图）民国“摩登女郎”的经典形象
民国初年，西风东渐，追逐新潮的海派服饰成为新女性公认的时尚。随之，在瓷都景德镇的彩绘瓷器上，也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以“摩登女郎”及其生活为装饰题材的时装人物粉彩瓷。它一洗传统古装美人瓷绘的程式化形象，将现代新女性的现实生活予以理想化，通过夸张大胆的笔触，将时装形象融于瓷绘艺术。同时，通过新粉彩技艺的运用，结合西洋水彩画技法，让人物面部勾线与服饰晕染能细微地表现明暗层次，色彩鲜明艳丽，极具现代绘画的气息。
粉彩时装人物瓷器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瓷器绘画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审美求变意识，开启了瓷绘艺术关注现实世界的新篇章。这些瓷画艺术家将目光瞄准时代进步的最前沿，画面描绘了颇具时代气息的女性服饰装扮。尤以勾画摩登女性的时尚生活为主，着意表现国门初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记录了新旧交替时期人物与时装变迁的历史信息，体现出变革时期的社会思潮与审美特征，同时也鼓舞着新式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民国摩登女郎，1920年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发行的月份牌，周柏生绘。（右图）
与传统仕女瓷绘不同的是，民国时装粉彩瓷器上的女性，都一律身着文明新装，画中人物身份、服饰、器具及背景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时装区别于古装，以摩登女郎取代传统仕女，以现代西式洋房取代传统台榭楼阁，这些特征几乎反映在每一件时尚女性彩绘瓷器上。随着西式建筑与现代器具介入画面，时装人物瓷器便记录了浓郁的东方诗情与西式浪漫，将现实气象与古典想象熔于一炉。在民国早期的景德镇，有很多著名画师（如“珠山八友”的王都）参与了时装人物瓷绘的创作，在艺术创新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如洪步余的典雅、毛子荣的清新、潘肇唐的飘逸、梯青室的玲珑、益友斋的素静和桐华居的明艳，有如春兰秋菊，各擅其芳。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时装人物瓷绘与月份牌堪称双峰并峙，代表性地塑造了民国初期时尚新女性的经典形象。
■比玉香犹胜，如花语更真。这对“三百件”掸瓶，系民国时装人物瓷绘大家洪步余所制，作于民国五年（1916年），画面人物众多，画工极其精湛，系洪步余早期瓷绘代表作。（左图、右图）在一幅幅充满时代气息的时装人物瓷绘作品前，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融合后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到处可见的“洋”物无疑成了那个年代“时尚”的代名词。在这些瓷绘作品上，洋人、洋房、洋车、洋装、洋伞、洋犬、洋乐器、洋家具、洋摆设……连同呈现出这些艳丽色彩的瓷画颜料—洋彩，也大都是刚刚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化工釉料。这些数不胜数的时髦“洋玩意儿”和画面上诸多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搭配，创造了独具特色、气质迷人的新一类瓷画品种。画面之外的题款诗句，既有传统书画作品中常用的古典诗词，又有与画面上的现实生活主题相符的带有舶来文化元素的题句，画意与题句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只可惜生非盛世，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景德镇瓷业萧条，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也于上世纪2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现的昙花。但是，作为中国瓷绘艺术的一枝奇葩，民国人物粉彩瓷恰似划空的流星，短暂而耀眼，承载一个时期的历史信息特别丰富，是了解民国早期时尚女性生活的生动剪影，亦是特定时期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人如玉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民国，高23厘米。
迎合了当时城市青年的审美意趣
民国瓷器中最具文化特征的当属时装人物画瓷器，这类瓷器展现了民国初期的新时尚，在瓷绘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划时代的新面貌。
时装是近代出现的服装现象，约在17世纪，巴黎成为时装中心，以后由欧美蔓延到亚洲，中国的时装从产生到现在只有近百年的时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人从古装的禁锢中走出，作为东方大都会的上海最早出现了时装热，时装人物画瓷器也应运而生。时装人物画瓷器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对旧礼教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瓷器上原先画的古装人物等旧题材，日益不受新顾主的青睐。时装人物是新文化运动洪流中的弄潮儿，他们是以时装为群体的共同表记，时装和时装人物也在瓷器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迹。
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张朋川先生最早对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引起注意并进行研究，是从看到一件涂满红油漆的大瓷瓶开始的。这件涂着红漆的瓷瓶下部剥落出小块画面，露出一些女子穿的裙裤。出于好奇心，他买下了文物商店的这件瓷器，用香蕉水慢慢洗掉了瓷瓶上的红漆。随着瓷瓶上画面的逐步显露，瓶腹的正面出现一个女子坐在椅子上拉手风琴，四周还有女子、小孩在围观和倾听演奏，这在当时是时髦新鲜的事情。瓷瓶的肩部画着两面交叉放置的旗子，一面是五色旗，这是中华民国早期的国旗。另一面是18颗星旗，经查证，这旗上的18颗星原代表全国18个行省，也曾临时作为中华民国最早的旗帜，在1912年则成为中华民国的陆军旗，这是民国早期陆军旗的珍贵资料。画面左上方有行书题款“美色清华。己未夏洪步余作”。为1919年（民国八年）夏天的作品，时值“五四运动”正蓬勃开展，也是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这件绘着女子奏手风琴画面的瓷瓶，透露出时代新潮的气息。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有着各种器型，主要的样式有从清代观音尊演变而来的双耳大瓶，也被称作掸瓶。也有器形较小的瓷观音瓶，还有花觚、盖罐、帽筒等等。这些瓷器都是成双成对的，绘着图像相同的时装人物画，但一对瓷器上的图像作左右朝向，这是传统艺术中寓意和合成双的富有特色的表现手法。除了以上成对配置的器形外，还有镶于木挂屏上的彩画瓷片，瓷片的形状有八角形、叶形、菱花形等，更有茶壶、小杯、肥皂盒、粉盒等小件容器，偶尔还有塑有时装人像的瓷花插。瓷器上的时装人物图像以鲜艳亮丽的粉彩绘成，有着多层次的浓淡变化，透出现代绘画的气息，称作新粉彩瓷画。
■燕尔之喜民国瓷绘名家杨青山所制粉彩双耳瓶之局部，该件作品是迄今所见唯一绘有民国婚礼场景的粉彩瓷器珍品。粉彩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主要作为婚礼嫁妆和喜迁新居的陈设品，这类瓷器的使用者大多应是青年人，他们最易接受新事物，也崇尚新事物，成了购买时装人物画瓷器的主要顾客群。在瓷器上绘制形形色色时尚人物的生活和活动场景，迎合了民国早期城市青年的审美意趣。■带子同玩赏，红颜十八春。粉彩时装人物盖罐，民国，高38厘米。
■生成美色画难成，秋波辗转动人心。粉彩时装人物将军罐，民国，高34厘米。
■玉人如花月，美色正清华。粉彩时装人物罐，民国，高28厘米。
■佳人多趣乐。粉彩时装人物茶壶，民国，高13厘米。（上图）
■有美人兮颜如玉。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民国，高23厘米。（左图）反映了民国早期的时尚习俗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在收藏价值上虽然不能和官窑瓷器相比，但是作为保存一种特有文化形态、反映民国早期特有时尚习俗的媒介来看，其意义又非其他瓷器可以比拟。在漫长的历史中生产过数不清的物品，唯有反映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典型物品才有保存意义。
民国以前的瓷器，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相对较少，人物画的主角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人物，很少表现家庭生活，更少画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在瓷器上画身穿时装的摩登女性，在中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只有在民国初期这段时间里才集中地制作生产出来。这类瓷器大多数是有题跋纪年的，笔者曾见一幅珍贵的时装瓷绘图片，实物为1912年生产的时装人物瓷器，可以说明时装人物瓷器的绘制始于民国元年。这件瓷器，器型为粥罐，罐身正面绘一身着高领长袄的小脚女人手牵幼童，信步于庭院中，画面为典型的时装人物题材，绘制细腻，设色淡雅，尚有几分晚清浅绛彩的遗韵。该罐背面题款为“壬子冬月永康氏作于汉皋”，壬子即1912年，此为时装人物粉彩诞生于民国元年的明证。■汗湿红妆花带露，云堆绿髻柳托烟。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罐局部。
耐人寻味的是，这件时装人物粥罐，虽为典型的景德镇所产瓷器，但其彩绘却在异地，如其作者在题款中言明作于“汉皋”，汉皋即武汉的汉口，与武昌皆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可谓开启中国现代史的先声之地。第一件时装人物粉彩瓷在民国元年绘于汉口，也充分折射出它赖以滋生的时代背景。该罐彩绘作者据称为永康氏，对于这位画师画风的了解，苦于其作品传世极少，难以窥知全豹，唯另有一件绘于丙辰年（1916年）的直筒提梁壶，绘画题材同为时装人物，画法、设色与前者略同，而其款识的“丙辰春月永康公司作”，大抵可知作者同系“永康”。因此，这位姓氏不详的“永康氏”，其于民国元年绘制的时装人物粥罐，即时将民国新女性的时尚姿容绘制在瓷器上，堪称民国时装人物瓷绘的先驱。■嬉生莲步稳，情惹柳丝牵。粉彩时装人物帽筒局部。（左图）新风时尚不可遏止地蓬勃发展，社会上兴起移风易俗的热潮，新生的市民阶层孕育着新的审美观念和追求，追逐时髦渐成沿海城市市民的风气。作为东方大都会的上海率先掀起时装新潮，他们厌弃画着陈旧内容和古装人物的瓷器，这给饱经动乱而日益凋敝的景德镇瓷业带来新的商机，时装人物画瓷器就是为了适合新市民的欣赏趣味而产生的。
这股时尚新潮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的前夕，在这前后十余年间，正是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最兴盛的时期。在笔者的时装人物画瓷器研究资料中，题记年代最晚的为1929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这件时装人物画瓷器，是画着《游园图》的深腹盖罐，图中妇女的服饰已摆脱了古装的模式，发型变短，衣服领口放低，袖短露上臂，裙高露小腿，不再把身体包得十分严实，时装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半榻有诗邀月共，一生无事为花忙。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民国，高23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帽筒，民国，高28厘米。虽昙花一现却风华不泯
时装人物画瓷器只是在民国时期的十多年中昙花一现，却多姿多彩地描绘了时装人物初生乍起时的众生相。这些瓷器上的时装人物画有着丰富的题材内容：有的绘时髦女子卓立于人群在演奏手风琴；有的绘众女休闲赏玩笼中学舌的八哥鸟；有的绘新式女子对镜观看新剪短发；有的绘两个姑娘在头上插花，相互比看妆扮。在两件瓷器上还各画有女魔术师表演的新颖别致的场面，女魔术师们的额发梳成刘海儿式，上穿坎肩，下着马面裙，手提“文明”棍（拐杖），有的将手伸进作为魔术道具的大布包裹中，以娴熟的手法演变魔术，当时女子变魔术是作为体面风光的事绘在瓷器上的。
《摩登女郎出游图》是时装人物画瓷器常见的画面题材，有的描绘妇女们在夏日下手持绸阳伞结伴出游，也有描绘妇女手推坐着两个小孩的藤车，前有少年背绳拉车，携童在街上漫游的情景。还有描绘全家女眷和孩童跑前随后地在花园中玩游。《婴戏图》是瓷器人物画的传统题材，孩子们有的头戴贝雷帽，有的手摇五色旗，有的吹奏小洋号，有的提着小花篮，已经散发出现代生活的气息。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还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穿时装的绅民们的生活环境，时装人物的活动多以花园洋房为背景，精心地画出水泥做的尖头塔形柱、起伏有致的围墙、蜿蜒伸展的长廊和有着花饰柱头的廊柱、制作精巧的石质或木质的栏杆、圆形过道门、悬挂在粉白墙上的各式壁灯、细巧而互相叠合的百叶窗、五色斑斓的彩色玻璃窗、垂吊着紫藤花的棚架。花园中绿柳、红桃、青松、翠柏等树木参差掩映。但室内陈设却处处遗存着旧文化的样式，置于案头的线装书、鼓形镂空瓷凳、长方形的漆枕、精致的红木家具、饰有团花的锦绣窗帘、荷叶形的瓷盘和有着红木托座的橙色瓷花盆、树根制成的高腿花盆架，都盛贮着往时的气息。洋式用品也占有不少位置，欧式木躺椅和藤编圈椅、带着各式玻璃罩的壁灯、铁管制成的折叠椅和放置花盆的高架、西式独腿三足圆桌、以铁条盘出弧形花纹的铁门，又透露出西方文化的风采，在摩登家庭中处处能看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现象。时装人物画瓷器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时尚风俗的演变，也展现了民国瓷器的特色。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都是看花人。毛子荣所制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之局部。时装人物画瓷器又是一部民国早期的时装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到现代服装在中国初始阶段的状况。民国初年留存至今的时装人物照片已很稀有，过去被忽视的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对于研究民国初年的风俗演变和时装发展的情况，难得地提供了大量具体的形象资料。在1916年绘制的时装人物画瓷器上，妇女的发髻低平、宽鬓长垂，她们身穿高领紧身长袄，这种式样的服装有“文明新装”之称。在丁已年（1917年）的瓷器上画的女子，许多梳着燕尾式前刘海儿的发型，这是民国初年青年女子流行的发式之一。
■玉人如花月，美色正清华。粉彩时装人物罐，民国，高28厘米。(图1)
■古砚不容留宿墨，清瓶如意插新花。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民国，高23厘米。到了己未年，也就是19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有着“己未年夏月”题款的一件腹深盖罐瓷上绘制了《梳妆剪发图》。图中有一女子坐于方桌前，手执玻璃小方镜，细看剪过的头发样式，新剪出发型是变化了的前刘海儿式，顺着额头分开下飘两缕轻盈的鬓发。衣领开始放低，衣袖也微向上收，已不再忌讳露出臂腕。而戊辰年（1928年）的瓷盖罐，上面画的女子已是现代的装束，头发已剪得很短，只在脑后扎两个下垂的小发髻；衣袖很宽大，露出半截小臂，上衣变短，下缘收至腹部；衣裙也变短，裙摆刚能遮膝，露出的小腿上，穿着各色的长筒袜子，女孩还穿宽而短的裤子。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时装，宣示着与古装时代的彻底告别。
美人如画，妙手丹青，正是那些知名与不知名的画师，造就了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别样的艺术风采。作为中国瓷绘艺术之苑中的一枝奇卉，民国时装人物瓷器的制作时间不及同时代的月份牌广告画长久，它只经历了短短的18个春秋即告终结，其原因虽关乎时政、经济等社会因素，却未免不令人深感遗憾与费解。
时装人物粉彩瓷存在的18年，正是民国早期战乱分裂的时代。无论政权如何更替，生活终将继续，只是孩童手中的北洋政府五色旗变成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才让人想起那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百年时光，倏忽而逝，曾经的新潮时尚与流行趣味，早已化作昨天的记忆。但是，对美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和平安宁的渴望，这些人类共同的情感，依旧穿越时空，拨动着你我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