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德里克坟墓的宝藏蜜蜂，公元五世纪，黄金与石榴石。1653年5月27日，一名工人在图尔内圣布莱斯教堂墓地边上拆迁一所宅邸时发现了一个地洞，内有多种珍贵的文物：一把礼仪剑、胸带、首饰黄金、镶有石榴石的掐丝珐琅、金牛头和一个写有“国王希尔德里克”（ChildiriciRegis）字样的金戒指，以及300个金蜜蜂装饰。希尔德里克在图林根的时候以金蜜蜂为装饰，那是图林根人臣属于匈奴时的风俗。
克洛维一世（ClovisⅠ，公元466年～511年），法兰克王国和墨洛温王朝奠基人。
苏维汇人（拉丁语：Suebi或Suevi），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入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个古代与中古时代的世界
自公元4世纪起，罗马帝国就遭受到匈奴人的入侵，人民被向西驱赶。这一入侵活动使撒克逊人到达了布列塔尼地区（今天的英格兰地区），使西哥特人、苏维汇人（拉丁语：Suebi或Suevi，其族名可能来自于原始日耳曼语swēbaz，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入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及汪达尔人（古代一个东日尔曼部族，在民族大迁徙中于公元429年占领今北非突尼斯一带，建立了汪达尔王国）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使阿拉曼人（又译阿勒曼尼人，Alamanni、Allemanni或Alemanni，这个名称源自位于美因河上游区域的日耳曼部落同盟，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公元3世纪时，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宣称击败了阿拉曼人）和勃艮第人（属于东日耳曼民族的部落，可能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移居到丹麦的勃恩霍姆岛，勃恩霍姆岛在古丹麦语中称为勃艮第霍姆，就是勃艮第岛，然后又向欧洲大陆迁徙，古代关于维京人的诗歌说他们是从“勃艮第”来的，因此被称为勃艮第人）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定居下来，使哥特人进入罗马，并且使法兰克人在高卢定居下来。
因此，古代世界并没有经历激烈的动荡就向其他文明敞开了文化的怀抱，并对这些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皈依基督教就是其中最壮观的文化交流的表现之一。在整个西罗马帝国时期，君士坦丁王朝（公元306年～363年）在行政管理、经文、建筑与艺术作品的传播中起着主导作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的结束。
权力及其表现
自希尔德里克（法语：Childéric，Childericus是其拉丁文形式）统治时期至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被废黜（公元751年），一共有三个世纪见证了中世纪在永恒的罗马帝国理念中的诞生，传统的历史文献把克洛维的登基作为墨洛温王朝时代的开端，这就形成了中世纪的开端——其中，公元451年卡塔隆平原战役（BattleoftheCatalaunianPlains）是一象征性的时间节点，战争中由罗马将军埃提乌斯带领的“文明”与由阿提拉率领的匈奴“野蛮”之间的冲突，宣告了西罗马帝国领土的改变。
如果说王室的特征在墨洛温王朝时代突显出来，那么现在留存给我们的文书与物品则是权力在某些物质性和象征性方面的表现。在达戈贝尔特（Dagobert）王位的周围，聚集着权力的行使、文凭、法典、印章、货币以及华丽的武器等代表性作品。在古代世界以及拜占庭世界里，王位的形象及其相应的象征物可以作为遗产在君主制的表现形式中予以继承。王宫中奢华的物品用最高贵典雅的材料装饰。金银与源自印度的石榴石镶嵌结合在一起，紫色烘托着羊皮纸文稿，象牙制品与君士坦丁堡的丝织品激发着艺术家的灵感。
在人间与在冥间
公元6世纪至公元10世纪期间，基督教是艺术创作的核心。作为权力的代理人，主教在行政结构（该行政结构重新采用罗马行省的网格结构）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基督教的建筑采用便于进行礼拜仪式的设施，设施上的装饰全部都具有象征的力量：十字架无处不在，圣子受到祈祷书的赞颂。圣人的生活拥有大量的趣闻轶事，因此，围绕着对圣骨的崇拜以及建立在他们的奇迹之上的希望，也激发了一种新的笃信宗教的形式。
在冥间的旅行似乎使人们感觉到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之间巨大的差异。如果考古学家在此前的坟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那么他们就会注意到：公元7世纪时，陪葬品逐渐消失了——这表明人们在畏惧死亡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一些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的石棺与城市大型公墓，证明在担忧死后灵魂是否得救的世界中葬礼艺术的地位。
文字
墨洛温王朝的修道院的抄写室尝试过各种书法探索，在这些书法探索中，几百份拥有古老传统的安色尔字体与半安色尔字体以及草体的手抄本与残卷存留了下来。这些抄写室中最古老的抄写室位于罗马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在南部以及罗讷河河谷地区（里昂），而其他抄写室被建在高卢的整个领土范围内：科尔比、图尔、弗拉维尼、布尔日、弗勒里、圣·梅达尔·德·苏瓦松，每个抄写室都会制定自己的字体，例如：吕克瑟伊的角状拉长的小写字体、谢勒的所谓的az字体、又或者是拉昂的断断续续的书写法。传播的文书主要是圣经及其评论、教堂里的教父的作品以及法典。但是，字体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上，还应用到掌玺大臣公署的实践中，以及刻写在各种类型的物体上的、或多或少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墓志铭以及碑文中。这些文字游戏采用的形式有：祝愿、字谜、虚假文本、交织字母，就像圣拉德贡德的指环上的交织字母（将他的名字中的字母交织成一个图案），或者还可以采用巫术的样式，例如：重复说的“驱病咒语”（阿卜拉克萨斯），就像洛桑的十字架上写的字体。
无论是钻研神学还是普及教育，都离不开图书这一知识传播工具，故而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大多设立了誊抄皮纸抄本的抄写室和保存皮纸抄本的图书馆。其中，圣·阿曼德、图尔、科尔比、富尔达、切尔斯、圣高尔等修道院均为当时法兰克帝国读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公元451年，卡塔隆平原战役（BattleoftheCatalaunianPlains），战争中由罗马将军埃提乌斯带领的“文明”与由阿提拉率领的匈奴“野蛮”之间的冲突，宣告了西罗马帝国领土的改变。
墨洛温王朝的辉煌
在技艺与图案的辉映下，各种艺术形式都在这里展现出来。与雕刻和绘画相关联的建筑艺术开启了墨洛温王朝辉煌的全景。受到拜占庭世界的激发，象牙制品的艺术作为插图出现在今天高卢东部收集到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以圣·吕皮桑的福音书为主。出现在手抄本中的颜色同样也是建筑物上的颜色。在火焰艺术领域，玻璃雕刻匠精湛的技艺令人称奇。金银匠与铁匠精湛的技艺通过珠宝商的景泰蓝，以及“帕尔曼”夫人珠宝上精美的金银丝细工或者金银丝嵌花术表现出来。肖像学的研究使得可以考虑运用某些受欢迎的主题，例如：在昂代讷圣龛上伸展的绠带饰，以及在克莱普索的胸针上无限组合的动物形状的装饰图案。
结束描绘人物图像的作品选集，就是质疑在墨洛温王朝时代盛行已久的信仰。因此，加洛林文艺复兴是以连续而非中断的形式出现的，而墨洛温王朝的艺术在这里借助圣马克西曼（Saint-Maximin，法国的一个市镇）的平台发展到高潮，成为了中世纪最高的艺术。
走向一个新的王朝
如果说公元751年矮子丕平（PépinleBref，公元714年～768年）的加冕礼标志着法国社会进入了加洛林文明时代，那么墨洛温王朝艺术的主要表达方式继续在公元8世纪下半叶表现出来。
但是，他的统治见证了新的政治与宗教倾向的出现。新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矮子丕平的加冕礼就体现出这种密切的联系得到了落实。同样，他实施的宗教改革使人们采用了罗马的礼拜仪式并制作了新的礼拜式书籍。甘多尼斯福音书或者热洛诺圣礼书都属于这种礼拜仪式更新的结果。这些手稿说明墨洛温王朝时代的艺术形式具有真实的连续性，并揭示出墨洛温王朝时代的艺术形式在圣象领域的演变。克洛维一世带领士兵跨越阿拉曼尼人（又译阿勒曼尼人，Alamanni）的主要区域，后来，曲尔皮希战役中，克洛维一世在其他法兰克部落的帮助下，战胜了阿拉曼尼人。
公元493年，克洛维一世与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德（Clothilde）成婚。在其劝说下，公元496年，克洛维一世受洗归入基督。
加哈扎宝藏的许愿十字架，公元7世纪中叶，黄金、蓝宝石、纯绿宝石、紫水晶、岩石结晶、珍珠、珠母以及玉石。
勃艮第公主、克洛维一世妻子克洛蒂尔德（Clothilde）。法兰克王国
不过，一直以来，对墨洛温王朝都有一个误解：在教科书的装饰图案上，懒洋洋的君主躺在牛车拉的床上——这一场景象征着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是一个被称为懒惰的王朝的代表，很快就要被一个更加具有活力的家族——加洛林王朝所取代。
自19世纪以来，法国的历史对于墨洛温王朝很少有温情：在危险的王后与厚颜无耻的国王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个体面的人物形象。事实上，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的、奥古斯汀·蒂埃里的《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故事》，向大众传播了粗暴的、懒惰的或放荡的墨洛温王朝的神话。总而言之，野蛮人不适合管理有组织的王国，加洛林王朝取而代之是合理的。
根据蒂埃里的观点，这种不可救药的野蛮状态与日耳曼的血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入侵者表现出无法与见多识广的高卢-罗马阶层融合的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学校同样也注意到对墨洛温王朝的“伟大分享”喝倒彩：将其领土划分给每一位继承人的国王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民族观念。总而言之，墨洛温王朝时期不能构成中世纪法国的起源，却构成了国家叙事的某些不光彩的内容。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对法国历史上的法兰克王国进行讨论，那么从前人们对他们进行的大多数判断都是值得推敲的，这其中不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因此，蒂埃里描绘的所谓“征服者的种族”无疑在罗马世界里有更多的文化根源，而非在日耳曼。自公元4世纪起，许多来自法兰克的战士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中服役，并且有些战士还身居要职；马格嫩提乌斯皇帝（公元350年～353年）与阿博加斯特将军就是出自这一阶层。同样，在军队的调动中，法兰克各独立的部落与帝国达成联盟，这使得这些部落于公元5世纪中期在高卢北部的定居变得合法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书本上以及考古学上的成果，就会发现最早的墨洛温王朝的人们呈现出被极大地罗马化的形象。因此，希尔德里克一世（ChildéricI，公元440年～481年）在公元481年安葬时，有一个带有图章的圆环形拉丁碑文。他的儿子克洛维（Clovis，公元466年～511年），在公元508年获得了名誉执政官的头衔，并且他的孙子们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保持着定期的通信关系。公元6世纪40年代，愤怒的国王特奥德贝尔一世宣布他了解到拜占庭人仍然把法兰克人当作罗马的传统敌人；帝国同意将法兰克人从侮辱性的名单中撤消，如果不是以平等的态度，至少也要用比对待其他人民更加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法兰克人。公元7世纪，墨洛温王朝毫不犹豫地再次提高其罗马属性。编年史作者弗雷德盖克因此声明：罗马人的祖先与法兰克人的祖先是从特洛伊逃离的两个王子的后代；两国人民同出一源，应该追求同样的荣耀。
事实上，墨洛温王朝的日耳曼身份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问题。如果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法兰克人的国王”，并且其统治区域被称为法兰克人的王国，那么这一民族的定义掩盖了某些真相。法兰克人民有一项最远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举措，那时，许多力量薄弱的小部落集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此外，在克洛维（公元481年～511年在位）统治结束前，法兰克人没有统一的王权。另一方面，与高卢-罗马人的族内婚很早就被证实了，并且很可能有许多民族身份的变化。事实上，在大约公元400年的时候，他们越是在高卢北部表现出“罗马”的样子，在一个世纪之后就越像一个“蛮族”：法兰克的地位表现出众多的司法与税收优势，这种情况下，种族认识得到发展。公元7世纪末，卢瓦尔河北部所有人都是法兰克人，除非有人提出其根源是本土的还是迁移过来的问题。此外，“法兰克人的王国”还包括隶属于墨洛温王朝的勃艮第人、阿拉曼人、图林根人以及巴伐利亚人。政治与民族认同很少只适用于中世纪。
此外，公元6世纪40年代的一位主教庆祝提乌德贝尔特一世（Théodebert，公元500年～548年，533年～548年在位，是墨洛温王朝的奥斯特拉西亚国王）成功统治了一个这样的人类社会：“如果你的权杖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你的臣民就是众多的；如果你的人民是多样的，那么你的统治就是统一的；如果你的王国是稳固的，那么你的统治权就要延伸”。总而言之，墨洛温王朝很大一部分采用了古老的统治管理实践，无论这些管理方式是墨洛温王朝直接从罗马学到的，还是从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以及东哥特人（东哥特人罗马化的程度高于墨洛温王朝人民的罗马化程度）那里接受的。因此，自公元6世纪30年代起，墨洛温王朝拥有一个几乎可以称作是国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统治者颁布法律、领导军队并建立税收制度。从罗马城市地图上获得的大部分领土不但被划分成许多区域，而且在这些领土上，国王对拥有公爵、贵族称号或伯爵等古老头衔的重要行政官员进行任命。这些官员仍然受到皇宫的密切监视，并且很容易就会被撤职或被调动职务。任命、提拔以及罢免官员使得国王能够控制整个政治社会。同样，同时代的人从不会揭露墨洛温王朝统治者的“懒惰”，但是却会揭露墨洛温王朝过分滥用权力！至于拜占庭人，他们表现出钦佩的样子，公元6世纪80年代，编年史作者阿加斯亚写道：“从本质上而言，法兰克人拥有罗马人的政治制度，他们遵守相同的法律，在涉及到契约时，他们又有相同的习俗……法兰克人在他们的城市中有一些法官……并且，对于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让我觉得他们的文明程度很高并且非常有教养。”克洛维的孩子正在练习作战技术。
达戈贝尔特一世（公元602年～639年），公元623年至639年在位。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曾与拜占庭帝国订立友好条约；打败过布列塔尼人的侵犯，东征斯拉夫人，并将首都从奥斯特拉西亚迁至巴黎。达戈贝尔特一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直至墨洛温王朝结束，朝政由宫相掌握，被称为墨洛温王朝中的“懒王时期”。法兰克的杰出人物在罗马法律下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养成了对文字的兴趣爱好。此外，国王颁布了许多文书-任命书、赠与证书、命令、判决书等等，并且等待收到相应的回复。在这种背景下，在墨洛温高卢存在一种官僚主义的心理，这种心理促使人们保存档案资料并进行旨在使新文本的设计更加便利化的文件收集整理。不幸的是，直至7世纪中叶，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都是莎草纸；文件经常丢失，由此导致的档案资料的空白使行政管理不完善的法兰克王国变成了神话。
相反，加洛林王朝时期保存下来的大量的耐用的羊皮纸文件，则有可能使人们高估查理曼大帝的管理能力。
公元500年左右，皈依天主教的墨洛温王朝表示其领导了一个基督教的王国。自克洛维统治结束起（公元511年），王室增加了教堂、修道院或慈善机构的设立。不但如此，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与王后还作为罗马教皇所在地的重要对话者出现，并就公认的教义、教会纪律或向遥远地方的人民传教布道等问题进行对话。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SaintGregoryItheGreat，公元590年～604年出任教宗）的书信集就记载了法兰克统治者对此类宗教事务的重视。尽管存在一些局部的紧张形势，但是教会还是给予了墨洛温王朝国王特殊的地位，因为国王有责任拯救其所有的臣民，主教们很乐意宣布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根据公元7世纪20年代末在克利希召开的主教会议，克洛泰尔二世（ClotaireII，公元584年～629年在位）设立了一个“预言部门”。
达戈贝尔特的王位座椅，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铸造的以及雕刻的铜合金、铁制器具、镀金。一代人之后，一位高级神职人员给达戈贝尔特国王的一个儿子写道：“你是上帝的使者，上帝授予你这个神圣的职位是为了让善良的人看到你的仁慈和蔼，让罪恶的人知道你能够强有力地审判他人。”在更加实际的方面，教会赠予国王一件能够控制领土的补充性工具。事实上，自克洛维时代起，国王保留了在其整个王国内任命主教的权力。通过选择能够经受住忠诚考验的人物，或者通过利用地方候选人之间的对抗竞争，精明的统治者就可以占据最难以管理的城市。只要伯爵与主教是仇人，墨洛温王朝就能确保两个地方性代理人相互监督。
罗马文化、良好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信仰基督教的王子，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的确表现出惊人的继承性实践。在公元511年、561年、595年以及639年，几位重要的国王的过世导致其各自的儿子对王国的领土进行了划分。国王去世后，为了支持年轻的王子，人们经常看到领土边界的重新谈判、领土的提前划分，尤其是局部的重新统一。
根据公元7世纪20年代末在克利希召开的主教会议，克洛泰尔二世（ClotaireⅡ，公元584年～629年在位）设立了一个“预言部门”。图为圣埃利古斯（St.Eligius）在克洛泰尔二世面前。
小神殿的环饰，公元6世纪中叶，黄金。卵形的胸针，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石榴石、黄金、玻璃制品。
圣杰罗姆（SaintJérôme），对以赛亚书（Isaïe）的评论，公元8世纪末，羊皮纸文件。墨洛温王国内部的战争非常频繁，竞争者们毫不犹豫地处决或者暗杀各自的敌人，由此导致领土的长期变更，这也使法兰克王国整个版图的精确绘制变得非常困难。然而，日耳曼的古老传统不一定是这种分割领土做法的根源。
自公元3世纪末起，罗马帝国本身经历了领土的分割，在四分省（古代希腊、罗马将省或地区一分为四）时期，经常在王朝的基础上出现领土的分割，在暴力的作用下，领土的变更几乎一直在发生。至于在王朝清除异己方面，康斯坦丁及其继承人毫无怜悯地大开杀戒，以避免觊觎王位者增多。
总而言之，从罗马皇帝的血腥历史的角度来看，死于暴力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的数量仍然是可以被估量的。
在罗马帝国后期领土分割的大背景下，墨洛温王朝领地的分割也用于保护地缘政治利益：领土是广阔的，自比利牛斯山至萨克森，自北海至多瑙河，必须加强指挥领导以便更好地控制或扩展领土。在这一点上，墨洛温王朝的成功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的确，通过消灭继承人或者剥夺继承权的方法，领土分割绝不会导致领土的丧失。
自公元6世纪70年代起，法兰克王国的地理版图围绕着三个或多或少稳定的实体稳定下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所称的“泰尔和斯”——强大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集中了东北部的领土、利热尔区域的多个城市、奥弗涅以及一条朝向地中海的狭长地带；纽斯特利亚王国位于西部地区，它扎根在巴黎盆地中，但是却控制着北部阿奎丹的一些城市。最后，罗讷山谷和索恩山谷被勃艮第王国占据着，这个王国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瑞士以及欧斯特峡谷。理想的情况是：每一个王国都拥有多个权力区，一个能够实施良好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富人区，多个需要控制的区域以及一个用于防御或者击退敌人的有效边界。此外，自公元6世纪末起，这些亚王国使得区域内的杰出人物能够支配一位常驻国王或从中获利，以便捍卫自身的利益。但是，领土分割从未违背法兰克人根深蒂固的统一观念。即使存在一些自称为“奥斯特拉西亚人”“纽斯特利亚人”或“勃艮第人”的大贵族，法兰克王国仍然是最强的统一的象征。最好的标志就是贵族们毫不犹豫地占有各自“泰尔和斯”的财产，没有人对亚王国的分离感兴趣，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的财富。
公元717年之后，墨洛温王朝的王权遭遇了一次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奥斯特拉西亚的一个伟大家族从中获利。这一家族很快被称为加洛林王朝，他们成功地掌握了皇室权力，然后在公元751年夺取王位。
为证明新政权的正当性，新到来的王室的托词是墨洛温王朝政治无能、粗心大意。在查理曼大帝的宣传者的颠倒是非的有效作用下，这个罪恶的传说变成了历史的真相。甚至在今天，墨洛温王朝三个世纪的历史仍然经常在加洛林王朝的帝国形象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尽管加洛林王朝的帝国形象也如昙花一现般短暂。
古尔东的圣餐杯，公元5世纪后半叶，黄金与石榴石。
圣龛圣骨盒，公元7世纪上半叶，白银、石榴石、彩色玻璃小饰物、木制品以及铜制品。
克洛维二世（ClovisII，公元633年～657年），公元639年至657年在位。对墨洛温王朝艺术的定义
在罗马帝国与加洛林文艺复兴之间，墨洛温王朝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包含着延伸和改造的过渡。过去，人们认为它是“野蛮的艺术”“黑暗时代的艺术”或“原始艺术”，但是今天，这种认识被重新评估。
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初对墨洛温王朝艺术史的研究充满了建筑物考古学的新技术以及在整个欧洲大量古代文物的出土，尤其是在有墓地被发掘的农村地区。
其中，构成希尔德里克宝藏的金银制品所采用的金色与红色的交替，是墨洛温王朝审美观念的基石。同样，公元780年前后高卢北部的手稿表现出几十年前的艺术规范的持久性：来自科尔比修道院的圣杰罗姆和他的双盲拱廊，这个双盲拱廊装饰有绠带饰，以及趴在飞禽上的小人物。
在画像领域，有许多作品都是墨洛温王朝的艺术家们继承地中海遗产的表征，例如：茹阿尔修道院的圣-保罗地下室的阿吉贝尔的石棺（公元7世纪后半叶）的头板处装饰有一个被四个享受永生的人环绕的正面端坐的基督圣像，在石棺前面装饰有一个获得最后的审判的神灵启示的浮雕场景，如果这些作品所属的用图形及建筑来表现的传统使这些作品成为了这一时期艺术景观的特征，那么这些作品也见证了高卢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这种继承也通过属于早期基督教文集的绘画主题表现出来。
法兰克王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自然也对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某些表现形式的永久性在东方世界里交替出现着。圣吕皮桑（Saint-Lupicin，是法国汝拉省的一个市镇）的可折合的双连记事板修改了君士坦丁堡时期创造的可折合的双连记事板的模型，圣吕皮桑的可折合的双连记事板的中间的板上有基督与端坐的圣母结合的东方图，但是这种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很可能是默兹画派的。在意大利，拉文纳成为东方与西方的连接点。阿雷贡德坟墓的陪葬品，公元6世纪末。
装饰有伊旦埃姆的盘子，公元6世纪，白银。
墨洛温王朝苏瓦松主教圣德罗森的石棺，公元6世纪，大理石制品。然而，某些高坛板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教堂的木质家具之间，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巧合。例如：始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的开罗圣巴布教堂的门（开罗，科普特博物馆）上有涌出的圣器的装饰图案，而在由两个天使举着的花环上有一个基督的半身像，还有一些托着福音书的人物陪伴着这两个天使。此外，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也自这一时期起维系着欧洲北部。与圣巴蒂尔德及特里尔的圣日耳曼相关的织物就属于这种情况。
墨洛温王朝的艺术作品中的另一个现象是：适应了罗马帝国边界之外的人类文明的技术与装饰图案。事实上，在欧洲中部发现的带有陪葬品的坟墓使人们可以在贵金属艺术领域采用某些技术诀窍的发展成果。
在摩尔达维亚的柯尔克市，一座始于公元4世纪的雕像上的装饰品证实了包含石榴石与珍珠的镶嵌的景泰蓝技术的运用。柯尔克卵形胸针也表现出对自公元5世纪中叶起扩展到整个大陆的装饰图案的运用。
正是在这种非常多样的考验磨炼中出现了标志着中世纪艺术发端的原始艺术。根据各种宣传工具，生产场所的全貌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地图。手稿的上色是在主要位于勃艮第及纽斯特利的多个中心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辨别出吕克瑟伊修道院、科尔比修道院、谢勒修道院、拉昂修道院以及弗拉维尼修道院。在这些修道院中，增加了一些文献资料不太齐全的抄写室，尤其是在苏瓦松以及布里。建筑元素或者石棺的比利牛斯起源，使我们能够确定继高卢-罗马艺术家之后，在高卢西南部存在一些雕刻家的雕刻室。在普罗旺斯，公元5世纪至7世纪的作品也深受古代文化的影响。由于在达戈贝尔特身边的特殊地位，圣埃卢瓦被视为墨洛温王朝时代的唯一一位艺术家，他既是皇家货币的雕刻师，又是礼拜仪式服务上的高级金银匠。因非凡卓越的起源以及稀有性而变得十分珍贵的圣埃卢瓦的某些知名作品，无论是圣丹尼的祭坛十字架的残存部分，还是重现现在已经消失的谢勒圣餐杯的雕刻，都证明了他精湛的技艺。
墨洛温王朝时代的所有艺术技巧都以追求壮观的效果（这种效果首先是通过形式的纯粹来获得的）为目的。通过为增强基督教的影响力而放在作品中的基督教的象征元素以及对装饰的使用，我们可以感觉到主导艺术家的表现力的范例。
总之，如果要对墨洛温时代的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能就要提到象征的力量并汲取托名的丢尼修的作品在这方面的论述，他在《天阶体系》中认为《圣经》的象征表现了神圣的真理和美——它们只能通过具象来表现：“因为我们的悟性只能用物质相宜的事，引导升至那非物质的和沉思的天上圣品等级，即以有形物的美丽作为无形庄容的影像……以物质的光线作为非物质的照明……还有别的恩赐，为天上众灵所超自然地领受的，我们是必须用象征来领受……其实圣言借用许多诗意的比喻，来表示无形的圣事……”（德甘·狄拉克，《基督教的起源》，巴黎，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