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坊间唱衰港片10余年，但不能否认港产片以及香港影人的生命力从未消退。
港产片中的“产”字别有意味，代表着一种有别于纯艺术创作的产业模式或消费品定位，其中一个重要体现便是高度类型化与商业化，以及对流行的追逐、复制。
正因这份“唯有业随身”（林奕华语）的务实姿态，才让港片即便辉煌不再，也能在当下市场中始终保有存在感。
4年前林德禄开启的《反贪风暴》系列是近年来市场表现平稳的港片，自第一部破9000万元票房后该系列便以2年一部的节奏持续产出，2016年的《反贪风暴2》票房推升至两亿元，更让续集势在必行。
9月中，《反贪风暴3》正式上映，以票房走势看很快便可赶超前作。除了反贪题材的话题度，以及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谭耀文等清一色香港中生代男演员构成吸引观众的卖点，该系列还能勾连起一个独属于港片的历史传统，那就是于血缘上相生相伴的廉政电影与枭雄片。
枭雄片是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初接近传记片的犯罪片亚类型，主人公多以五六十年代香港帮派大佬以及黑白通吃的警界探长为人物原型，1991年的《跛豪》和《雷洛传》既是开路者也是典型作。去年国庆档的《追龙》第一次将跛豪与雷洛两大传奇人物并置，引发不少港片迷的怀旧情绪。
廉政题材电影的出现则与1974年为整治贪污而成立的香港廉政公署（ICAC）紧密相关，廉政公署成立1年后就出现了导演吴思远首开风气的《廉政风暴》。
《廉政风暴》讲的是20世纪70年代廉政公署清查黑社会势力及警队高层贪腐的故事，影射了当时的英籍总警司葛柏（葛柏案是廉政公署成立的导火索）以及大毒枭吴锡豪，即《跛豪》原型。
由此可以看出，廉政电影出现伊始就与枭雄片种下了关联，可视作枭雄片的前奏，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的枭雄片则放大、传奇化了廉政电影中的反派角色。
如果说吴思远是香港廉政电影的首创者，那么三部《反贪风暴》的导演林德禄就是这一题材的代言人。年过六旬的导演林德禄出身于电视圈，属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代，早年与麦当雄相近，擅拍写实类影片。但林德禄的履历有一点特殊性——他在1980年加入廉政公署关系处负责宣传工作，服务6年。
就像出身警队的导演陈欣健能够帮萧芳芳的写实犯罪片《跳灰》（1976）编写剧本，林导的一线工作经历得以让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拍摄了根据真实反贪案改编的系列剧集《廉政先锋I、II》，并获廉政公署嘉奖。
进入90年代他又拍了《四大探长》和《廉政第一击》，可见当初的廉政公署工作经历对他影响之深。
《反贪风暴》系列的推出以及《追龙》的出现，虽是旧瓶装旧酒，但至少保留着较纯粹的港片类型港片班底。对于这样的电影，观众还是有接受度的，对当下港片创作而言不失为一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