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女性与现实社会的矛盾
电视剧《欢乐颂》打破了传统女性电视剧作品的叙事模式，这也是该部电视剧获得广泛好评的关键。一方面，《欢乐颂》设定了五位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情感经历、不同家庭生活、不同社会身份、不同人生追求的女性角色，她们代表着为了理想而漂泊在大城市的现代女性，这就与以往讲述白领女性个人奋斗故事的影视剧作品拉开了距离。前者以多视角、多维度的叙事策略，构筑起广阔的叙事空间；后者则主要围绕某一位女性的职场经历展开叙事，相对单薄。另一方面，《欢乐颂》褪去了以职场女性个人奋斗为叙事主线的影视剧作品的虚构性，在加入大量社会现实的同时，使观众产生极高的情感参与，为情感共鸣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前述两种因素所营造的共存关系，《欢乐颂》才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对于很多观众而言，他们在《欢乐颂》中看到的不仅是几位女主角的人生，也是自己的人生。强烈的带入感混杂着对明星的追慕之情，共同奠定了作品的成功。正如布洛所说：“在创作和鉴赏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距离，但又始终有距离。距离过度是理想主义艺术常犯的毛病，它往往意味着难以理解和缺少兴味；距离不足则是自然主义艺术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艺术品难以脱离其日常的实际联想。艺术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和反写实主义的。”②《欢乐颂》的主创团队巧妙处理好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问题，在运用情感冲突、剧情突转等常见手法来展现五位女性主角个人奋斗历程之艰难的同时，还以直接鲜明的旁白设计，将剧情中不易被察觉的细节一一点出。对于观众而言，此种处理手法不仅有助于从更为全面、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审视作品的艺术内涵，也有助于他们在穿插叙事中获得对作品更为全面的理解。
这一创作优势在《欢乐颂2》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稍有不同的是，《欢乐颂2》选择以当下社会中女性更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现实社会的矛盾载体。如邱莹莹与应勤之间围绕处女问题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情感冲突。剧中将应勤的处女情结作了较为夸张的处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也是为了反映中国现实社会中男权话语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间的冲突。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逾越了电视剧的艺术属性，并在网络空间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于现代女性而言，她们的奋斗不仅是为了争取个人经济地位的独立、思想的独立，也需要与传统的男权社会以及思想展开斗争，这就使得《欢乐颂2》设定的“处女情结”具有了普遍意义。
单纯从影视剧作品的角度来说，“处女情结”是表现人物矛盾的切入点，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叙事元素，但它同时还蕴涵着更为深广的现实意义。作为一部讲述现代女性在社会中拼搏奋斗的作品，“处女情结”实则阐述了邱莹莹与应勤二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匹配。在走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之后，现代女性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配偶。《欢乐颂2》试图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但受中国观众追求“大团圆”式结局思维惯性的限制，所谓的“处女情结”问题并没有在整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而是以邱莹莹与应勤的和解而告终。这无疑是《欢乐颂2》的一个败笔。
二、现代女性的隐性忧虑
《欢乐颂》的成功得益于它的现实主义创作策略，通过贴近生活的叙事策略和有质感的画面呈现，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撕开一角。居住在欢乐颂小区中的五位女性，她们在追求人生梦想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被裹挟到残酷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正是由于这种被裹挟到现实中的真实感，“有的人甚至把《欢乐颂》当作人生寓言，认为与其把‘五美’看作各自代表了某一类人，毋宁把她们看作分别代表了人生的某一阶段，青涩懵懂时亟需职场的人情练达，大龄未婚时渴望对象的宁缺毋滥，功成名就时困于内心的命运隐痛，当如上种种与真实人生有了重叠，一部男人拍出的女人戏，竟好似面向女性观众的一场人生交谈。”③
这种来自于现实的冲击最为集中地表现在樊胜美的身上。樊胜美的母亲以及由她一手制造的家庭悲剧，在引发观众强烈反响的同时，也迫使观众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考虑现代女性奋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矛盾。“原生家庭是指父母出生和成长的家庭，父母现在的家庭又是孩子的原生家庭。孩子在家庭中长大，父母的动作、行为、言语以及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对待孩子，都将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其未来为人父母之后的亲子相处方式。”④《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出身社会底层，始终无法摆脱自己与原生家庭之间的联系，娇美容貌和职业是她唯一可以依凭的“资本”。她所遭遇到的问题，已不能单纯用“剩女”来解答。在“污名化”的背后，樊胜美所代表的绝非是单纯的物质女性，亦或是爱慕虚荣。
在推动电视剧《欢乐颂》取得较高收视率的诸多因素中，樊胜美以及她所反映的特定社会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樊母对儿子的偏袒源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将男性视为家庭中心、社会中心的思想。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以《欢乐颂》中五位女性为代表的现代女性的个人奋斗历程，就是与这种传统思想作斗争的历程。但她们又无法从根本上摒弃男性本位思想对自身的束缚。以樊胜美为例，她对恋爱婚姻的虚荣心理，其中也包含着对男性的“依附人格”。“文化是人精神的构成，除了重男轻女，还有顺从。顺从文化，人才会有安全感。樊胜美对父母的孝顺和对重男轻女的默认、屈从，都成了她身上重重的壳……所幸最终，樊胜美终于清醒地划分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界限，父母是她的责任，而哥哥不是。”⑤
对于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樊胜美来说，她的所有行为和抉择都带有鲜明而强烈的原生家庭痕迹。一方面，苦难的童年经历使得她渴望外部世界的美好、炫丽，但又无法用自身所拥有的财富去获得这一切。因此，她坚强的外表之下跳动的是一颗苦难的心。另一方面，父母兄嫂吸血式的索取，使得她在面对职场选择时更多地考虑当下的现实利益，而无法看到更为长远的发展利益。二者的结合共同造就了樊胜美式现代女性的悲剧，并最终成就了受众群体对此类人物的复杂心态。对于现代女性而言，消费时代的享受和消费时代的生活成本共存，她们必须要在二者之间努力挣扎，唯有寻求到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点，方能获得自身的归属感。而樊胜美的痛苦则不限于此，她不仅无法在现实中获得压力的释放，也无法从根本上释放内心的意识冲动。
三、女性的人生定位
《欢乐颂2》在单纯的情感叙事之外，还为现代女性奋斗中遭遇的困惑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女性的人生定位。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职场女性而言，只有找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电视剧在表现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分点叙事的策略，为剧中的五位女主角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樊胜美是对传统思想中女性依附思维的有力反驳。她虽然在现实中一再选择短期利益，并对自己的男友寄托了快速发财的“梦幻”，但这一切都是现代女性自我奋斗的隐忧所致，并非樊胜美本人的原始诉求。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迪，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独立、成熟的人格，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二人的对比，实则为观众塑造了当下社会中两种形象的女性—前者渴望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却始终受其影响，最终当樊胜美认清问题的本质之后，她的选择却是当下社会中很多女性难以做到的；后者清醒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并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追求。
现代女性奋斗中的困惑，借由《欢乐颂》呈现给普罗大众。五位女主角上演的一幕幕情感大戏，实则是当下社会中女性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她们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时，来自基因、家庭、父母、恋人、社会的诸多考验同时降临。一部电视剧或许不能完全展现她们的人生困惑，却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女性的良好契机。她们只有认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拥有的是什么、如何去认识自己，才能真正开启自己的人生旅程。正是基于对女性人生定位的深刻描写，电视剧《欢乐颂》才取得了成功。
我们将上述如此沉重、复杂的问题交由一部电视剧来完成，或许显得过于沉重，其内容表述方式也会略显浮夸。但现代女性奋斗中的困惑将一直存在。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它的解决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根据自身的现实境遇给出答卷。生活的意义正在于我们能够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未来，而不是沉沦于当下的困惑。
注释：
①倪紫璇：从角色定位角度探析电视剧《欢乐颂》的热播原因，《当代电视》，2016年第8期，第8页。
②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8页。
③李曙光：镜与灯：从反映现实到引领现实—论电视剧《欢乐颂》，《福建艺术》，2016年第6期，第40页。
④袁成金：对原生家庭负面影响说“不”，《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6日。
⑤邵庆春：樊胜美与中国当代女性的困局，《书屋》，2016年第12期，第94页。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设计学院/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