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官》于2016年在央视一套首播，该剧根据多起真实案例改编，通过双线叙事的手法，对检察官执行公诉、侦查、受访等任务进行了场景再现。为了客观地展现检察机关人员的工作风貌，创作者紧抓二元对立关系，深度发掘正、反面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情感轨迹，不仅强调了群体形象，更是以差异化的眼光看待每个角色。这种在共性中寻找个性的人物塑造手法，将主旋律作品的主题表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性格鲜明的角色也从侧面烘托出了法制建设与检察工作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弘扬时代正气的同时，也直击着背后的民生疾苦与人情冷暖。
一、女性角色的差异化表达
随着女性社会主体意识的逐渐强化，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群体，但部分作品仍然以男权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女性，导致人物缺乏独立精神和时代创新。《人民检察官》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则实现了较大突破，以夏静茹为代表的女检察官，不仅在司法领域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承载着当代女性追求自我的崭新价值观，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绽放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该剧的女主人公夏静茹，便是对传统思维中女性形象的一个挑战。出身警察世家的她，是一个成熟的事业型女人，父亲在抓捕罪犯的过程中英勇殉职，这件事一直埋藏在夏静茹的内心深处，造就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坚持。为了18年前的王顺案能够沉冤昭雪，夏静茹不顾丈夫的劝阻，查阅了当年所有的卷宗，并多次下乡寻找线索，做通王婉蓉的思想工作。她深入龙潭虎穴，内心却岿然不动，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因为职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她深刻体悟到了“公平正义”四个字的份量。夏静茹的成熟，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也有所表现，面对性格不合的丈夫，她成全了对方，也给彼此留下了最后的尊严和体面，这样的情节设定不但没有削弱人物的正面形象，反而增添了一抹淡然、知性的人格魅力。小事精益求精，大事举重若轻，具有这种特质的女性，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并不多见，该剧敢于在夏静茹身上放大这样的品格，就是为了表现女检察官“巾帼不让须眉”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担当。与夏静茹不同，另一位女检察官周雯雯则体现了个体的成长。初出茅庐的她，有大学生活所赋予的青春时尚，喜欢自拍、时装，在取证的过程中也不忘关注现场时髦的衣物。她的出现化解了正剧的沉闷，使得年轻人更容易在剧中找到共鸣。最初的周雯雯是一个被上访妇女无理纠缠便委屈得落泪的姑娘，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她逐渐掌握了刑侦审讯、心理攻防的策略，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检察官。这个角色所反映的成长过程，是各行各业年轻人的必经之路，在拓宽受众来源渠道的同时，也颇具现实启示与教育意义。
该剧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并非停留在拿捏性格、设置情节的表层，而是深入社会现实，关注着我国国情下女性真实的生活境遇。作为该剧着力刻画的群众角色之一，王婉蓉代表着救赎与新生。因为杀人犯女儿的身份，她习惯了自卑与偏见，即使丈夫滥赌、家暴，王婉蓉依旧默认着命运的蹇劣，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的法律观念极为淡薄，缺乏一定的维权意识和反抗精神。直到夏静茹的出现，她才逐渐明白了申诉的重要性，即使遇到人身威胁和巨款诱惑，她依然坚持为父亲洗清冤屈。王婉蓉的出场次数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女性内心自我与自尊的觉醒，被其诠释到了极致。这也正是《人民检察官》将女性角色塑造得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她们不仅有着追求自由的思想共性，更有着鲜明的个人倾向。在这种差异化的表达模式下，女性角色得以从修饰作用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主旨思想强有力的发声者。
二、反面人物的泛情化处理
《人民检察官》采用了典型的双线并行叙事，其一是夏静茹主持的王顺案申诉工作，其二是方大庆等人负责的金铭山贪腐案，分别对应着检察机关的公诉、侦查两大功能。两条主线所涉及的人物、道具、线索均有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共同推进着情节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凸显检察官的正面形象，创作者强调了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深度挖掘了反面角色的内心情感变化。丝丝入扣的人物心理刻画，揭露了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对表现主题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剧中腐败分子的形象较为一致，无论是冯路、刘海泳等级别较低的官员，还是他们的幕后主使金铭山，都是内心冲突激烈、人格极为复杂的角色。例如，逃亡海外的刘海泳，一边寻求着同僚的庇护，一边买通蛇头进行偷渡，从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最终变成了销声匿迹的逃犯，创作者将角色内心的恐惧、煎熬和极大的心理落差表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最后一丝侥幸的消散，刘海泳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选择了投河自杀，这样的结局可悲可叹，却并不值得怜悯，在内心贪欲的驱使下，冒然越过法律的边界，最终的毁灭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设置刘海泳这个角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揭露贪官的矛盾心理，而金铭山的存在，则代表着更为复杂的人性影射。其少年时代家境贫困，因为一个补丁被当众嘲笑，许多细节将这一角色诠释得十分感性，符合创作者的整体思路。泛情化的人物塑造是指主人公的性格、命运和行动的环境所得到的社会评价都以个人情感为中心而被感情化。正是通过泛情化的处理，观众才得以深入金铭山的内心世界，理解他控制欲与物欲的情感来源。走上腐败道路之后，金铭山逐渐习惯了伪装自我，在家人和晚辈面前扮演着好好先生的角色，背地里却不择手段地敛财，甚至不惜动用暴力。他看似深谋远虑，实则目光短浅，只看到万人簇拥路上的风光，却忽视了道德与良知的谴责。随着夏静茹渐渐掌握证据，金铭山也最终成为了同僚们避之不及的对象，面对空荡荡的饭桌，金铭山只得邀请服务员入席，觥筹之间，他回忆起自己警察时代的一身正气，最终幡然悔悟……腐败现象的滋长，有个人品质的原因，同时也受客观环境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两面三刀、大奸似忠的金铭山，是官场害群之马的缩影，他的犯罪动机、堕落过程乃至背后的情感变化，都能够给予观众许多启示。
以往的反腐题材作品，大多以数字、实物等形式大力渲染腐败分子的狂妄与贪婪，这样的手法固然具有感官的冲击力，却只是在刻板地列举罪行，缺乏戏剧感及心理剖析。《人民检察官》独辟蹊径，将刻画的重点由手段、结果转向动机，以泛情化的手法处理反面人物，从而整理出一系列层次各异的因果关系，引导观众去深度思考腐败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原因，真实地反映出反腐工作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三、检察团体的集群式特征
《人民检察官》涉及丰富的司法细节，从侦查追踪到起诉量刑都有专业层面的理论支撑，为表现检察官群体可贵的职业担当奠定了基础。
创作者从工作内容、个人生活两方面入手，抓住了检察机关人员的整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出角色的人格高度与深度。检察长赵军、副检察长陆扬虽外表严肃，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不乏灵活性与调度能力，与下属的对话也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姿态，而是力求口语化，呈现出平易近人的领导形象。这样的人物塑造，就避免了性格扁平化的弊端。
角色性格的突破，在男主人公方大庆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身为反贪局干部的他，擅长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远程追踪侦查，在指挥、问讯等方面均具有优秀的领导才能。同时，方大庆还将生活中的经验带入工作，在问讯任务进入瓶颈时，他灵活运用微表情知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察言观色，巧妙地化解了危机。一句无心的话语、一个细微的眼神，都能够成为方大庆洞察嫌疑人内心的突破口，这样的人才，往往也是生活上的智者，懂得以乐观的态度，笑对困难与挫折。为了表现方大庆幽默、亲和的性格特质，剧中特意增添了许多生活细节：在朋友聚会上侃侃而谈；在儿子面前，努力地寻找共同语言。特别是令人感动的雨中戏，服刑人员的家属来到检察院，情绪激动的妻子指着方大庆，要她的孩子永远记住这张面孔，长大后替父亲报仇，方大庆当时不但没有恼怒，而是以德报怨，不顾自己被大雨淋湿，用一把伞撑起了孩子头顶的晴空，孩子眼里闪现出感激的目光，令人十分动容。该情节在表现人物的同时，也揭示了反腐工作艰巨的一面，检察官忘却利益诱惑与安全威胁，坚定地站在最前线，反映出的是这个群体勇于担当的职业精神。
《人民检察官》为百姓了解检察机关工作开了一扇“窗”，透过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全方位地展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该剧不仅有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更有令人击节叹赏的检察官群体形象，可以说其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佳作。它着力刻画复杂的人性，展现蜕变与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立体的角色让情节充满着一触即发的戏剧张力，从而实现了题材与资源的良性互动，这种由内而外的人物塑造模式，对今后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责编：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