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远方》是一部关于新疆兵团题材的电视剧，由鲍志成导演，王志飞、蒋雯丽领衔主演，2017年在山东卫视和安徽卫视播出。不同于以往兵团题材电视剧的全景式叙事，该剧以1952年到1964年为叙事时段，集中表现了山东沂蒙老区女性响应党的号召前往新疆成为兵团战士，与屯垦戍边的广大官兵一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该剧也在表达兵团女性真善美的同时，冲抵了兵团建设初期的艰苦性，呈现了一种个人乃至时代的诗意。
一、沂蒙精神在兵团
众所周知，沂蒙山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沂蒙精神，其表现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表述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无论如何，沂蒙精神是老区人民在不同的革命时代积淀下来，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财富。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沂蒙精神又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此，《花儿与远方》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选取沂蒙山区的女性作为山东进疆女性的代表，使南泥湾精神与沂蒙精神在新疆大地上实现了融合。沂蒙女性在新疆兵团的生活，不仅具有屯垦戍边、劳动生产的意义，更有精神生成的隐喻意义。
剧中的郝玉兰原本在护送入伍女性进疆后，欲返回沂蒙老区与战友王大勇结婚，但在得知进疆女性缺乏主心骨的情况后，她毅然决定留在新疆，担负起“领头雁”的责任，在“马莲窝子”扎根。其间，郝玉兰与连长刘北伐相识相知，产生感情，组建了家庭并育有一子“国庆”。在兵团生产中，郝玉兰也继续进步，成长为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很明显，郝玉兰的奉献是建立在“领头雁”的角色之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个人牺牲的基础之上，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沂蒙老区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在其她女兵如二曼、赵凤、胡彩娥身上得到体现，凸显了沂蒙女兵的崇高品质。
剧中这些女性的悲壮命运与不屈奋进，是沂蒙精神在西部大地的赓续，她们以坚韧的毅力与其他兵团人共同推进了屯垦戍边的各项事业，是兵团建设成果的重要贡献者。然而，这些女兵在兵团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沂蒙精神的发挥上，也是兵团精神在屯垦戍边的艰难境地中得以凝结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与沂蒙精神具有同质性，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花儿与远方》角色选择的意义在于体现一种红色文化基因在新地域上的传承与发展，也在另一侧面说明了兵团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传奇与浪漫
《花儿与远方》在处理男兵与女兵的情感时，将宏大叙事拉回到日常生活，并依靠彼此之间的联系维持稳定。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联系形式主要有四种：偶然或无目的的联系，习惯联系，情感联系和组织化联系。”①在兵团，沂蒙女兵与男兵组成了开垦荒原的劳动队伍，形成了习惯性的联系；同时这些女兵与男兵正处在谈婚论嫁的阶段，又建立起了情感联系；在爱情之外，战友情谊也在情感联系中不断加深。这些联系产生的效应便是：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于此，习惯性的联系、情感的联系又进入到组织化的联系之中，构成了兵团历史进步的合力。
刘北伐是驻“马莲窝子”部队的八连连长，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人内部，但他的党员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无法得到证明。这一层组织化联系，成为刘北伐与郝玉兰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如果找到刘北伐从事地下工作的妻子若琳，也能间接证明他的身份。但是若琳如仍存活于世，那么刘北伐将陷于情感的两难境地。可实际上，化名为“宋敏”的若琳曾与郝玉兰有过交集，并将孩子“解放”托付给玉兰抚养。在郝玉兰与刘北伐组建家庭之后，“解放”亦成为郝、刘家庭中的一员。在该剧收尾阶段，通过血型配对，“解放”其实是刘北伐的亲生孩子，从而侧面证明刘北伐的地下工作经历。从过程来看，宋敏为了革命事业而“托孤”，与之后郝玉兰进疆屯垦戍边并结识刘北伐，在某些偶然性的联系中加强了该剧的传奇性。而且在郝玉兰与刘北伐的相识相爱过程中，这些同样基于偶然性的联系也造就了该剧的浪漫性。此外，战涛与二曼因抚养知青的弃婴“天亮”而完成了从夫妻到父母的角色转变，这种“圆满”的形式，既是对战涛与二曼的一种情感弥补，更体现为家庭生活的偶然性最终指向为兵团培养接班人的必然性叙事，对兵团而言，下一代的出现与成长是兵团事业壮大与发展的基础。而决意留在兵团从事教学工作的赵凤，其痛失爱人的悲剧便转化成一种崇高的奉献精神，她的意义与价值由此缝合进兵团发展的这一旨归中，偶然性联系、习惯联系、情感联系在组织化联系中得到了升华。
总之，沂蒙女性与兵团男性组建家庭、“孕育”后代，在争吵、理解与扶持中生活，显然是兵团初期生活的缩影。正如赫勒所言：“每一个主体如欲在其特殊环境中成功地生活与运动，就必须内在化那一定数量的日常知识。”②毋庸置疑，“内在化”的“日常知识”就是兵团屯垦戍边的意义。如此，《花儿与远方》在日常生活的联系中体现了为兵团事业奠基者作传的目的，也通过传奇性事件的演绎，对用青春与生命缔造兵团丰功伟绩的主体进行了一次浪漫式的回眸。
三、姐妹情谊
《花儿与远方》以复调型叙事讲述了沂蒙兵团中的各位女性在“马莲窝子”的工作、家庭生活，这实际上形成了该剧在影视叙事上的多声部结构。以郝玉兰为首的女兵互为邻里，来到兵团后，面对陌生之境和生疏之人，姐妹之间的互相鼓励与支持至关重要。郝玉兰作为沂蒙山区的副区长，凭借其威信及对女兵的了解，使得她能够在情谊与理智中做出抉择，团结其他女性，凝聚成为兵团建设的力量。这种乡邻间的情谊或者说姐妹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建设边疆的情谊取代，同乡情谊在时代召唤之下发展成为让女性安心扎根边疆的命运共同体的情谊。
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最能彰显姐妹之间互相理解、帮扶的应属郝玉兰与二曼之间的情谊。郝玉兰在“国庆”溺亡后悲痛欲绝，将二曼收养的弃婴“天亮”视作“国庆”。二曼与战涛经过商量，谎称自己怀有身孕，决定将“天亮”给郝玉兰养育，以让她忘掉伤痛。两家最终达成协议，“天亮”由两家共同抚养。如果从家庭生活伦理来看待二曼与郝玉兰之间的情谊，可以表述为一种情感的替代。对于二曼而言，“天亮”可以弥补她与战涛不能孕育下一代的遗憾，而对郝玉兰来说，“天亮”则是治愈她丧子之痛的一剂良药。正是有这种抚养孩子的艰辛付出及情感寄托，当“天亮”的亲生母亲梅茵试图带走他时，二曼与郝玉兰均陷入到了矛盾之中。最终，《花儿与与远方》对“天亮”与梅茵关系的处理，也依照了“哪个女人对于这个孩子最有益处”的原则，梅茵忍痛放弃了带走“天亮”的想法。实质上，“天亮”的“归属”揭示的是郝玉兰基于对二曼的理解，也是在自我情感的认同之下而对梅茵进行的规劝。郝玉兰在这个过程中既是母亲也是“断案者”。显然，这里的理解来自于姐妹情谊，但又超出了姐妹情谊，实现了情与理的结合。
此外，郝玉兰与其他沂蒙女性之间如赵凤、胡彩娥、兰英的情谊，既有乡邻之情，也有战友之谊。而在处理各种矛盾中，郝玉兰对情与理的拿捏十分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在兵团的成长，也喻示着以其为代表的沂蒙女性对兵团精神的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促成了这个意指系统的生成。
四、结语
《花儿与远方》对于沂蒙女性在兵团生活十余年（1952-1964）的叙事，实质是将沂蒙女性的生活置于兵团开创事业的起点阶段，她们正像剧中所说的现代“女娲”一般，既孕育了兵团二代，对兵团精神的生成也具有参与性的意义，展示出了美好与艰苦并存、光荣与梦想同在的兵团历史与担当，这是对兵团精神凝结的最好的原点性叙事。此外，该剧亦能从人性的角度叙述出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在日常生活或家庭伦理的呈现与表达中，歌颂了兵团女性的崇高与伟大，既是山东（沂蒙）女兵的集体记忆，也是共和国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本文系兵团重点项目“兵团题材影视剧与文化传播研究”（16ZD02），石河子大学科研项目“新疆兵团文学与文化研究”（ZZZC201756B）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法]H.列菲伏尔，[匈]A.赫勒著，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307页，第259页。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