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入夏以来，在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下，中国南北大地普降特大暴雨，内涝成灾，致使多座现代化大城市交通瘫痪、房屋倒塌……然而，就在这些大都市因洪涝灾害而损失惨重的同时，一些古城虽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却在暴雨的侵袭中安然无恙。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一些现代城市的排水防涝功能竟然不如古代……
2016年7月19日凌晨，一场暴雨开始袭击北京城，滂沱大雨铺天盖地而来，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一片汪洋。当天早晨7点30分，北京气象台发布了2016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28小时后，暴雨预警连升两级，调为橙色预警，强降雨仍在持续……据专家粗略估算，这场暴雨给北京城带来了30多亿吨淡水资源，甚至超过了鄱阳湖的蓄水量。然而，北京城却没能承受住大自然如此丰厚的“馈赠”——受此次暴雨影响，北京的13条道路被淹，12个地铁站站口渗漏不断，不得不临时封闭……
不过，在这场暴雨中，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却安然无恙。“北京暴雨故宫无积水”、“故宫六百年无雨潦致灾记录”的新闻标题，迅速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与层出不穷的北京内涝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面积迅速蔓延、扩大，但有些地方的排水系统不畅，往往一场暴雨，就会让这些现代化大都市街道成河，交通瘫痪，内涝成灾。然而，一些古城却在暴雨中安然度过，保持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均无雨潦致灾的记录。事实证明，古人的智慧对现代城市防涝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排水系统完胜现代城市排水工程
7月20日的那场大雨打乱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工作节奏，一些地方失去秩序，但故宫却一如既往秩序井然地开门迎客，当日接待的游客总数达3万多人次，不少游客还有幸目睹了三大殿周围“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
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明清时期最高皇权的象征，三大殿高耸在一座三层的汉白玉台基上，台基上饰有1142个螭首，螭首为传说中的蛟龙，是古代人们崇拜的神兽。每个螭首嘴里都暗含一个排水孔，每当暴雨侵袭，雨水将通过这些排水孔有条不紊地逐层下落，因而呈现出“千龙吐水”的景象,蔚为壮观。这样的排水系统设计，既保证了三大殿的地面不会出现积水，又充分彰显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尊严。
事实上，“千龙吐水”仅仅是故宫复杂的排水系统的“冰山一角”。初建故宫时，工匠们经过一系列的精心测量、规划设计和施工，修建了一套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网络：各个宫殿院落有明沟，雨水顺着明沟流到地下暗沟，明沟若遇台阶、墙等障碍物，则从其下开凿的“沟眼”穿过，进入暗沟。另外，故宫地面还广泛分布着“钱眼”——镂雕成明清铜币形状的方石板，地表雨水可由此直接流入暗沟。地下暗沟四通八达，雨水进入暗沟后，由支沟汇集到干沟，再经干沟排入内金水河，最后从东华门南隅的水闸排出故宫。
依靠这套独具匠心的排水系统，故宫保持着600年无一次雨潦致灾的记录，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事实上，在古代，不仅是象征皇权的故宫，就连普通百姓居住的城池，其排水系统也都体现出古人令人慨叹的智慧，赣州古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赣州古城位于赣江上游，该地区常发生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然而，赣州古城却号称“不会被淹没的城市”，当地人将此归功于古人留下来的排水系统——福寿沟。赣州市博物馆文博专家万幼楠说：“福寿沟修建于900多年前，至今仍在有效运行，就算现在看来，都非常先进和科学。”
北宋熙宁年间，知州刘彝在规划赣州城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按照分区排水的原则，修建了福寿沟。福寿沟实际上是两条沟，全长12.6公里，走向蜿蜒曲折，因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而得名。
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记载，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高1.6米，最小处宽、高各0.6米，地面上的雨水沿排水孔流进福寿沟，最终排入江中。当年，福寿沟的施工质量极好，虽历经千年却不曾坍塌，而即便是坍塌，也因其采用了砌砖的修建方式，维修起来十分容易。
得益于这套高效运行的排水系统，赣州的居民世代享受着“城外水灾泛滥，城内安居乐业”的特殊待遇。据专家测算，即使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四倍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流量，这套排水系统都可以应付自如，足见先人的前瞻性。
建城需要因地制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一理念在中国排水防洪规划建设中影响深远。”中国建筑学专家吴庆洲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因地制宜”在古城防涝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故宫的建造，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北京北部为燕山，东部为渤海，地势整体为西北高、东南低，故宫在建造时就顺应了北京的地理特点，整体走势呈北高南低：北门神武门地平高标46.05米，南门午门地平高标44.28米，高差1.77米。这一坡降为排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积水能自然排泄。而院落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呈中间高两边低的样式，路面积水可借助地势流入遍布四周的排水明沟。
无独有偶，有着“千年不涝”美誉的赣州古城，在建造时也充分考虑了自然因素。唐朝末年，卢光稠趁乱起兵割据赣南，迎请当时的风水大师杨筠松修建城池，杨筠松考察之后特意建造了一座“上水龟城”，城形如龟，不仅风水寓意吉祥，而且可以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北宋时期，赣州知府孔宗翰用铁水浇固城墙石基，并将土城墙改建为砖石城墙，其防洪作用明显提高。
此外，赣州地势总体呈中间高、四周低，极像龟背，而刘彝修建的福寿沟犹如龟背上的纹路，充分利用了城市地形的高差，使城内各处积水可以自然流到出水口。福寿沟修好后，刘彝还利用江水的自然消涨，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借下水道的水力，将水窗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的水力，将水窗自外紧闭，防止江水倒灌入城。
因此，在赣州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赣州是一座“浮城”——城下有只巨大的乌龟驮着赣州城，随江水涨落而浮沉，不可能被淹没。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赣州古城还是故宫，均采用“城壕环绕、河渠穿城、湖池散布”的布局方式：福寿沟与数百口池塘相连，章水和贡水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增加了雨水调节容量；故宫水系发达，护城河宽52米，深6米，河长约3.8公里，蓄水量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此外，故宫还与周边的外金水河、中南海等水系相通，实现了古城“排蓄一体化”，大大减少了内涝灾害的发生。
“借用自然之力来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最具特色之处。”吴庆洲说，“依据这一指导思想设计出来的城市，是和地理环境完全吻合的，而且在建设中最省工、省料，不需要过多花费，实用、好用又安全。”
（左右页图）赣州古城墙，形态酷似乌龟，防洪效果明显，是赣州古城“千年不涝”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武汉现代化的排水网络却不堪重负，使其成为了“逢雨必涝”的代表城市。脆弱的现代城市暴雨围城有何解
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肆虐，中国大地南北接连出现大暴雨，全国各大城市开启了“看海”模式：5月10日，华南地区暴雨成灾，广州地铁站楼梯惊现“瀑布”；6月12日，黑龙江哈尔滨市突降大雨及冰雹，部分城区路边积存的冰雹厚达10多厘米；7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遭遇2016年最强暴雨，城区出现大面积内涝，交通瘫痪，万人连夜紧急转移……
当暴雨围“城”，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都市常常损失惨重，许多古城在狂风暴雨中反而平安无事，这恰好说明了古代防涝经验十分重要，对于现代城市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城防止内涝最重要的经验,是建设一个完善的城市防洪系统，它既包括设计复杂的地下排水网络，又涵盖了由河、渠、湖、池组成的天然排蓄水系。而现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则以排水管网为主，其建设标准通常为1～3年的暴雨重现期，即仅能应对1～3年一遇的暴雨。不仅如此，伴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人们向湖泊争夺空间、资源，疯狂填湖造地、填湖建城，大大降低了城市水系的调蓄能力，排水管网承受的排水压力陡增，致使内涝灾害日趋严重。
武汉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武汉曾被称为“百湖之城”，城市水域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5%，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武汉湖泊总面积萎缩了将近70%，而萎缩的大部分湖泊被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湖退城进，让如今的武汉每逢暴雨必成泽国。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古城。改革开放以来，赣州古城填壕建房，城外的护城壕塘被不断填塞，而赣州古城原本存在的上百个水塘，如今已所剩无几。这些填塘建房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大大削减了福寿沟作为城市排涝干道的功能。至于福寿沟到底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赣州城内的居民也很迷茫。
现代城市屡见不鲜的内涝灾害，已经证明“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虽然，现代城市不可能推倒重建，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当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的河湖、湿地、沟渠等不受开发活动的影响，同时利用生态草沟、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等“绿色”措施来增强城市排蓄能力，并逐步修复受到破坏的生态，合理利用自然，保证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正是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整治措施，北京的这次暴雨，并没有让4年前的那场大悲剧再次发生。2012年7月21日，一场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北京城，造成北京全市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多处受损，民房多处倒塌，经济损失116.4亿元，79人因灾死亡。暴雨之后，政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内涝：提高重点区域雨水泵站排水能力，增加蓄水池，治理河道及违章侵占行为，铺设透水砖，建设下凹式绿地……
经过这一系列“还地于水”的整改措施，北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4年后的这场暴雨。尽管2016年7月20日前后的降雨总量超过了2012年“7·21特大暴雨”，但北京城区基本没有重现当年的“看海”场景，也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对于这样的改变，不少市民在表示赞赏的同时，又有些无奈。一位亲身经历了北京这两场暴雨的市政人员说：“这次情况好了很多，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破坏自然来发展经济，再用赚来的钱治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