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为了赞美严子陵的高风亮节，曾经感叹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一个尊称，也包含着一种修为、一份崇敬、一种精神。我们将回望民国先生的背影，追思大学师者之风范与担当。
张季鸾24岁成孙中山秘书突然离职当记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它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事变中一位民间报人的身影凸显出来，登载着他文章的40万份报纸被空投于西安城内，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也造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幕奇观。这位报人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了一个年代，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毛泽东说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国共两党同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无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在西安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时间推回三天，也就是12月9日，蒋介石收到东北军张学良与杨虎臣有意反对继续剿共的消息，他便连夜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
李云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介石叫邵力子秘密嘱咐《大公报》驻西安记者发表以下消息，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的总司令，取代张学良。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不要把消息交给中央社和其他报社记者。
张学良、杨虎城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后，便紧急密商，决定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当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
据《大公报》编辑许君远回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沉默地坐着，只抽烟不说话。晚上张季鸾收到了张学良的专电，详列东北军几项主张，他看了神色黯然，在屋里绕了几个圈，一言不发，他忧心此时发动兵变，一旦开启战端，恐将给日本人可乘之机。张季鸾祖籍陕北榆林，18岁时赴日本留学，取笔名“少白”，开始在留日学生期刊《夏声》上发表文章。
张民（张季鸾好友张赞元之孙）：担任《夏声》杂志撰稿人的有十余位留日学生，其中比较活跃的有井勿幕先生、张季鸾先生，还有我的爷爷张赞元先生，他们办了七八期杂志，在留日学生当中广泛流传，还有很大一部分杂志被寄回国内，特别是寄回陕西，在陕西秘密发行。
1912年，民国初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记载，武昌起义之后，国报纸由一百多家增加为五百家，被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是公民就可以办报拿一个执照就可以办报。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大部分的报纸后来随着政治的变化，都灭亡了，特别是袁世凯上台之后，国民党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的党，国民党的报刊全都被查封，历史上叫做“癸丑报灾”。
这一年，24岁的张季鸾已是孙中山的秘书，他因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成为民国政坛炙手可热的新人，却突然离职当起了记者。
刘宪阁（沈阳大学教授）：多年的观察和磨炼之后，他对仕途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报业的兴趣反而越来越浓。
1913年4月26日，张季鸾在《民立报》上披露了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协议。
刘宪阁：关于大借款的各种消息，除了北方个别地区有所流传之外，上海那边很难得到消息。张季鸾作为《民立报》的驻京通讯记者，采取了一个别样的方式，虽然电报被检查了，但是幸运的是邮政还没被检查，他通过邮局寄信的方式把善后借款合同从北京递到了上海，之后《民立报》直接发表了《呜呼卖国之铁券》。
7月25日，北京政府颁布戒严令，开始大肆搜捕南方革命党人和新闻记者。
刘宪阁：那年的8月1日，张季鸾他们被捕了，当时的狱政非常黑暗，主持狱政的人是袁世凯的一个亲信，叫陆建章，人称“屠夫”，当时入狱的很多南方人或者其他被认为有嫌疑的人，基本上入狱后很难再有脱险的可能。
在此恐怖氛围下，同时入狱的《民立报》记者曹成甫不幸遇难，张季鸾也几遭不测，幸亏好友康心孚北上积极营救，才终于在当年双十节的第二天得以恢复自由，张季鸾曾感慨“隔死只差一点”。
1926年春，天津城的一家茶馆来了三位中年人，白面慈眉、面颊圆润的是胡政之，身着西装、头戴毡帽的是吴鼎昌，发须灰白、一身长袍的是张季鸾，三人都曾留学东瀛，此番风云际会只为商量接手《大公报》一事。三个人决定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张季鸾与胡政之劳力入股，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
王润泽：三个人的意见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大家意见都不一样，那么就以张季鸾的意见为佐，这个相当于是他们的宪法，胡政之说我们一直都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宪法。
接手《大公报》复刊号提出“四不”社训
1926年9月1日，停刊了9个多月的《大公报》宣布复刊，在复刊号上张季鸾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王润泽：所谓的“不党”，就是不以政党言论作为自己言论的一个标准，谁对我就赞成谁。
傅国涌（历史学者）：“不卖”，就是除了吴鼎昌出了五万大洋，他们不接受任何利益集团的投资。
方汉奇：“不私”，就是不维护个别政治小团体的利益，特别是不维护他们自己这个团队的利益。
张育仁（新闻学者）：“不盲”，就是不盲从，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独立判断，过去很多报纸也有抱负，但是由于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意志，很多都没有办得长久，所以他们认为“不盲”体现了新闻人的最高尊严。
与当时许多商业报纸相比，《大公报》报馆一直比较简陋，记者萧乾曾回忆编辑部里弥漫着浓烟，到处还飞着煤屑，原来它的正对面是法租界的发电厂，报馆就在发电厂那高大烟筒的阴影下，整个报馆霉湿、拥挤，泛着机器房的臭气，虽然条件简陋，资金不足，但初期的新记《大公报》仍以大量的独家新闻和深受读者欢迎的社评赢得声誉。
方汉奇：他的社评都是先看了通讯社的电稿、自己记者的文稿报道以后，最后才落笔写的，都是即兴的，没有更多的推敲时间。
张育仁：他一生写了三千多篇社评，产生影响的社评就是他的那个“三骂”，骂汪精卫，骂吴佩孚，骂蒋介石。
1927年冬天，蒋介石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侍妾解除关系，而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随即发表了《蒋介石之人生观》，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也是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第一次公开矛盾。
刘宪阁：蒋的说法是我的人生过去可能有缺憾，但是现在有了这段婚姻，我的人生就美满了很多。张先生就抓住这点说，你蒋介石个人是从持续几年的战乱中得到了好处，升级为革命领袖，人生是圆满了，可是千百万的将士们以及后面无家可归的那些贫民们，他们的人生还是没有完满，他们连妻儿老少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下，你谈何人生观。
张育仁：当然张季鸾不是光靠骂，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社评当中体现对政府、对官员的批评监督，对民众热忱的引导，梁启超先生就讲这个报纸有两大天职，一是毫不留情地监督政府，二是冷静、热情地引导民众。
1926年至1928年间，国民政府发动全国统一战争，史称北伐战争。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一年的7月1日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在专列上，冯玉祥把张季鸾介绍给了蒋介石，两人这才第一次相识。让张季鸾大为惊讶的是，七个月前曾被自己骂过的蒋介石根本不计前嫌，反而视他为国士诤友。
刘宪阁：蒋本身是个军人，全国刚开始平定，他当然需要一些言论性的声音来替自己说话，这时候跟他身边的幕僚比较熟的张季鸾和《大公报》，就进入了蒋的视野。
李春元（榆林地方志研究学者）：陈布雷和张季鸾都是记者，陈布雷跟着蒋介石，张季鸾跟着冯玉祥，蒋介石很看重张季鸾，因为张季鸾的文笔太厉害了。
张季鸾先生《大公报》6次迁馆绝不在沦陷区出版
自郑州一晤，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好感日增，他每日必看《大公报》，并让人在办公室、公馆、餐厅随时准备最新一期的《大公报》，方便他翻看，然而张季鸾敢说敢言也常常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和抗议，为了安抚张季鸾，国民政府宣传部还曾试图用金钱收买他，在当时，利益输送和买卖文章常见于报端，为了顾及面子，他们拟用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津贴”。
王润泽：张季鸾对“津贴”是反对的，曾经国民党给了他一笔“津贴”，张季鸾拿到这笔“津贴”的时候，在编辑部跟大家讲，我们做报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在金钱面前不动摇，拿了“津贴”之后，你的言论就不独立，谁给钱就说什么。
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蒋的左边就座的竟是一介布衣的报人张季鸾，两人谈笑风生，蒋介石还频频给张季鸾斟酒布菜。
张育仁：蒋介石把他政府的一些很多官员都看成部下，但唯有张季鸾是平起平坐，他把张季鸾称为是国士，就是忠心于国家，能够给他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非常尊重他。
1937年初，张季鸾夫人陈筱霞为他诞下一子，取名士基。当时有人发贺电称，公以文章报国，天以石鳞赐公。
重庆老报人张炳富，2015年10月刚刚度过他100岁的生日，老人一生都与报纸结缘，少年时曾是街头卖报的小报童。1940年，张炳富被大公报重庆馆录用，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张炳富：我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在内江支馆，因为冯玉祥搞县级运动，宣传抗日，这些地方的师生捐资买飞机大炮，他搞宣传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我都跟他在一起。1938年到1943年间，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造成数万平民伤亡，超过两万幢房屋被毁，张炳富也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位处重庆嘉陵江畔的李子坝大公报馆，也多次遭受日军空袭。
方汉奇：大轰炸的时候，我就在重庆，《大公报》的那个李子坝工厂都被炸，后来搬到嘉陵江边的一处地方继续办报，纸都是土纸，很粗糙，平版印刷机，每印一张要翻一下，字都是铅字，要手头排版，一个字一个字地捡，捡完了之后回架，因为它没有铸字机。
张育仁：那个时候，重庆经常遭空袭，所以到处都挖有防空洞，他们都做好两手准备，一有空袭警报拉响就朝防空洞跑，而且有些机器设备、办公桌都在防空洞里边，实际上长期处于两边跑的境地，关键是他们还要冒着被轰炸的危险，到底层民众当中去采访，所以经常有受伤的情况。
八年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沪、汉、渝、桂和香港，六次迁馆，冒着隆隆炮火，也绝不在日寇沦陷区出版一天，而身为《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抗战开始便定下明耻教战的报道宗旨。
方汉奇：从“九·一八”开始，在张季鸾的指导下，《大公报》的文章主要是用来抗日的。
刘宪阁：当时很多人回忆说，季鸾先生的一支笔不下于克虏伯火炮，每当国家陷入为难、人心陷于动荡的时候，季鸾先生的文章一出来就有镇定人心之功效。
在中国战场上除了战士，还有记者，许多《大公报》记者每每冲在一线发回珍贵电稿，张季鸾便及时审读，并连夜校对排版，每逢与报社同仁开会他便鼓励大家当好一名记者。
张育仁：过去的记者节是9月2日，民国时期，张季鸾对这个“记者节”做了一个阐释，他说我以为记者节应该有两个内涵，一个是记者的节日，另一个就是记者的节操。
1941年5月，《大公报》迎来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该奖。
张育仁：在获奖这一天，张季鸾专门发表了一篇叫“致本报同人的声明”，说到中国的报纸有一点与各国报纸不同，很多国家的报纸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中国报纸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文人要积极地参政，引导政治文明的走向，同时要监督政府，引导民众由传统的臣民变成现代文明国家的公民。
1941年8月，张季鸾病重，接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曾到张在重庆郊区的住所看望他，当时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日夜进行疲劳轰炸，张季鸾拥被而起，由张季鸾口述，王芸生执笔，写下了抗战名篇《我们在割稻子》。
方汉奇：我们在割稻子，我们没有被你瘫痪，我们在割稻子，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还在生产，我们还在继续抗战，你拿我们怎么样？主要是对敌人的一种藐视。
刘宪阁：当我们找不到一个乐观的理由来鼓舞人心的时候，张季鸾会想到换一个角度，站在一个比较空灵的角度，说我们在割稻子，有稻子就可以磨出像样的粮食来，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吃饭，就可以坚持，可以把抗战更好地坚持下去。
张季鸾先生与夫人、儿子张士基合影坟墓文革期间遭破坏境外人士看后流泪
然而遗憾的是，张季鸾并没有等来抗战胜利便离开了人世，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与世长辞，终年54岁。次年4月，张季鸾灵柩归陕，葬于西安。75年过去，张季鸾在西安郊区竹园村的陵墓已是碎瓦颓垣，满地荒草，竹园村70多岁的骆奶奶上世纪六零年代嫁到竹园村，她亲眼目睹了陵墓的衰败。
骆奶奶（西安杜曲镇竹园村）：那会咱也还小，二三十岁不知道啥，光知道这里埋了一个人，可怜得很，都没有人来看，那时我经常在这里祭拜，祈祷家人消灾消难，保护这个小村子。
张季鸾唯一的儿子张士基解放后参加高考没通过政审，后来当了一辈子的工人。“文革”期间，张季鸾墓前的石供桌被造反派搬走，用作饲养牲口的食槽。
李赋英（张季鸾外甥女）：那个时候张先生的坟头就剩下半个，周围都是荒草，从台湾、美国回来的那些老人到这一看成了这个样子，流着眼泪走的。
2000年，在倚靠张季鸾陵墓的南边，兴建了一家养猪场，臭气熏天，虽然张季鸾的后人一直抗议，但养猪场并没有停歇，直到2014年10月，经榆林与西安市政府协商，张季鸾的陵墓终于迁回榆林，葬于东沙公园,一代报界宗师也终于在陕北的高山丘壑找回了根。
接受中西方教育在校是风云人物
民国从不缺大师，但在众多的大师中活得最快乐、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他的幽默蕴藏了高超的人生智慧与哲学，被称为幽默大师，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音译为幽默，从而使幽默这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他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
现居美国的林相如是林语堂的三女儿，1936年她和家人一同赴美国时年仅6岁。
林相如（林语堂三女儿）：因为赛珍珠很喜欢我父亲的文章跟书，所以建议我们一家过去美国看看。
事实上早在1935年，林语堂在赛珍珠的引荐下开始用英文创作，告诉西方他心中的中国，《吾国与吾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林语堂是幸运的，《吾国与吾民》第一次登陆美国，就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冠军52周。后来他的《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一一成为畅销书排行榜的常胜军。以幽默笔调见长的林语堂吸引了大批美国读者，他甚至成为美国新闻界的宠儿。
彭歌（作家）：在当时美国人心目中，他们认识的中国人只有几个，孔夫子、孙中山、蒋介石、林语堂。
早在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之前，林语堂已经是中国的“版税大王”，《开明英文读本》系列是1930年代中国中学生所使用的英文教材，主编这些教材的正是林语堂。
张桂兴（《林语堂全集》主编）：林语堂一次预支了英文辅导材料十万银元的稿酬，突然好像成了暴发户一样，可是那时候的很多著名作家生活都很困难，包括叶紫等文人，都是写一篇稿子给报社，给一块银元，一块银元要维持半个月的生活。
靠着笔杆，富裕过活的林语堂，他说影响我一生最大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故乡的山，二是家父，三是基督教。清朝末年，林语堂的父亲林志诚来到福建阪仔一带传教，这是林志诚的传教地，也是林语堂的出生地。林志诚开办了铭新小学，林语堂在自家的小学校接受父亲传统的中文启蒙教育。
张桂兴：他父亲做事比较刻板，对他要求比较严厉，但是对人的话又比较和善，他接受了中国文化严格的家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宽容、隐忍和爱。
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陵墓林梦海（林语堂侄孙女）：他英文之所以好，关键在于他一直在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都是外国人办的，最好的英语就是圣经，他们从小就读圣经。
当年牧师的工资一个月有20块，林家有六男两女，老四早夭，但林志诚仍让家中的老二、老五、老六就读上海教会的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光是入学学费就要一千多。
林梦海：他当时把祖屋卖了几千元，让老二去读圣约翰大学，读完以后老二是留校的，留校后的唯一好处就是直系亲属可以免学费去读，但至少要出注册费，他连注册费都拿不出来，惨得不得了，向他的一个学生借了一百块。
黄肇珩（林语堂在台秘书）：他的二姐也想到上海念书，但是家里很穷，二姐知道自己没有升学希望了，也就认命了，她答应家里的人跟人家讲亲，出嫁。她出嫁的那一天，从她穿的新娘衣服的口袋里拿出四毛钱给弟弟，告诉弟弟，姐姐只有四毛钱，给你了，你要好好念书，认真念书，一定要成名。他对任何人一谈到他的二姐美宫就会哭，不是单单掉眼泪，是嚎啕大哭那种。
林语堂果然没让美宫二姐失望，在圣约翰大学时期，林语堂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施建伟（《林语堂传记》作者）：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时，把学校图书馆的书基本上全都看了。他学外语就靠一本牛津字典，把牛津字典基本上都背了出来。体育也很好，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差一点得了名次，可以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每一次考试，基本上都是第二名，他说第一名让傻瓜去当吧。
林语堂
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与两个女儿用笔捍卫中国抗战世人却认为是逃兵
父亲对一流教育的坚持、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培养、故乡闽南的秀丽山水，让林语堂用西方世界的英文思维写下中国的情怀，但他并不以此自满，他还要用笔捍卫中国的抗战，就算世人都认为他是抗战的逃兵。
1940年，林语堂带着家人从美国回到了中国重庆，在美国创作期间，林语堂在美国各大报纸发表抗战言论，他说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而是概念，并要求美国支持中国抗战，正因如此蒋介石夫妇也把他视为座上宾。
张桂兴：他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走得比较近，蒋介石给了他外交官的那种签证、待遇，可以不用半年、一年地去签证。
林语堂自己曾说，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回到重庆期间，林语堂四处参观当时抗战的军备，了解中国的抗战实力，他重庆的家再度毁于炮弹。
施建伟：日本人空袭的炸弹，直接把他的住所给炸完了，他那时幸好没在，要在的话也没有什么幽默大师了。
敌不过大轰炸的煎熬，林语堂决心离开中国，他的举动受到当时左派的严厉抨击。
张桂兴：有报纸对他几次回来的态度都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记者发了专访，表示热烈欢迎，到了最后几乎是批评的，林语堂又走了。
笑骂由人，林语堂知道他的笔是要站在中国战火的最前线，而不是深陷中国的悲苦，就像他的书斋门口挂上“有不为斋”四个字一样，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每天维持规律的创造，点上烟草，抽着烟斗，在烟雾中林语堂的思绪和文字交融在一起，而妻子廖翠凤总会为他沏上一壶茶。
林相如：他每天早上八九点开始写文章，我母亲总是给他泡一壶茶，放在他的书桌上。
黄肇珩：从他的初稿里面可以闻到尼古丁味道的浓或者淡，很浓的时候表示他思考很多。
这一根一根的烟斗陪伴林语堂无数的沉思岁月，也成为林语堂形象的标记。
黄肇珩：他觉得烟斗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说，不知道，假如我没有烟斗的话，我会怎么样，我想我就没有办法思考，我一定很不快乐。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他总是定期和孩子们拍全家福，和他的父亲林志诚从小教他古书一样，林语堂亲自教授三位在国外长大的女儿中文。
林相如：给我一个很深的影响，他教文学，从唐诗教起，念唐诗时会流眼泪。
林语堂的泪是为中国浩瀚的江山而流，心系中国的林语堂在美国创办了一本抗战杂志，他用讽刺和寓言的笔调警示美国，中日战争对远东地区的影响。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理解中国抗战的价值和牺牲，林语堂以爱情小说包装自己的救国理念。他开始撰写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剧情描述三个北京的家族，从清末义和团到日军侵略的迁徙过程，借此描述中日战争的残酷，以及歌颂中国女性的伟大。
彭歌：中国人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是要保护他的母亲，保护他的妻子，保护他的女儿，不要被那些野兽来强暴，这是做人最低的尊严。
热衷于发明设计中文打字机
和一般文学家不同，林语堂除了规律地从事文学创作，他还保有发明的兴致，在林语堂纪念馆内陈列着他人生的几项重要发明和设计图。林语堂从小对发明就有无尽的热情，小时候他就一心想重新拆解中国文字的部首，让林语堂的心中埋下了发明中文打字机的种子。
1947年抗战胜利后两年，在美国的林语堂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用个人的力量将中文打字机的设计图付诸实现，帮他示范打字的是他的二女儿林太乙，曾任《香港文摘》总编辑，年轻时一直是林语堂最得力的左右手，并继承父亲衣钵，热衷文学创作。林语堂将中国文字科学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只要在打字机上打三个键就可完成，这架中文打字机可拼印的字高达9万字，早了电脑中文输入将近50年。
施建伟：他的书房里有好多打字机，他要研究打字机，首先把别的型号的打字机拿来拆掉研究，拆掉以后就装不上了。
林语堂发布中文打字机消息时，指着打字机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林相如：为了打字机，他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下去，结果他真的破产了。
破产后，林语堂四处借钱抵债，妻子廖翠凤为此担忧不已。廖翠凤从鼓浪屿的富家女下嫁给穷小子林语堂，辛苦了30多年，没想到因中文打字机负债累累，后来林语堂带着老婆廖翠凤定居法国，他仍打起精神说，凤，我还可以写，我们重新来过，那年林语堂已经60岁。经常四处演讲的林语堂，在演讲中留下这样一句幽默的经典。
黄肇珩：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毕业典礼，这个人讲话，那个人讲话，他就很不耐烦，觉得很没有意思，然后人家邀请他上去讲话时，他就说，男子讲演，要像女孩子的裙子，越短越好。
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年轻时一直是林语堂最得力的左右手
林语堂鲁迅曾同校任教两人紧密互动十余年
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发行《论语》杂志，这是提倡幽默文体，讽刺政治社会的杂志。《论语》杂志开办期间，林语堂也向鲁迅邀稿，只是鲁迅以《论语》都是谈些风花雪月之事为由拒绝。
施建伟：在鲁迅看来，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写文章笑笑也可以，但是这笑笑必须是为战斗服务的。
林语堂和鲁迅都曾经在厦门大学教书，后人误以为左派的民族主义鲁迅和主张自由主义的林语堂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两人紧密互动长达十来年。
林梦海：现在人讲起来他们闹得很厉害，按照我奶奶说，他们实际上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来的时候讲得好好的，等一下又吵起来，像两个斗公鸡一样。
1966年，71岁的林语堂决定返台定居。来到台湾后，蒋介石让出了阳明山这个地方，让林语堂夫妇落脚。听得懂闽南话，林语堂住在台湾非常快活，此时距离他离开故乡漳州已经超过了40个年头。如今的漳州天宝以香蕉闻名全国，这里有一大片的香蕉林，林语堂纪念文化园区坐落在香蕉林中。在天宝，林是大姓，这里的居民有不少是林语堂的亲族。
林梦海：林语堂后来到了美国，还特地去买改良品种，比如花生、豆子，一包包往家乡寄，乡亲们拿到这些东西以为是好吃的，就直接吃下去了。
大半人生旅居海外，林语堂说自己和在都市丛林中长大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山带给他高地人生观，也就是追求自由，不受别人打扰的悠游自在，他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最适合中国，他用李密庵的半半歌来形容，“看破浮生过半，半之享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宽展”，现实生活中他就是位生活艺术大师。
如今在台北，林语堂纪念馆内不定期举办各类文艺活动，不论是传统戏曲还是茶艺会，人们在这个空间体验林语堂雅致的生活。从空间设计到屋内的画作，处处可看到林语堂对生活艺术的掌握，他热爱绘画，但只画马。
黄肇珩：他的太太就说，我这个先生，他的脑筋像野马一样变得很快。
黄肇珩是当年中央社记者，也是林语堂当年在台湾的助理，协助林语堂处理发自海内外的信件。
黄肇珩：他跟我讲说，当你接到一个朋友的信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非常感动，或者是非常生气，会想着立刻回一封信，过两天再看，会觉得还好那个时候没有回，因为在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回信，反而会得罪了人。
72岁仍不忘创作初心5年时间编出汉英大字典
1967年，林语堂已经72岁，他还要编一本让华人可用的汉英大字典。
一堆堆的手稿尽管工程浩大，林语堂的工作状态依旧有条不紊，但就在这个时候，多才的幽默大师却遇上了人生最不幽默的事情。在台湾定居期间，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
黄肇珩：那天他在餐馆里面，有人匆匆忙忙赶来告诉他，大小姐去世了。
林相如：大姐自尽，我的父母真的受不了，不能再在台北住下去。
面对丧女之痛，林语堂和妻子廖翠凤瞬间老去，但他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以顽强的意志力，用五年的时间完成汉英字典的编撰工作。
1972年，林语堂的汉英大字典在香港出版，事实上汉英字典是林语堂早在1930年代就想完成的志业。回看林语堂先生的一生，他似乎走在时代的前面，即使世人落后他太远而曲解他，他依旧留下了最潇洒的身影。
1976年3月26日晚上10点10分，林语堂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享年81岁，他的遗体从香港移灵台北，安葬于今天的林语堂故居。
为家国理想不惜代价对抗当权派成为学运领袖
1919年的5月，北京的迎春花已经盛开，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北京爆发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那就是“五四运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位年轻人不仅参加了这场震惊中外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运动，而且他还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这就是当时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傅斯年。
这位当时只有23岁、出生在山东的汉子傅斯年，是一个为民族国家理想、自由民主抱负，不惜牺牲任何代价，都要和当权派对抗的新青年。在游行队伍中，他的弟弟傅斯严也在其中。
傅乐治（傅斯年侄儿）：五四运动的时候，傅斯年领头，我的父亲也去了，冲进去以后，他们把大门关起来，我父亲年纪也轻，就从墙上跳过去，把那个大门打开了，结果学生蜂拥而进。
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在会议中被同伴打了一拳，他愤而辞去总指挥一职，并退出学运圈。历经五四运动的激情，仍在北大念书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在胡适的支持下开办了《新潮》杂志，他在《新潮》杂志发刊词里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
王汎森（台湾学者）：在《新潮》的发刊词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我们的各种学术太落后，所以重点应该是培植学术，不是搞运动。
从小博闻强识自费留学遍读西学
主张学术救国，傅斯年似乎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料，他被誉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山东聊城的运河古城，距今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是古代军粮运往京城的古水路通道。1896年清光绪年间，傅斯年就是在这座古都长大。
傅乐桐（山东傅斯年亲族）：傅斯年先生的出生地是清代的相府，傅先生的上七代祖，傅以渐，从他当宰相以后才成为相府，当时康熙南巡的时候有一个题词，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是圣朝元老。
如今这个清朝的圣朝元老只剩下待整修的傅家墓园，几乎所有的傅家后人都葬在这里，包括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父亲傅旭安。但对家族圣朝元老这个封号，傅斯年却不愿沾光。
傅乐治：在北大的时候，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问他，听说你的先祖是傅以渐，他马上就把头回过来了，都没有搭腔。
傅斯年从小博闻强记，经史子集倒背如流，开私塾为业的祖父傅淦看出这孙子是可造之材，专心教导傅斯年读书，毕其一生之功力传授，为傅斯年奠下深厚的国学底子。
傅乐治：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纸，他把所有的文章都写在板凳的后面，后来叫他洗澡也不太肯洗，结果拉开衣服一看，发现他身上也有字。
后来傅斯年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学底子深厚的傅斯年在中文系游刃有余，他甚至明确指正教授教学内容的多项错误，同学甚至还尊称他为“孔子第二人”。
当时北大国学大师旧派的黄侃和新文化运动新派的胡适正辩得不可开交，年轻的胡适刚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北大哲学系教书，不少哲学系的学生对胡适的新思潮有意见，想罢免胡适。顾颉刚拿不定主意，邀请中文系的傅斯年前去旁听。
王汎森：傅斯年原来是黄侃阵营里的爱将，后来却被新思潮吸引过去，因为旧的东西没有办法为这个时代提供有力量的解答或帮助，论旧文化的水准，胡适并不算最好的，但是论整个方向，他们认为是可以嘉许的。
听了几堂胡适的课后，傅斯年下了个结论，他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在旧派的压力下，胡适仍然留在北大哲学系，而这竟然和中文系的傅斯年有关。
1920年，24岁的傅斯年考上了官费留学生，在经济极为拮据的条件下出了洋，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长达6年半。在天寒地冻的欧洲，傅斯年最痛苦的是没钱买食物。
傅乐治：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所以后来他对饮食上的问题比较随性，吃苦吃得太多了。
原本在中国只学习中文，在几乎没有理工学习的基础下，他广修数学、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
王汎森：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影印了一些他以前的数学笔记，带到普林斯顿，请了一位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帮忙看看，问他这数学是什么程度，他说是数学系大几的程度，那就很不错啦。
五四大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以西方科学新知为基础开启中国新史学
1927年，已经31岁的傅斯年准备启程回到中国，他的才气吸引了很多学校的青睐，他没有忘记五四运动后要以学术救国的志向，他要以西方科学新知为基础，开启中国的新史学，让东方的科学正统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
1928年，32岁的傅斯年从欧洲搭船到香港，就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来到了广州，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为史学研究留下了一句这样的经典。
傅乐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他的口号。
当年考古研究都是由外国人主导，傅斯年组织了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考古队伍，他不想在考古领域上成为外国学者的帮佣。
马亮宽（《傅斯年传记》作者）：用西方科学的考古方法在中国进行考古，选定了安阳殷墟。
安阳殷墟考古将近10年，共有15次的大型挖掘，考古人员住进简陋的民居，几乎以当地为家。傅斯年的同门师兄顾颉刚当年在《古史辩》中所提到的夏商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傅斯年的殷墟考古推翻了《古史辩》的论证，考古证明了上古史推到了夏商两个朝代是有根有据的信史。殷墟考古正逐渐获得成就之时，中日战争爆发，考古被迫暂停。此时史语所早已迁移过一大半的中国，在史语所搬迁的过程中，傅斯年和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结了婚，即便在迁徙途中，傅斯年仍致力于研究，但史语所不断迁徙的命运让傅斯年有了“搬家先生”的称号。
王汎森：史语所在傅斯年手中搬了好多次，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十来次。
史语所落脚四川李庄，大批研究人员来到这里，给寂静的山区带来新氛围和新气象。
傅乐治：有一次弄了个骨头晒，李庄附近的老百姓看到了后说不得了，研究院在这地方吃人，你看连骨头都有了。
这位“搬家先生”傅斯年有着肥胖的身形，同事们背地里都叫他“肥猫”。
马亮宽：史语所、社会所都在李庄那个地方，下午或者晚上大家都会在一块散步、聊天，有时早上他们一看傅斯年来了，就都溜回去了。“肥猫”这个戏称，是他们一致对傅斯年有点不满，因为他太霸道、太霸气。那些耗子就是指青年学生、青年学者。
王汎森：因为有人说傅斯年做人像数学一样，有一定的数学定律要遵守。
西学功底深厚骨子里仍有士大夫气节
史语所创立第9年，傅斯年40岁，此时他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傅仁轨，总爱哼着正气歌的傅斯年，期待儿子和自己一样，是个充满正气的人。
钱复（台湾前“外交部长”）：他对日本深恶痛觉，他只有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傅仁轨，就是怀念当年的刘仁轨老将军把日本人打败在白河口，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够把日本人打败。
傅斯年受到西方科学理论的影响至深，但骨子里却有着中国士大夫的气节。
王汎森：傅斯年都是决绝的，他崇拜子路，个性中有率直的一面。
正因为性格坦率，尽管已经进入学界，傅斯年仍饱有学生运动领袖的风范，面对当时一手掌握军权和政权的蒋介石，他依旧勇于谏言，一生都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傅斯年心里清楚，参政而不从政，学者方能对政治超然和觉醒，也才能成为人民喉舌的第三势力。
山城重庆是国民政府的大后方，1938年，国民政府在这里组织了国民参政会，除了国民党员、共产党员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及独立人士参与，隶属独立人士的傅斯年来到了重庆，除了在大学教书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工作之外，他展开了另外一种尝试，参政员，他同时还参加了蒋介石的星期六谈话会。
马亮宽：现在看来，选一些对军事、政治外交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决策，其实就是蒋介石的智囊团，每星期六下午一块讨论，为抗日救国献策出力。
尽管加入蒋介石的智囊团，但傅斯年担任参政员时四处收集孔宋家族、官僚资本的罪证，在参政会上、杂志上，对于孔宋家族的批判力道丝毫不亚于当时的共产党，被称为“傅大炮”。
王汎森：傅斯年写信劝谏蒋介石，说你领导这场战争非常了不起，我们也很佩服你，可是你旁边的人贪污、买卖外币，这也是天下共知的。
傅斯年所写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之文章，用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来形容孔宋家族，傅斯年猛烈的言论让蒋介石着实头痛，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傅某某以示泄愤。
王汎森：蒋有一封信跟他这样讲，孔宋是我的人，你反孔宋，不就反我吗？傅斯年说，不，你要分开来，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支持你旁边的人。
马亮宽：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对蒋先生献媚，始终保留自己的独立人格，所以蒋介石对他是亲而不近。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前夕，傅斯年认为避免国共内战最好的方式是国共可以共同合作，傅斯年和七位参政员代表社会中坚力量前往延安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当年还回了请柬欢迎他。一位是延安共产党的新领袖，一位是昔日五四运动的领袖，两人在延安彻夜长谈，话说当年在北大的年轻岁月。
傅斯年全家福王汎森：傅斯年当时是学生领袖，而毛泽东只是一个阅报室的管理员，毛泽东说他要跟学生领袖谈，他们都不理他。
傅斯年的参政团离去前，毛泽东书赠傅斯年一首唐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马亮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在中国现代史里有很大的影响，傅斯年谦虚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
抗战胜利不久，傅斯年接到了蒋介石的一纸命令，要他立刻前往西南联大。学生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之名，持续罢课将近一个月。后来军队进入校园镇压，四位青年在行动中阵亡，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惨案。
人们都在看这位知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会如何处理这次学运，但傅斯年的最终决定是希望学生停止罢课。尽管后人对傅斯年处理西南联大的学运评价不一，但从傅斯年所保留的学运标语可以看出，他在心情上是支持学生的。处理西南联大时，傅斯年已是北大的代理校长，在北大期间，傅斯年坚决实施打击“文化汉奸”的铁腕政策。
傅乐治：他是个民族性很强的人，代理北大校长以后，那些敌伪时代在北大教书的人，他一概都不录用。这个事情闹得很凶，他认为作为一个读书人，明知道它是一个敌伪政权，还去服务它，怎么可以。
赴台湾台大任校长
处理完西南联大学潮和北大文化汉奸，社会压力让傅斯年的高血压病情日益加剧，蒋介石资助他去美国治病。
经历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傅斯年在1949年回到中国，此时国共内战的三大战役已进入尾声，蒋介石几乎失去了大半江山，不久他接到了台湾省主席陈诚的电报，希望他速驾来台，共赴巨艰，他成了首位来自大陆的台湾大学校长。他决心将北大精神注入台大，他任用部分北大来的学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复的父亲钱思亮来到了台湾。
钱复：1948年12月初，我们从北京坐政府派去接教授的3架飞机到南京，胡适接的我们，说傅先生刚当上了校长。
钱复是钱思亮的三儿子，他在台湾就读建国中学时，因为地缘关系，几乎天天中午到傅家吃饭。
钱复：傅斯年因为血压高，白米饭不能多吃，馒头也不能多吃。
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这是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门口挂上的告示。中国人爱靠关系说项的坏习惯，被他大剌剌地拒绝在门外，傅斯年认为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必须要有气节。好不容易走出西南联大学潮的阴霾，傅斯年刚落脚台湾大学不久，又遇到了台湾的学生运动。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学生共同串联提高公费待遇的“反饥饿”运动，尽管初期有共产党学生被抓，但后来傅斯年坚持军警不能任意进入校园，让很多左派学生躲过了一劫。
他曾经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如今这句话成了台湾学生运动的精神标语。四六学潮后，台湾大学的左派学生写信感谢他，但傅斯年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兼办警察局”。被医生警告少发脾气的傅斯年，来到台湾的第二年，在台湾省议会上质询时，突然心脏病发，离开人世。
消息传进台大校园，学生们一片错愕，立刻组织游行队伍高喊“还我校长”，当时游行队伍从罗斯福路一直延伸到南海路，将近有两三公里长。
“风唱出随兴的悲歌，谁知道这巨星要陨落。”这是台湾大学的学生为傅斯年去世所做的挽歌。在台大仍保有傅斯年的墓园，在台大的椰林大道旁还有一座傅钟，这座傅钟启用后称为台湾大学的象征，也以此来纪念傅斯年先生。钟上刻有傅斯年给台大立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如今傅钟每天只敲21响，因为傅斯年常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有3个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