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突然社会上多了个词“改革”。起初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我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无论是本科、硕士毕业还是开始工作，似乎关于这件事情，我都是在关注别人的所作所为，对别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希望有改变，或者别人想把事情往更好做，我会为他加油。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我参与到了改革的吃瓜群众行列，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去加油、去使劲。于是，我办了一家后来叫万通的公司。
办公司后，我发现自己被改革以后最大的改变是自己能决定几点上班，决定给自己发多少钱，决定去哪里。这三件事看似自由了，但实际上自己却成为了一个戴上镣铐的自由人。因为这一自由的代价就是要屈从于所有获取自由的手段，比如时间、金钱以及经营企业的资源等。这样一来，我不得不陷入一个更加忙碌的境地，每天睁开眼睛只想着为自由而挣扎。
一晃也快30年了，我发现这30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谈论改革，不是自身去体会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间断地飞行。我现在一年要飞一百五六十次，做生意这半生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千次的飞行。这种频率的出差和折腾，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实又空虚；既感觉到些许成功，又不时有些沮丧；既有过程中的些许快乐，但也有之后的惆怅。
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实际上主要纠结在这三件事儿上。
未来最需要去的地方是理想社会
第一件事儿是去哪儿。每次旅行前总要问一件事情，这次去哪儿？当办公室秘书给我排行程的时候，也总问我，周几要去哪儿？那个地方要不要去？每天起来最发愁、最需要判断的也是今天要去哪儿，这是不是有用或有价值的出差。这也是30年来最多需要决策的一件事情：权衡具体要去哪儿，内心总要有一个选择的依据和判断的尺度。
最初，我们总会选择激情四射和认为有机会的地方，所以我们6个人（万通六兄弟）不约而同选择去了海南。在被改革的状态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区这个热闹非凡的改革热土，于是我们开始在那里野蛮生长。所以，初期的去哪儿都是我们认为最容易生长的地方，最容易绽放和最轻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败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最多跟我们一起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方向的人。
1993年，组建万通集团的核心团队。之后，我选择的地方就是所谓有商机的地方，有机会的地方。所以从1993年到1999年我飞了很多地方，都是我认为有商机的地方。而当时判断的有商机可能就是在那里有熟人当了领导，或者是亲戚可以给一些机会。于是我在中国不停地飞，飞了一堆地方。实际上在每一个我认为有商机的地方都去探了一头，踏了一脚，摸了一手。结果，当然是沾了是非，留了得失，看了很多二十世纪之怪现状。
再到了后来，也就是1999年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去了哪儿呢？每天被前面所谓奔着商机走过的地方所惹出来的是非继续牵着走。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了哪里有是非就去哪儿，哪里需要平事就去哪儿，哪里有麻烦就去哪儿。
最近几年，是非似乎消停了，怎么还这么飞呢？要去哪儿呢？这会儿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更大梦想的地方，要去那些是非更少但还能够发展事业的地方，也要去那些公益引导我们去的地方。
我参加了很多公益组织，因此每年会参加阿拉善、壹基金和亚布力这样一些企业家的公益活动。所以这几年我去了非常多跟公益相关的地方，也去了很多被新的梦想所牵引的地方。
现在每天应该去哪儿呢？当然是希望去事业发展中是非最少的地方、政商关系更简单的地方、业务更容易生根和增长的地方，同时也要去公益事业引导我们要去的地方。
未来要去哪儿呢？我想未来最需要去的地方是大家所说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是什么呢？社会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呢？理想的状态又是什么状态呢？那一定是没毛病的状态。所以，我们未来要去的一定是一个省心省力而且大家能够各自相安发展事业、无须烦恼，只需用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可以的地方。这就是未来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可以行稳致远
除了每天要琢磨去哪儿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要费心思，那就是和谁去。和谁去，就意味着每次都要约人，要约这个或者约那个，或者大家不约而同。
起初我们总是要约。在最初我是和一起创业的伙伴约着走，在企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是出差，就是和这些创业伙伴们，比如和功权、小潘、小易、刘军、启富一起出差，当然都是我们自己拎着包，从北京到海南差不多各种走法都走过。走过十几个小时的海路，在船上颠得直呕吐；坐过几十块钱的大巴，坐一通宵；偶尔坐飞机，还坐过来回被卖猪仔坐的出租车。但我想说的是，创业初期我们是自己搭伙走，吹口哨，走夜路，自己给自己壮胆。
之后，我们是随着机会走，所以总一起走的人变成了我们认为和机会成败相关的那些朋友、伙伴，甚至是那些牟利者。当然，我们也是牟利者，大家都为了一个所谓的机会和利益一起出差。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利在则聚，利去则散。所以，这样的出差方式留下了一些碎片式的回忆以及愉快和不愉快的场景，但并没有引起我内心深处更多的改变，我还是原来的自己。
当然，当我们慢慢地视野开阔，也找到了自己前进的主业和方向的时候，更多时候是和同行一起出差，去做行业考察、去学习，去看全世界的房子究竟有多少种做法，客户有多少种要求，我们的服务应该有多少种不同的满足方式。开始跟同行走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因为和同行在一起，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彼此加油，取长补短，互相关照，互相接济。
最近10年，除了同行以外，我们每天要出差，还得和同道者走。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不管是不约而同还是有约而同，偶然相遇的都是同道者。一方面，在企业发展的方式上，在完全坚信市场的力量上，在坚持亲清政商关系上，我们是同道者，是中国企业家当中的明白人。
我们在路上经常会相遇，也会相约一起做事情。另一方面，在公益事业发展当中的企业家，我们会更加频繁地打交道。因为做公益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样一个“道”把我们连在一起，同道者同行，我们会经常相约做一些有意思的公益活动。
让正确的事情有连续的积累达成事业和身心灵的平衡
第三件事儿就是做什么。
回过头来想，无非就是增加事和减少事。你出一趟门，总是会像采购一样，叮铃咣铛，装一堆东西回来，这就叫增事；而有时候出了趟门找了很多人，处理一些事，比如要化解一些纠纷，要纠正一些做错的事，要处置一些资产，这就叫减事。
买卖买卖，如果是买，就是增事；如果是卖，就是减事。增事也叫惹事，惹事都是惹哪些事呢？惹上了好事，当然叫增益，企业会更好发展，个人的利益也会随之增长。如果惹了不好的事，就惹了是非，对你的收益就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的事业就有可能受到打击和抑制。
一个人赚多少钱，不光取决于收入多少，还要考量潜在的成本，比如说体制带来的制度性成本。你跟某一个政治人物或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是非可能对你带来颠覆性的风险。假如你赚了100块钱，这种潜在的是非带来的风险可能需要500块钱才能解决，等于是亏的。反过来如果赚了100块钱，你惹的是非只有10块钱，再拿40块钱去平掉这10块钱的是非，你还剩50块钱，所以还是赚的。
因此，每次出门去做事、惹事，一定要惹简单的事，惹低成本的事，惹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事，而不是偶尔暴利的事情或沾惹太多是非的事。减事就要减是非，增事必定要增利。
每次出去做事，大体上就这么些事，一开始不懂，经常在增益的动机下惹事，直到现在人过中年才明白，更重要的是在做事的同时要减事，要平事。
现在每天出门，第一当然还是要逐利。作为买卖人，逐利是本性，也是职责和义务，更是工作。所以逐利是我每天都要盘算的事。
其次，我当然也追名，名和利可以互换，人都难免有虚荣心，难免要为声名所累。所以，在逐利之外还要追名，这恐怕是商业活动中不可免俗的事儿。
最近出差越来越多，开始关注另外两件事：修身和养心。所谓修身，就是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要让日常行为不偏离心目中的“道”，必须要简单、专注、持久地去做事，做好业务。要心怀员工，心怀企业，心怀社会，心怀利益相关者。
另外也要注意自我修养，让自己的内心经过繁杂的半生之后，能够慢慢归于平静，逐渐达到内心的宁静。做到“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我在出差和做事的时候，慢慢就由惹事、增事逐渐学会了减事，由惹事非逐渐学会了平是非，由逐利追名逐渐演进到修身养心。
回过头来看，我被改革了30年之后，企业仍然在继续发展，我还得继续出差，而且在未来20年里，还会有三四千次的出差。加起来，一生得有五六千次的飞行，但愿未来的飞行能够像过去30年逐渐明白的道理那样，去减是非的地方，和同道者在一起，做增益的事情，让正确的事情有连续的积累，达成事业和身心灵的平衡，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舒服的状态当中。
其实改革和国家的大事儿与我要去哪儿的琢磨也有相同之处。一个国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每天考虑去哪儿的问题，和谁去的问题，以及做什么事的问题。
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道义的存在，权利的存在，市场公平的存在，财产和企业长期发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存在，自我的身心灵得到平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