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产生在于资源组合
我来自秘鲁，与中国相隔一个太平洋。与中国相比，秘鲁只有三千万人口,属于小国。我小时候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繁荣。我父母觉得能做拉美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所以,他们每年都花重金让我和哥哥从瑞士回到秘鲁与其他亲人见面，这样就不会失去与秘鲁的联系。这种做法让我们两个有点儿精神错乱，一方面，我们是拉美人，但又住在欧洲，而且我们也从未意识到两地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孩子，我们在拉美玩得很开心，既可以骑马去上学，也可以悠闲地漫步乡间。但是，直到我们十五六岁时才开始真正了解秘鲁这个国家，意识到它原来很穷。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亚马逊河边操作木材切割机，南美地区大多人口稀少，通过看拉美的地图就会发现人们只居住在海边，而内陆没有人烟，人们必须去内陆地区探索资源，所以，我去了亚马逊河流域砍伐木材，发现那里的人生活很贫困。到17岁时，我在一家酒店做打扫房间的工作，当时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富裕，但依然发现当地人和我们的经济条件相差甚远，那时我内心一直在问差距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在我进入大学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我已知道两地在教学质量方面存在的差距。后来，我回到欧洲完成自己的学业继而参加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并没有意识到两地文化中存在的差异，拉美文化注重传统，有着历史悠久的玛雅文化。我一直疑惑的差距问题在后来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我对瑞士巧克力的迷恋来自于生产巧克力的国家，而不是生产可可、糖、牛奶、咖啡豆的国家。而秘鲁恰恰生产咖啡豆，但我们却未从中获益，而瑞士生产了巧克力，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边际效益。为什么秘鲁就没能做到呢？我们拥有所有的原料，但为什么就不能组合起来呢？
除了巧克力的疑问之外，我又发现了瑞士手表。瑞士手表是金属做的，但瑞士本土不生产金属，甚至都没有矿藏。而秘鲁的矿藏丰富，盛产铜、金、铀等等，很多中国企业都在秘鲁勘探作业，瑞士也没有红宝石，可以说几乎没有做成手表的任何原料。但是，他们的钟表行业很成功，在我看来一定是组合原料的方式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是需要从法律或者经济学角度去理解的问题。我经过研究发现，一切都与组合资源的能力相关。19世纪的瑞士很贫穷，瑞士直至20世纪初之前一直都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距今约110年。瑞士多山，但却穷到没钱建设隧道，必须通过法国而非苏黎世来接济自己。甚至有些瑞士人只能通过做雇佣兵养活自己，去帮其他国家的军队打仗，这说明他们当时已经穷到要以付出自己生命为代价来谋生的地步。时至今日，教皇的卫士仍然来自于瑞士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如今，瑞士已成为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他们彻底将自己的立法制度现代化，并在1908年公布了瑞士民法典，之后就崛起了。因此，我认为必须思考瑞士是如何立法以及如何组合资源的？这其中一定有机制在起效。瑞士很小，只有600万居民，但却存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四种文化和平共存，而在瑞士之外的其他国家如出现多元文化很可能会导致各派互相残杀。瑞士的特殊机制使人们能够互相合作来购买自己没有的原料一起打造手表、生产巧克力，进而产生剩余价值。卡尔·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增加的财富来源于剩余价值。我对此话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需要法律，很多拉美人也认为自己应该向欧洲和北美学习其制定有效法律的方法。
人们发现拉美的车祸发生率很高，平均一辆秘鲁的公交车撞死的人数是瑞士公交车的11倍，说明秘鲁的公车很危险。对此，秘鲁议会也开始审视瑞士的监管制度并承认了其有效性。我们把瑞士的法律翻译成西班牙语，又批准监管条例引入秘鲁，结果在秘鲁公交车肇事的对比率仍然是11倍，改变不容易，我想知道解决方法在哪里？后来我发现这跟法律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秘鲁的保险公司与警察局都认为一旦发生事故，如果是车辆前部相撞，则驾驶人负主要责任，需要赔偿，如果车尾被撞，则对方负责。保险公司认为处理过程不用花钱诉讼或高价雇佣律师，这促使人们产生合作的法律条款并未真正写入法律，法律体系背后还有另一个体系在运作，那就是形而上学，属于哲学问题。既然看不见要怎么找到背后的隐形机制呢？我到秘鲁生活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我要去买已经完工了一半的房子，我去市政府申请购房号，等了三四年之后，市里才给了我一个157的序号，结果我发现邻居的房号是299，意味着他的序号是非法的，只有我的房号才是合法的。我接受过瑞士的培训，发现瑞士和秘鲁不一样，秘鲁存在另外一个不存在于文字可查范围内的机制，使人们不用去花三年半的时间等待也会得到一个房号。
我觉得我们应该审视一下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文件里描述的。我读过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他用形而上学的方式说过现实并非看起来那样。现实是事实，事实是人造的，并没有绝对的事实，事实只是逻辑的结论以及写出来的形式，所有人都同意就可被称作真相，然后放入标准的协议之下供大家参考。世界和现实是由一个个油彩组成，放在一起会创造出美的事物，但分开就没有任何意义。继而罗素的学生维根斯坦认为，宇宙是由相互联系的事物组成，意思是世上存在的事物只有相互联系才有意义，而这种联系是看不到，找不着属于摹状知识。我进而发现数据不能反映现实，数据只是经济的一小部分，只是可以读到的书面文字，而真实情况很不相同。比如我从酒店里偷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是属于我的。我在北京机场过安检时，无论我做多少自我介绍都没有用，工作人员只关心我的护照是否合法，说明我是谁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一纸护照，我与外界的联系也只能通过一纸标准化的文件反映。当我到了酒店，我同酒店的工作人员保证我会付钱是没有用的，只有我掏出信用卡才会获得信任。其实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通过文件运行的世界，文件世界只要恰当地运行就会进行组合，好比组成世界的原材料。文件很重要，不管是行为规范还是法律规定，人们都尊重文件，当文件无效时，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我们应该怎样拥有一个人人都相信的文件呢？这和资本的关系很大，卡尔·马克思说得比任何人都准确，一个物体，如果可以流动，它就是商品，然后事物就变得有价值。本地的资源如果分开放置，价值不大，而放在一起价值巨大。他认为所有的价值来源于组合，想想也会发现一切都要求组合。唐纳德·特朗普声称美国可以在不和任何国家有交集的情况下存活，他错了，就算是制造一根铅笔，俄勒冈州的木材要用法国的机器干燥，再用德国的锯子锯成两半。人用铅笔写字写错要用橡皮擦掉，而橡皮是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做的，如果把橡皮和木头放在一起做成铅笔的话，还需要金属板、智利的铜、秘鲁的锌、尼日利亚的黑镍等等。制做一根构造简单的铅笔尚需要十个国家的资源，而更为复杂的电子产品中的上万个零部件也许需要整个地球的资源汇集制造。
我认为一个能够混合、组合不同资源的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并标准化地使本国进步，关键取决于规则的有效运行。卡尔·马克思说得很对，增加值来自于组合，组合原材料就是在创造价值，而剩余价值就被称作资本。剩余价值不是钱但可以用来换成钱，不想换成钱是因为它一直有赚钱的潜力。亚里士多德在马克思和弗里德曼之前说过，价值的本质是潜力大于自身，一切事物只要进行恰当组合都可以比他独立存在时更具价值。同时，对规模也有要求，人们要从世界各地组合潜力、能力，保证兑现承诺。
创造资本在于文件化
“资本”一词来源于拉丁词语capita，本意是人头，也就意味着资本是必须用头才能得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一定要清楚地写下来形象化。符号不仅传播知识，也不仅是发出与接受的关系，符号也有秘诀，它可以反映该怎么组合事物。因此，我的团队开始研究怎么建立起一份文件使人们没见过面也可以转换价值。文件为资本家创造了虚拟资本优势，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说法。有些文件毫无意义，问题是人类怎么创造自己可以信任的文件？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抨击了美国银行家创造了虚拟资本，比如金融衍生品。他说：“好好提防这些银行家，他们创造的虚拟资本很可怕。”
工业革命不光关乎工业，更关乎人民可以大规模地组合不同的资源进行工业制造，如果没有法律保障，组合资源几乎不可能，人们可能想要学习西方怎么立法。举个例子，戈尔与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戈尔赢得了更多选票，但是特殊的选举机制却决定布什赢了；而日本选举首相是通过国会立法，国会议员决定的过程与英国选举完全不同，机制相差太大。因此，并没有全球适用的灵丹妙药，一切都取决于该国的组织方式怎么样才能对其人民以及文化负责。瑞士的体制与法国、德国、挪威、日本都不同，情况非常复杂，但其有统一的数据区块链标准。人们正在努力实现统一性，使不同的价值观和谐共存。目前，各国的评价标准已经越来越像，比如测量鞋子的大小数据等。
还有，财富与文件资料密切相关。假如我很有钱，想买下一座博物馆，我出价一千万，卖方认为这是笔好交易，加价到一千两百万，对于多出来的两百万，我会就此花很长时间查询这座馆的情况，看它是否值这两百万。问题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拥有允许他们组合资源的文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企业家，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企业家，或者有企业家的想法。但目前有50亿人无法参与进全球化进程，他们没有信用卡、护照以及任何使得他们可以参与进全球化的文件，不是不想，而是没办法。举个例子，秘鲁是个矿产丰富的国家，但矿产需要资本投资，投资要怎么起效呢？在秘鲁，政府对土地享有主权，不是产权，所以不可以卖掉土地，就像大海归国家所有一样。但政府给人一个特许，仍掌握控制权。所以，美国的矿业公司来到秘鲁，从地下挖出矿产，但无权拥有表土，因为表土属土著个人或集体所有，秘鲁称之为土著社区。如果大家进入土著社区，说他们这间集体所有的房子看起来不错，当地人会说：“不，这是我个人所有的房子。”只有这样的所有权文件化，才能清楚地界定这些权利。但即使人们有了文件，也有可能不为西方文化接受，所以秘鲁与美国、英国、布鲁塞尔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他们决定贸易应该怎么样进行，同时自由贸易协定也决定贸易的方式。这些保障使得矿业投资者拿到文件，通过秘鲁国内审核之后，投资者就可以与华尔街建立联系。然而，华尔街却没有地方可以审核这些文件，最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这个渠道，这家矿产公司得到了65亿美元资金，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资本潜力。对于美联储主席耶伦来说，65亿美元对于美国的中央储备银行完全是九牛一毛，美国的年经济总量高达60万亿美元，其中四万亿外汇储备在中国。美国的储备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秘鲁、墨西哥的资源之上。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货币化，进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还可以使一国货币更加强劲、更受国际社会认可。如果马克思看到了，一定会惊叹：“资本真是个好东西！”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应当明白，没有合适的文件化，价值就会流失。西方社会有一个流言，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外投资巨大，是因为中国的文件在未来将没有价值，这属于反全球化论调。二战结束至今，人类都在经历全球化的浪潮，而现在英国的脱欧、中东伊斯兰国都反映了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说他要在美国周围建一堵墙，他也主张退出全球化。之前与他竞争的伯尼·桑德斯也说：“外籍劳工太多了，中国人在跟我们不公平地竞争，我们要退出全球化”。所有人都在退出，全球体系面临着危机，这也是我们会特别关心文件价值的原因。有人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由于存在大量不良资产，所以他们推出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简称TARP）”。其做法是把华尔街所有代表次贷市场资产价值的文件分离出来。著名投资分析师迈克尔·米尔肯会把次贷市场称为高收益市场，但我们知道它其实就是个旧货市场。结果这些文件全都消失不见了，他们并没有取消那些表示抵押价值的金融衍生工具，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那些不良资产的真正去向，因为记录丢失了。这些发明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人忘记了文件应该是精确的，就像我的护照和信用卡能清楚地显示我的身份和拥有的财产。
财富的来源及控制它的方式就是资本的来源
秘鲁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12,000美元，我想让我的国家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我们并不是欧佩克的成员，没有国际化货币，也不知道秘鲁大多数人拥有何种财产。而最糟糕的是，在如今这个科技时代，我们不知道人们的想法，得益于知识产权，想法也变得有价值了，若想法不是清楚地写在一张纸上、书上或是荧幕上，我们该如何去控制它呢？如果我问任何一个人：“你的资本在哪里？”那人肯定会拿出某样东西来，或是查看自己的电脑获得信息。资本必须被描述出来，否则不存在，问题是，如何使社会创造的财富由12,000美元增加到50,000美元呢？
可能有人会问：“这么多财富要用来做什么呢？”我觉得人们可以用财富来做任何事，比如，发明电话后，纽约人可以自由地通话了，有人向纽约市长提议建立纽约和芝加哥的电话线路，但市长拒绝了，说他不认识任何芝加哥的人，为什么要建立电话线路呢？后来，当电话线路建立时，所有的企业都得以发展壮大，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对数据区块链很感兴趣，数据区块链是另一种通信系统，目的是以安全的方式转移价值且无法篡改。这种转移价值的具体操作方式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人类的大脑有能力设计出非常有趣的东西，但人类同时也有能力发明绕过它的途径，这是持续性的挑战。如何将事物安置在一起就是策略，而大多数经济和法律领域的职业都太狭隘了，我们都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然而世界从来都不是完全有秩序的，所以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论是谁，我们需要互相能认出来。世界上有73亿人口，我们不可能认识每个人，我的通讯录里有3000人，但我只能记住约1200人。因此，我们需要信息告诉我们谁是谁、他在哪里、规则是什么、谁是统治者？这就是资本秘密的基本道理——我们发现了财富的来源及控制它的方式，这就是资本的来源。（本刊记者曹月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