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忽视智库作用会带来政治决策失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来源愈发多样化，原来是政府和传统媒体垄断信息来源，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智库在中国的日益火热也让每个人不光可以变成自媒体，也可以变成个人研究、个人智库，人们每天在微信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再通过微信迅速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意见和权威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区别海量的信息有用还是无用，是真还是假，需要权威的判断和声音，这是智库发展的重要背景和基础。
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面临重大转折，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而越是存在不确定性时，政府、企业、民众越需要了解出现转折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世界的走向，这些都需要更加清晰、准确地判断如何把握趋势。过去几十年，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科技、技术有了变化，但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节奏和领域会出现一些细微变化。但是，今天明显出现了一种转折，从2016年的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判断。
在关键节点中，智库的判断对国家的发展和各个机构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在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不会参战的情况下，却认为中国政府会出兵。虽然美国政府最终没有采纳它的建议，但智库的作用还是在关键时刻、在不确定性强的时候体现出来。越是在不确定性强的情况下，智库就越要做出独立判断，为政府决策所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最近，美国智库在特朗普上任后影响力开始下降。原因有二，一是水平很差，二是立场有问题，没有抓住社会变化和老百姓的需求。特朗普上台是民粹主义的力量，民粹就是反精英，而所有国家的智库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为政治精英服务。智库确实没有感受到民粹主义兴起的变化，因为他们原来不为这些人服务，也不从这些人这里拿钱，他们的立场和过去的工作都忽略了这一点。但如果特朗普因此而不相信智库的作用，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凭自己个人的经历来做判断，他决策失误的风险肯定会大大上升，最后受损失的肯定是美国，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会殃及其他国家。
而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今智库大发展的局面？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面临的局面、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近过，但所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中共中央领导作为决策咨询的最终需求者，发现过去的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建议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才意识到中国要发展智库，要发展思想库的市场，最终才有了中国政策的出台和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民间智库、社会智库也可以研究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民族问题了，过去这些问题都是被官办智库所垄断，这在促进中国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垃圾信息泛滥凸显智库真知灼见的重要地位
首先，智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当前国际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迫切需要各方面的智慧，需要智库发挥重要作用。所谓智库重要不重要，关键在于智库是否能够与决策者相容、相匹配，比如美国的智库就出现了与特朗普的融合问题。而在中国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关于智库的重要批示后，智库在中国决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体现，各方面都给予了对智库的肯定，它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现代化决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写入了中央的决定。近几年来，中国智库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有很多创新。智库并不是单个智库的建设，而是在不断地形成智库的联合体、共同体和智库联盟，各方面的智库智慧、智库决策影响政府的能力越来越突出、集中、有影响力。
其次，智库还是要不断适应新变化。传统智库仅仅做政策研究是不够的，新时期智库的作用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解读、政策评估、影响舆论、服务社会、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是智库在新形势、新环境下要适应的方面，包括如何推特与年轻人的结合。智库需要汇集天下人的智慧，尽管信息、网络很多，但这些智慧能否集中起来对公共决策和公共社会形成影响，都是需要再加工的过程，而智库在再加工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中国如果要建设具有国际公共外交职能和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还要尽量参加国际性、权威的智库排名与评价，积极提供自身信息，不要排斥这种可以提供机会的资源和平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执行院长王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最后，中国的硬实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现在软实力也要发展起来，而智库是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当今媒体行业受到很多影响，以及很多权威的东西受到很多影响，此时智库更需要把一些精准、有见地的观点整合、集中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给国家、政府和公共决策者带来一些新的不同角度。未来，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中国智库也要“走出去”，有了中国智库支撑，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少走弯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智库永远不会过时，特别是在知识泛滥、各种垃圾信息增多的情况下，智库的真知灼见会显得更加珍贵。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执行院长王文：中国智库要有危机感，否则会进入衰落期
智库并不是一直都有地位，它是有兴衰的，有些时期很重要，有时又不重要。如果以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研究所自1915年建立的时间算起，当代智库已有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了。在这一百年内，智库至少有三次衰落期。一是智库在出现之初的那段时间特别火，可是后来二战爆发了，所有的智库都没有预测到二战会爆发，包括苏联和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欧美智库根本不知道，预测都失败了，所以智库的意见没有人再听了。20世纪50年代，兰德预测了中国会出兵朝鲜，但美国白宫不听，事后才有人明白智库还是有判断能力的，随之才有了智库的又一次兴起，现在一些很著名的智库都是二战以后成立的，属于第二代智库。比如兰德公司20世纪40年代成立，在十年后开始兴盛；CSIS也是20年代50~60年代成立，包括很多老牌智库都是那时成立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智库又迎来了第二次衰落，因为美苏之间核战争和学术研究的数量化、科学主义化的缘故。学术研究变得更加数量和计量化，计量学崛起后，突然发现这帮智库学者一个个连模型都不会画，数学也不会，还不懂核武器的博弈论，智库就又开始衰落了。一直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智库开始重新崛起，类似福山和亨廷顿一批人开始解释冷战为什么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而不是以战争的形式结束，同时又出现了一批新智库，例如21世纪美国研究中心、美国的进步中心等等。目前，智库又进入了第三次衰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美国有近2000家智库，几乎没有几家智库预测到特朗普能够胜利，这必然不会让特朗普重视智库。现在在美国，智库已经不重要了，特朗普根本不在乎他们。过去美国每次总统换届，CSIS、卡内基、布鲁金斯至少会有十几个人进入内阁，现在在华盛顿几乎一个都没有。
因此，作为智库从业者，我带着隐忧认为，智库很重要，但并不代表我们重要，智库从业者都认为自己很重要，哪个知识分子不认为自己很重要呢？所有学者都认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很有意义。但自己认为重要，未必真的重要，关键在于时代是否给你机会，你又是否能够抓住时代的机会，是否能够为时代提供真正的思想产品，预测到时代的发展，形容、概括、总结好时代的变化。我觉得中国智库还没做到很重要的程度，美国的智库能够影响中国的中南海，很多美国智库的专家如福山、基辛格等人会和中国的常委、领导人见面，但中国智库还尚未能影响白宫，中国的智库学者也没机会和奥巴马或特朗普见面，这是很汗颜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从业者应该进行自我批判，我们做得还不够。结合美国现在智库所面临的尴尬，我们应该予以思考。美国智库近期虽然衰落，但相信未来还是会崛起，但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智库会进入到一个相当长的衰落期，可能是四年或八年，这给中国学者一个最大的警醒。中国智库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时间点，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遇呢？过去四年，为什么智库在中国变得那么重要？因为不仅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里出现了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表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然国家给了智库很多机会，那么就应该珍惜机会，如果最后连“一带一路”都没有解释好；G20也没有解释好；南海问题也失声，那智库还会重要吗？国家还会用智库吗？因此，要有危机感，时不我待，革命尚未完成，不能因眼前国家的重视就骄傲，中国智库要防止像美国智库那样进入衰落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智库应加强人才机制建设、开发资金的多元化来源
首先，智库的发展对中国来说进入一个更重要的时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等等，智库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体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应非常快，一竿子插到底，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执行过程非常快。但由于中国的决策机制中的辩论机制、研讨机制、智库间政策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如果一个政策好，在全国都能发展起来，比如高铁政策的有效实施。但如果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对中国来讲就是灾难性的。因此，在目前的体制下，智库可以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模式、新力量、新发展方向。中国要实现协商民主、科学决策，就要避免各级政府在决策中少犯错误，让更多的智库参与进来，这是保证中国能够避免出现很多决策错误的方法。
国家前人大副委员长吴邦国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中国每年因为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有好几千亿。中国目前在国家层面很有影响力的智库包括民间智库、地方政府智库和国家智库，如果他们都参与到决策生态里，不断地比较、鉴别。每个决策者桌上放着的方案不是来自于一家的谏言，而是来自三、五家的观点，就会对社会生态产生巨大影响，进而真正推进中国的科学民主决策。由于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辩论、议会机制，“两会”也仅在每年的3月份举行一次，但有了智库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就会带来极大补充和提升。因此，中国智库在未来发展会越来越重要，重要度甚至会超过美国，如果中国形成真正依赖于智库的习惯，让智库发挥作用，那么智库在中国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
其次，中国在近些年参与全球化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中国本身又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在加入WTO16年间，GDP翻了七至八倍，国际贸易额度也翻了七至八倍，中国真正取得发展的时段就是改革开放和加入国际体系的这些年。正因如此，在全球化受阻，逆全球化泛滥，包括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能够继续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习近平主席能够在达沃斯系统性地阐述全球化的观点，中国政府还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下占领了全球话语体系的高度。中国要用全人类都听得懂的语言，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全球价值体系讲述中国的声音，同时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智库在背后能够起到更大作用，这和中国政府现在非常重视智库的发展有关系，可以看到政府出台的很多报告和方案都有中国智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对中国未来进一步引领或者在国际话语体系上可以增加更多话语权以及有更多参与，进而真正影响世界。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系统阐释了全球化，对全球所带来的极大影响受到了很多国际媒体的高度评价，也说明智库能够对中国未来在全球的发展中提供巨大支撑。
最后，中国智库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真正引领国际智库还有两个方面需要改进，一是中国智库极度缺乏人才，原来中国没有智库方面的人才，做好智库应该是全方位的统筹，包括研究、筹款，要懂政府、学术、企业，而那时缺乏这方面的政策。同时，中国智库应该把旋转门推起来，很多退休的部长、高级政要、大使、参赞完全可以和智库互动起来，包括政府挂职的也可以和智库互动起来，如果能够如此做起来，会对政策决策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二是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需要进一步加强。美国智库都是由企业家捐赠，捐赠的最高境界不是捐大楼，而是捐机构，这对世世代代都会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已超过30年，一大批企业家已成长起来了，但有不少的企业家做慈善时还停留在捐大楼、捐希望小学以及偏重物质层面的捐赠，虽然这些也需要，但捐助一个希望小学只能解决几百名学生的就学问题，如捐助一个教育政策的研究机构可以解决千千万万的学生就学问题。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对智库知识的重要性有更多意识，我想中国的企业家们终会认识到，捐赠最有影响力的方式就是捐赠给智库，捐赠给真正可带来利好决策的力量。只要弥补好上述两个方面，中国智库就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中国智库发展应关注七方面问题
第一，近几年中国智库出现井喷现象，智库的发展确实有它的规律性，国家重视智库、出台文件、国家财政上支持、社会热捧、民众关注、再和国际接轨，行业就发展起来了。自中共十八大以后，尤其是2015年“中办、国办”发文之后，中国的智库建设高歌猛进。更有意思的是，智库的评价机构比智库机构还火爆。中国有几家智库排名机构，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也有一个给智库做排名的研究中心，而且现在《光明日报》和南京大学也在发布智库排名，起码在中国体制内的就有三家智库排名机构，这三家在中国很有权威性，比智库机构本身还火爆。智库本身发展很快，但智库评价机构发展得更快，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智库的定位很重要，作为从业者应该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不是靠自己说智库很重要就真重要，关键在于研究的成果在决策里是否重要。因此，智库从业者要放低身段，只有放低身段后，才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几分份量。
第二，智库是思想的市场，应该从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客观现实来分析智库的工作内容。一方面，需求方是做公共政策的决策者，中国的需求市场和美国的需求市场绝对不一样。中国市场的决策者都是从最基层一步步在千百万人中竞争出来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任期限制，会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美国的市场是四年或八年一轮换，比如像特朗普这种体制外的人也可以进入到体制内，他不太懂体制内的规则，所以体制内的人都接受不了他，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国智库一定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决策者掌握的信息远比供给者掌握的信息要全面、准确、真实、及时。因此，要避免出现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时出现决策者早已了解了相关内容的情况。另一方面，智库作为供给方，能否提供需求方所需要的产品为核心问题，这涉及到供给方的供给能力问题。我认为智库作为知识生产机构，所生产的产品目前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中国的专家群体知识面都非常窄，对中国社会实际发生的很多问题没有感知，普遍“上不接天线，下不接地气”。如果问很多经济学家在十年前是否买房进行投资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买过房子，他们的个人人生决策在很多方面都缺少前瞻性，还怎么可能给国家出前瞻性的主意呢？出的主意对还是不对都存疑。因此，智库应该从思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打造产品，否则打造的很多产品就是自说自话，自认为有影响，但实际上没有影响。
第三，中国智库的专业人员面临转型，传统的学者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要把他们转型成为专业智库的研究人员，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并不是待在智库就是智库的专业人员了，远远不够。以往写学术论文的套路和思考问题的套路与智库研究、写智库报告是两个套路，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逻辑都不一样，这是目前智库人员来源渠道单一的重要原因。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解决人才来源问题，但中国有一个惯例，退休的领导不能对现任领导的政策提出评价性意见，这也是旋转门转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人才到底从哪里去找呢？长期来看，智库应该尝试靠自身去培养人才。
第四，思想市场竞争态势的建立问题。目前无论是体制内还是社会性智库，竞争生态都存在问题。体制内的智库可以申请国家经费，只要申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就专项经费资助，所以体制内智库的人力资源很丰沛。目前国家社科院里面很多年轻学者到处挂名，毕竟蛋糕就这么大，既有的人才资源就这些，智库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就出现了挂名现象，一个人往往有一堆名片，一堆名头。社会性智库如果没有人才，就没法与体制内的智库做竞争，想把人挖过来又不可能，只能让其挂名，这说明现在的竞争机制有问题，出现了智库竞争之间的失序，主要还是人手不够。
第五，智库的体制、机制问题。目前不同类型的智库各有优势，社会智库的体制、机制灵活，出东西快，效率高，而体制内智库的效率太慢，发个课题就要半年时间，但社会性智库可能三天就能发出。因此，业内也在探讨中国智库的产品生产模式，到底什么样的生产模式能够使得智库产品可以高效地生产出来呢？智库生产思想产品的模式怎样能够适应现代智库的发展需要探讨，但目前行业还没有找到答案。
第六，现在中国的智库研究国际问题比研究国内问题容易出彩，国际问题变化多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可以去推测，即使错了也无所谓。但实际上中国最需要研究国内问题的智库，尤其是战略方面而不是公众内容的，这块是中国智库的薄弱环节，但敢碰这些东西的人不多，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智库特别尴尬的地方。
第七，智库目前在中国的热度没有问题，高层确实很重视，但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具体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智库的支持是关键性问题。应不应该让智库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呢？比如参与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环保、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涉及民众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举个例子，在上海网约车征求意见稿出来时我们召开了座谈会，想请上海市交委方面的人参加共同讨论，但没能如愿，说明很多时候不是智库不愿意提供服务，而是找不到门路，人家不需要。虽然国家层面很重视智库，但具体制定政策是各个部门，中央是各个部委，地方是各个决策部门，他们出台意见的过程中能不能听一听智库这个第三方意见？或者政策实施完后能不能请第三方评估一下实施效果？这才是智库真正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渠道，但这方面太缺少互动，一方面很热，另一方面又没有需求，这种结构性矛盾问题不解决，未来智库的市场就很难打开。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智库要做政府做不到或是忽略的事情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发布的2016全球智库报告排名显示，2015年中国智库排名和2016年中国智库排名相比，中国智库的排名往后挪了几位。2015年中国第一智库在榜单中排31名，2016年排33名，证明中国智库的质量2016年比2015年下降了。排名本身是否说明智库水平的下降尚需探讨，但中国智库的发展还是很迫切的，虽然目前中国智库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排第二，但质量是不是排第二呢？英国的智库数量少于中国，但它的质量排在中国前面。中国虽然在逐渐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智库的能力是否跟得上，是否达到国家发展需要的水平，确实需要智库人进行思考和做工作。
首先，中国智库研究本身需要时代特色，不同时代的智库需要不同时代的特色。中国现在处在特殊发展时期，第一个百年就要过去，即将迈进第二个百年，中国智库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十三五”规划的剩余四年里，中国智库能做什么事呢？中国智库要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积极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中国智库还要练好内功，练好内功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金的来源多元化，但中国的体制会带来限制，此方面就要创新。智库包括民间智库不要囿于现有体制，要创新和吸收现有世界上智库发展的经验。在美国，智库是最高端的资助方向，但在中国还不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学美国的模式，但是制度一定要创新。目前很多新兴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对智库都非常感兴趣，可以和他们结合起来。
第二，应该把高级人才旋转到智库内，把各方面的需求形成政策信息上报给公共政策的制定部门，这是智库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智库需要吸收什么样的信息呢？不只是政府需要的信息，而是各阶层、各方面的信息都需要，越是弱势群体的信息越能反映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弱势群体的信息可能是社会的盲点；也可能是智库的盲点；还可能是政府决策的盲点。因此，智库要有责任和担当，即使收获的利益不大，经济效益不高，但社会效应会更好，智库就要做政府做不到或是忽略的事情。
第三，智库向政府提供决策建议的时候要解决好最后50米的问题。智库往往向政府提出了很多理论性非常强，条理性非常好的建议，但最终却没有形成决策，因为前期调研还有欠缺，或是智库只在自己的范围里工作。智库要接触各个阶层，知晓其需求并与其结合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报告，进而制定相关有针对性的政策。政策制定部门可能了解的比智库更多，毕竟来源渠道比较多，但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到达第一线，智库的好处是具有灵活性，上接天下接地，如果没有接上地也肯定接不了天。但接地的工作很辛苦，要接触老百姓、弱势群体、农民工等人群，了解他们的需求，如果把这些工作都做扎实了，政府就没有理由拒绝智库的决策建议。
其次，智库要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给中央决策贡献力量；引导社会发展的走向，这也是智库的责任担当。很多事情政府出面对民众说可能欠缺一点影响力，而智库作为专家学者，作为第三方谈观点和想法可以引导舆论和民意，从侧面的角度助推了社会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也是推动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推手。智库现在做了一些工作，但特别是民间智库在中国治理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影响也非常少，反倒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影响很大，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也高。如果研究中国治理的智库能够引导社会治理方向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智库应该走在国家决策之前，而不是之后。因此，智库不能自己玩，一定要有“智库+”的模式，例如：智库+政府、智库+企业、智库+媒体等才能产生综合性效果。
智库+政府就是先走在政府前面，再搭配政府的作用。政府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需要智库提供方案解决，此时智库需要搭配政府力量来做。如果尾随政府去做也可以，实际上做的就是解读工作，怕民众误读中央政策。走在政府前面的属于高级智库，配合政府的属于尾随性智库。智库+媒体就是把媒体作为放大器，智库是舆论源，这两点相加会产生良好的正效应，对国家的发展也有好处。智库+企业就是为企业保驾护航的，中国发展到今天，很多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智库或者是专门为企业服务的智库。中国智库的数量不少，但结构未必很好，有的群体在智库的供给层面过剩，而有的群体找不到为其服务的智库，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更多思考。
最后，中国智库要走自己的路，不能随他人。排名虽然很重要，但排名不能反映中国智库的全部现状。中国智库要按照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走，要有中国特色。同时，中国智库要紧紧抓住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发声，比如2017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关心十九大要解决什么问题？回应国际社会关心什么问题？以及怎样解决中国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挑战？智库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建言献策，发挥自身作用。此外，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不光中美关切，全球也都在关注，中美关系不光是双方的问题，更多涉及到相关国家的问题。中、美、俄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美、欧之间的互动问题都需要智库献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很多媒体和智库都预测很多问题存在不确定性，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给智库带来了很多机遇，智库应思考如何在不确定性下解决好中美关系问题，把中美关系进行平稳过渡，这是智库应该做的事情。
（摄影承安）